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漢斯·德爾布呂克早年的學者生涯
德爾布呂克1848年11月出生於貝爾根。他的父親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母親是柏林大學一位哲學教授的女兒。在他的先輩中有神學家、法學家和大學學者。他起先在格賴夫斯瓦爾德的一所預備學校接受教育，以後在海德爾堡大學、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很早就顯示了對歷史學的興趣，聽過諾爾登、沙費爾和居貝爾等人的講授，這些人都深受蘭克為歷史學術開創的新的科學潮流啟示。作為波恩大學一名22歲的學生，他參加了普法戰爭，其間因突患斑疹傷寒奉命退役。痊癒後，他重回大學，在居貝爾指導下於1873年獲得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主題是11世紀德意志的一位編年史家拉姆貝爾特·馮·赫爾茲費爾德。他對其著述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評析，首次展示了他在考證方面的機敏，那將使他的所有歷史著作卓越不凡。
1874年，在巴登政府大臣弗蘭茨·馮·羅根巴赫的幫助下，德爾布呂克被任命為腓特烈王儲第4子、6歲的普魯士親王的瓦爾德馬的私人教師，一直到王子夭折。在這個崗位上的五年不僅使他得以洞察當時的政治問題，還有助於使他的注意力轉向軍事。在符騰堡1874年的春季演習期間，他一面履行自己作為後備役軍官的年度義務，一面閱讀弗里德里希·威廉·呂斯托的《步兵史》 ，後者是一位前普魯士軍官，為躲避政府對其 1848～1849年的政治活動的懲罰而逃離該國，1860年在西西里擔任加里波第的參謀長，並且是瑞士參謀本部的創始人之一。 德爾布呂克後來說閱讀呂斯托的書決定了他選擇軍事史研究生涯，儘管事實上直到 1877年他才開始認真從事戰爭研究，當時他被給予機會去完成格奈瑟瑙的回憶錄和檔案的編輯工作，那是已由格奧爾格·海因里希·佩爾茨開始的。當他潛心於德意志解放戰爭史的研究時，他強烈地感覺到兩類戰略思維似乎有根本的不同：一類是拿破崙和格奈澤瑙的，另一類則是卡爾大公、威靈頓和施瓦岑貝格親王的。當他隨編輯工作之後撰寫格奈澤瑙傳記時，他進一步探究，這種不同便看來更加明顯。19世紀的戰略總的來說同前一個世紀的戰略顯著有別。他首次閱讀了克勞塞維茨的著作，並且與腓特烈宮廷里的軍官們作長時間交談。在此過程中，他對軍事史的興趣變得更濃，決心探尋戰略和作戰的那些基本的、決定性的要素。
1879年瓦爾德馬親王去世後，德爾布呂克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雖然其間並非一帆風順。1881年他獲得在大學執教的資格，但他在柏林大學就1866年戰爭作首輪講授時，引起了大學院長的反對，原因在於主題是當代性質的，而且他並未獲準教授軍事史。這位年輕學者仍然堅持下去，但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到了久遠的歷史時期，首先講授自封建制度初始起的戰爭藝術史，然後將自己的研究進一步往前推，推到從希波戰爭至羅馬帝國衰亡。他開始系統地研究古代和中世紀史料，發表了一系列短篇研究作品，主題分別涉及希波戰爭、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戰略、羅馬軍團支隊的戰術、早期日耳曼人的軍事體制、瑞士與勃艮第之間的戰爭、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的戰略等。同時，他還鼓勵學生對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做同樣細緻的研究。從這些講授和專題論文中，產生了德爾布呂克的《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其第一卷於1900年問世。（全書共7卷，但只有前4卷才能被認為是德爾布呂克自己的作品）。
