簡介
烏台指的是御史台，漢代時御史台外柏樹很多山有很多烏鴉，所以人稱御史台為烏台，也戲指御史們都是烏鴉嘴。 在古代,人們習慣稱國家監察機關御史台為烏台。典出《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由此人們就稱御史台為烏府或烏署,亦稱烏台或柏台。可是,李國文先生在介紹蘇軾遭遇“烏台詩案”之禍時,卻與眾不同地把烏台解釋為北宋首都開封的一個固有地名。他先在《中國文人的活法·“城東不鬥少年雞”》一文中說:“烏台是都城開封御史衙門所在地”。接著又在《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王安石之死》一文中進一步強調:“烏台是宋代開封御史衙門所在地,由於那裡有幾棵大樹,烏鴉營巢於上而得名。”足證他一直沒發現,他對“烏台”的理解是錯的。
烏台詩案
烏台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台，一關就是4個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台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御史台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起因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里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經過
烏台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現在的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但經斷章取義後，句句上綱上線。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這位李定正是當年因隱瞞父喪而被司馬光稱為“禽獸不如”的傢伙，蘇軾也譏他“不孝”。雖然群小都要蘇軾死，但神宗皇帝不願殺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入監獄過夜。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軾的詩集，聽到這個訊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訊息，立即請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職。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也無濟於事，最好還是依禮迎接他，應當以正式官階出現。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官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甫遵淡然道：“並不如此嚴重。”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蘇軾歸看家人時，全家大哭。蘇軾笑著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宋真宗時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間訪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薦楊朴出來。楊樸實在不願意，但是仍然在護衛之下啟程前往京師，晉見皇帝。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朴答道：‘臣不會。’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學，抵死不願作官。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朴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皇帝又問：‘是什麼詩，可以告訴我嗎？’於是楊朴把臨行時太太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家人聽了故事，心裡稍安。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筵餞別。但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啟程，縣誌記載，老百姓都淚如雨下。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想跳水自殺。他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不然，後人就見不到赤壁懷古和赤壁賦了。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檔案。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依次是任鳳祥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調子，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於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詩經）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人指控之下，仗義直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蛋等人趁機落井下石，慫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木會）》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乾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圭誣告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木會），何預朕事？”不久，獄吏問蘇軾詠（木會）一事，蘇軾巧妙答道：“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會心而笑，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說國“蟠龍”也忘記了。
結果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剛才的詠（木會）詩就是一例。還有《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蟲”）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鳥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後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悽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那次是兒子蘇邁要離開京城去別處借錢，把送飯的事交給朋友，但是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有約定：送飯只送蔬菜和肉食，若聽到壞訊息，才送魚去。巧的是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魚。蘇軾大驚，就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蘇軾未判重罪，這些幕前幕後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詞人、詩人、畫家、書法家於一身的藝術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瘋狂行動，他們準備把新法反對派一網打盡。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國喪時不赦免涉案人員，舒蛋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和蘇軾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詩案總算了結了。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檢查起來，他又犯了對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雞”指的是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人他在少年時曾因鬥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而任宮廷的弄臣和伶人，這一點可引申而指朝廷當政的小人是宮廷中的弄臣和優伶，又是誹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