德爾布呂克全神貫注的軍事史領域在學術界並未得到高度看重，與此同時他的政治和政論活動往往對帝國的政策有強烈的批評性 (他從 1882～1885年任普魯士邦議會議員，屬自由保守黨，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1883～1890年是《普魯士年鑑》編委會成員，此後成為該刊惟一主編)，這些大有損於他得到承認，而那是他的學術水平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會得到的。他直到1895年才當上教授，其時在柏林大學新設立了一個非教席教授職位，普魯士文化部內負責大學事務的官員弗里德里希·阿爾特霍夫指定由他擔任。一年後，當他繼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之後出任世界史教授時，他才成了教席教授。然而，他從未成為他所在大學的院校長，也從未入選普魯士科學院，雖然這些榮譽落到了遠不如他的同事們身上，他們從來不曾寫過或做過任何能與他那流芳後世的工作相媲美的論著或業績。
輝煌的戰史大師
《戰爭藝術史》從第一卷出版的時候起，就成為激烈抨擊的對象。古典學者怨恨德爾布呂克很不客氣地對待希羅多德，中世紀研究家攻擊他對封建制度起源的論述，滿懷愛國心的英國學者則對他輕視玫瑰戰爭大感憤怒。許多由此而來的爭議在該書後來再版時被寫入了腳註，在那裡仍能見到尚未平息的學界怒火。不過，就其主要梗概而言，專家們的抨擊無損於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種種不同讀者的廣泛讚譽，其中包括魏瑪共和國的國防部長威廉·格羅埃內爾將軍和社會主義的大政論家弗蘭茨·梅林。前者說它“絕對獨一無二”， 後者稱其為“新世紀裡資產階級德國的歷史編纂學產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羅夫在他寫的蘇聯國防部編《戰爭藝術史》全譯本第一卷導言裡，更少保留地重複了梅林的評價(“不僅就取材範圍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嚴謹而言，是該領域內最偉大的著作”)。
寫作的目的在德爾布呂克撰寫的四卷當中，第一卷討論了從希波戰爭直至愷撒麾下羅馬武功的全盛時期的戰爭藝術。第二卷主要論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論及羅馬軍事機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國的軍事組織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於論述戰術和戰略在中世紀的衰敗，乃至近乎消失，其結尾部分展示了戰術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戰爭中的復興。第四卷將戰術方法和戰略思想的發展一直論述到了拿破崙時代。
在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第三卷中，一位年輕軍官說道：“在一位軍事史學家的史述中，最瑣細的事實，最微不足道的事件，僅僅是一種觀念的表象，這觀念必須得到分析，而且它往往有如一個複寫本，從中可以揭示出其他觀念。”這段話相當準確地描述了德爾布呂克的軍事史觀。他感興趣的是總的思想和趨勢，而非充斥於早先的軍事史書中的細枝末節。在第一卷的導言裡，他特別否認有任何意圖來寫一部無所不包的戰爭藝術史。他指出，這樣的著作必須包括諸如“訓練細目及其指導，武器技術和養馬技能，最後還有整個海軍事務——諸如此類我全無新鮮話可說、或者根本不懂的事情”。德爾布呂克史書的寫作目的表述在書名里；它是一部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
在第四卷的導言裡，德爾布呂克對此做了更詳細的解釋。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國家體制與戰略戰術之間建立起聯繫。“認知戰術、戰略、國家體制和政策之間的相互關係，便是思考(軍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它揭示了許多迄今為止一直隱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為人知的事情。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在於戰爭藝術本身，而在於認識世界史。如果軍人們閱讀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勵，那么我將感到高興並引以為榮；然而，它是一位歷史學家為歷史愛好者寫的。”
然而，德爾布呂克同時認識到，在能夠從過去的戰爭中得出任何普遍的結論以前，歷史學家必須儘可能準確地查明那些戰爭是怎么打的。正是因為他意欲探求其他歷史學家也將感興趣的普遍道理，他就不得不費勁兒去搞清楚過去戰爭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最瑣細的事實”；而且，雖然他自己否認，但他對這些事實的重新評價不僅對歷史學家有重大價值，而且對軍人也是如此。
這些“事實”要到過去傳留下來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許多軍事史料顯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間裡的閒聊和僕人們的流言”好。 現代的歷史學家應當如何核實這些古代記錄？
德爾布呂克相信可以用若干辦法做到這一點。只要歷史學家知道過去的戰鬥在其中發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現代地理學的所有知識核實流傳下來的報導。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裝備的類型，他就能以一種合乎邏輯的方式重構過去的戰術，因為使用每一種武器的戰術規則都可以被確認。對現代戰爭方式的研究會向歷史學家提供進一步的工具，因為他可以判定在現代戰役中平均每個士兵的行軍能力、平均每匹馬的負重能力以及大規模人群的機動性。最後，往往可能發現這樣的戰役或戰鬥：存在著關於它們的可靠報導，而且在其中，早先歷史上的戰鬥狀況差不多一模一樣地再現出來。存有準確記載的瑞士－勃艮第戰爭與惟有希羅多德記述過的馬拉松之戰，都是一方為騎兵和弓箭手，另一方為手持肉搏戰武器的步兵。在這兩個戰例中，步兵都是勝利者。所以，應當有可能從格朗松、米爾唐和南錫戰鬥中得出能套用於馬拉松之戰的結論。
這裡只需提及“事件考辨法”的很少幾項套用。德爾布呂克的一些最驚人成果，是依靠探究過去戰爭中參戰部隊的人數取得的。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述，公元前480年在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統率下，進犯希臘的波斯大軍有26.42萬名戰鬥人員，加上至少同樣多的水手、奴僕和隨營人員。 德爾布呂克指出這不可信。“按照德國的行軍隊形，3萬人組成的一個軍將蜿蜒約3英里，輜重車隊還不算在內。據此，波斯人的行軍佇列將長達420英里，亦即波斯先頭部隊抵達塞莫皮萊城下時，其殿後部隊才剛離開底格里斯河對岸的蘇薩”。
即使這一尷尬的事實可以解釋得通，也沒有任何戰場大得足以容下希羅多德記載中那么巨量的軍隊。例如，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參觀的波斯參謀官頗為詫異地寫道：即使一個波斯旅，也極難在這么小的空間裡演練”。德爾布呂克基於對古希臘人口的現代研究估計，公元前490年在馬拉松迎戰波斯人的希臘軍隊約有1.2萬人。由於希羅多德斷言希臘軍隊在兵力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他雖然沒有說對方的兵力規模有多大，但估計波斯傷亡6400人)，這就意味著參戰部隊的總人數遠遠超過這位普魯士觀察家設定的極限。
而且，這些並非僅有的理由，使人可以相信希羅多德總是傾向於誇大波斯部隊的兵力。馬拉松戰役中，希臘軍隊是一支公民軍隊，被訓練來按照一種原始的方陣打仗，不適於戰術機動。波斯軍隊是一支職業軍隊，其戰士之勇敢甚至在希臘人的記述中都承認。“如果(波斯軍隊的)規模與其作戰之勇敢都是真的，被反覆稱道的希臘人的勝利就無法解釋得通。在這兩件事當中，只有一件能夠是真的；因此很明顯，波斯人的優勢不在於兵力數量，而在於兵力質量。” 德爾布呂克斷定，波斯人遠非擁有希羅多德所述的龐大的軍隊，而是在整個希波戰爭期間兵力數量實際上少於希臘人。
希羅多德的記載很久以來就受到懷疑，德爾布呂克的批評絕非完全獨創。他的真正貢獻，在於他將同一套系統的方法套用於考證希波戰爭到拿破崙戰爭期間每一場戰爭的人數記載。因此，在討論愷撒的高盧戰役時，他明確地顯示出於政治原因，愷撒對其敵手的兵力估計是嚴重誇大了的。根據愷撒，長途跋涉的赫爾維蒂人有36.8萬之眾，並且攜帶三個月的供給。在德爾布呂克看來，這人數估計帶有神話意味。然而，正是愷撒關於赫爾維蒂人的糧食供給所寫的話，使他能夠證實這一點。他指出，要攜帶三個月的供給大約需要8500輛貨車，而在愷撒時代的道路條件下，這么一支隊伍的行進很不可能。還有，在討論匈奴人對歐洲的入侵時，德爾布呂克通過描述毛奇在1870年戰爭中指揮50萬大軍作迂迴機動時經歷的困難，有力地破除了相信阿提拉擁有一支70萬人的大軍的觀點。“統一指揮如此巨大的一支軍隊，即使是有鐵路、公路、電報和參謀本部，也是個非常艱難的任務……如果毛奇沿同樣的路線調動50萬人都那么困難，阿提拉怎么能統率70萬人從德國渡過萊茵河進入法國，然後直抵沙隆平原？可以用其中一個數字來核對另一個數字”。
德爾布呂克對軍隊人數的探究不只是有一種單純的古史研究意義。在德國軍隊正被教導從歷史中尋求教益的時候，破除神話有助於它避免得出錯誤的結論。在戰爭或戰爭研究中，兵員數目最重要。 德爾布呂克本人指出：“一項1000人的部隊能夠輕而易舉地實施的兵力運動，對於1萬人的部隊來說就是個艱巨的任務，對於5萬人的部隊就是一項藝術，而對於10萬人的部隊便不可能了。”除非知道往昔的戰役中參戰部隊的準確人數，否則就不可能從中引出教益。
“事件考辨法”還有其他用途。依靠這個方法，德爾布呂克能夠以合乎邏輯的方式再現單個戰役的詳細情況，而他在這方面的成功給德國參謀本部歷史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對那種使得側翼包抄成為可能的斜行進戰鬥隊形的起源進行了研究，其價值格羅埃內爾將軍予以了證實； 斜形戰術最早由底比斯的伊巴密濃達使用，它與腓特烈大帝1757年在洛伊滕會戰使用的隊形驚人地相似。眾所周知，他對坎尼戰役中包圍運動的科學描述強有力地影響了施里芬伯爵的作戰理論。 然而，對馬拉松之戰的敘述也許是德爾布呂克重現往昔的戰鬥細節這一才能的最好例證，尤其是因為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一種信念，即“如果知道敵對雙方的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那么地形就是決定戰鬥特徵的一個如此重要和令人信服的因素，以致只要結果確定無疑，便可以大膽地以梗概形式再現戰鬥過程。”德爾布呂克不僅將這一方法套用於馬拉松之戰，而且也以此來再現托伊托堡森林之戰的情景。
在馬拉松的希臘軍隊由重裝步兵組成，排成原始方陣，其機動性很有限，只能緩慢前行。同它對陣的軍隊人數處於劣勢，卻由訓練優良的弓箭手和騎兵組成。希羅多德寫道，希臘軍隊在馬拉松平原上猛烈衝鋒約5480英尺，一舉粉碎波斯軍隊的中央陣線，從而贏得了這場戰鬥。德爾布呂克指出這在體能上不可能。根據現代德國的訓練手冊，全副武裝的戰士僅能跑2分鐘，大約1080英尺到1150英尺。雅典士兵身負裝備並不輕於現代德國士兵，而且他們還有另外兩個不利因素：他們不是職業軍人，而是平民；他們當中許多人超過了在現代軍隊里要求的年齡限制。不僅如此，希臘方陣是一種人員排列很密集的陣形，它使任何快速行進都不可能。如此長距離的衝鋒將使雅典人的方陣變為混亂無序的烏合之眾，那會被波斯的職業軍人輕而易舉地戰勝。 [ 註：假設希臘軍隊只是行進到弓箭射程之內才發動衝鋒，德爾布呂克的立論就變得不那么有力了。然而希羅多德明明說他們“奔跑著沖向敵人，不少於1英里距離。”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茨支持希羅多德的說法，爭辯說阿耳特彌斯女神給了希臘人足夠的力量發起衝鋒，並且批評一類研究低估了神祇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激勵的重要性。他得到了克羅邁爾的支持，德爾布呂克曾在《歷史學刊》和《普魯士年鑑》上就此與後者進行了爭論。 ]
希羅多德敘述的戰術顯然不可能，尤其是因為希臘方陣的側翼是如此脆弱，以致在開闊的戰場上進行的任何遭遇戰中，都可以被波斯騎兵包圍。在德爾布呂克看來，這場戰鬥顯然不是發生在馬拉松平原本部，而是發生在東南面的一個小山谷。在那裡，希臘人的側翼有高山和森林掩護，以免被包抄。希羅多德說雙方延遲數日才投入戰鬥，這一事實表明雅典指揮官米爾蒂阿澤斯選擇了一個有利位置；考慮到希臘軍隊的戰術形式，惟一可能的陣地位於弗拉納山谷。不僅如此，這個陣地還扼守著通往雅典的惟一道路。為了進占雅典城，波斯軍隊不得不進攻米爾蒂阿澤斯的軍隊，否則就放棄整個戰役，而他們選擇了前者。因此，對這場戰鬥惟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是：波斯人雖然兵力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無法使用包抄戰術，但還是首先發動進攻；米太亞得在關鍵時刻轉守為攻，擊垮波斯軍隊的中央陣列，一舉贏得戰鬥勝利。
對那些漫不經心的讀者來說，《戰爭藝術史》像先前的許多著作一樣，僅僅是一部戰例彙編。然而德爾布呂克所以那么仔細地重構一場場戰事，是因為他的主要目的需要如此。他覺得，通過對關鍵性戰鬥的研究，學者便能掌握一個時代的戰術，並且可以由此進至探究更廣泛的問題。關鍵性戰鬥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所在時代的典型表現，而且因為它是軍事科學逐漸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從某種意義上說，德爾布呂克有如普魯斯特小說中的那位年輕的軍官，相信往昔的戰鬥是“當今戰鬥的文學表現、教益源泉、經驗由來和精華所在”。通過再現一場場往昔的戰鬥，他探尋軍事史的內在連貫性，因而他的“事件考辨法”使他得以形成三大主題，它們賦予他的著作一種意義和統一性，那是在先前的此類著作中看不到的。它們是：戰術單位從希波戰爭到拿破崙時代的演變；整個歷史上戰爭與政治的相互關係；戰略的兩大基本形態。
德爾布呂克對戰術單位演變的論述被稱作他對軍事思想的最重要貢獻之一。 經過研究，他確信羅馬人在軍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靈活性和機動性的直接結果，而這些又來自他們軍隊的戰術組織形式。他進一步論辯說，“古代戰爭藝術的真諦”就在於原始的希臘方陣逐漸演變為羅馬人使用的、得到精巧協調的戰術陣列， 而此類陣列在15世紀瑞士－勃艮第戰爭中的復興、連同它們在以拿破崙稱霸歐洲而結束的那個時期里的改進和完善，構成現代軍事史上的突出事態。
古代戰爭史的轉折點是坎尼戰役。在坎尼，漢尼拔統率下的迦太基人以一場所曾有過的最完美的戰術會戰大敗羅馬人。羅馬人怎么能夠從這次災難中恢復過來、擊敗迦太基人並最終對整個古代世界行使其軍事優勢？答案要從方陣的演進中去尋找。在坎尼，羅馬步兵的陣列就像馬拉松戰場上的希臘軍隊那樣，這就使他們成了漢尼拔的囊中之物，因為他們的側翼暴露，加上後衛部隊不能獨立於軍隊主體作迂迴機動，使得他們不可能抵擋迦太基騎兵使用的包圍戰術。然而在坎尼戰役以後的歲月里，羅馬的戰鬥陣列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羅馬人首先排出一個整齊的方陣，然後將它分成若干縱隊，最後再分成大量小型戰術單位；這些單位有時互相靠攏，形成一個緊湊和不可穿透的整體，有時又靈活自如地改變隊形，他們能夠互相分開，並且朝這個或那個方向運動。” 對於現代的戰爭研究者，這一事態看來那么自然，以致幾乎不值得注意。然而，要做到這一步極其困難，在所有古代民族中間只有羅馬人才成功了。就羅馬人來說，它所以可能，也是靠了歷時百年的實驗——這期間羅馬軍隊從一支公民武裝變成了一支職業軍隊，並且靠了作為羅馬體制特徵的對於軍紀的強調。 “紀律的意義和威力是由羅馬人首先充分認識和予以實現的”。
因此，羅馬人所以征服了世界，不是因為他們的部隊“比他們的所有對手更勇敢，而是因為靠著紀律，他們有更強的戰術組織”。 惟一成功地避免被羅馬征服的民族是日耳曼人，他們的抵抗所以可能有效，是由於他們的政治體制當中一種天然固有的紀律，加上日耳曼人的戰鬥縱隊是一種非常高效的戰術陣列。 確實，在與羅馬人打仗的過程中，日耳曼人學會了模仿羅馬軍團的組合方式，並且隨機或獨立、或結合地運動其戰鬥縱隊。
隨著羅馬國家的衰落和帝國的野蠻化，米太亞得時期以來取得的戰術進步逐漸終止。從塞韋里即位開始的那個時代的政治混亂削弱了羅馬軍隊的紀律，逐漸損害了它的優秀的戰術形式。 與此同時，大量蠻族人被接納進軍隊，因而已無可能保持歷經幾個世紀形成的高度整合的戰鬥序列。歷史證明，只有被組織成強有力的戰術單位，步兵才優於騎兵。現在，隨著國家衰敗和因此而來的戰術蛻化，在西方新的蠻族帝國和查士丁尼皇帝的軍隊里，有一種越來越加劇的、以重裝騎兵取代步兵的趨勢。 當這一趨勢占據主導地位時，步兵戰術決定戰鬥勝負的時代終告結束，歐洲進入了一個由全副武裝的騎士支配軍事史的漫長時期。
德爾布呂克被指責持有下述觀點：軍事科學的發展隨羅馬帝國的衰敗而停頓，後來隨文藝復興而再度開始。 這一指責是對的。從查理曼的時候起，到瑞士步兵在勃艮第戰爭中出現為止，所有戰爭的核心成分都是封建軍隊。根據德爾布呂克的觀點，這不算是戰術單位。它依靠的是單個武士的戰鬥素質；沒有紀律，沒有統一指揮，也沒有兵種的有效區分。在這整個時期里，沒有取得任何戰術進步，而德爾布呂克看來傾向於贊同馬克·吐溫筆下“康涅狄克州的美國佬”所言：“當你計算結果時，你無法將一場格鬥同另一場格鬥區分開來，也無法說清誰被打了。”誠然，在克雷西會戰中，英格蘭騎士卸去馬匹，徒步打了一場防禦戰，相反在阿金庫爾戰役中，未騎馬的騎士實際上打了進攻戰；然而這些僅僅是插曲，不能被視作現代步兵發展的前兆。
獨立的步兵在15世紀的瑞士人中間重新出現。“經過勞彭和曾帕赫、格朗松、米爾唐和南錫等一系列戰役，我們又有了可以同希臘方陣和羅馬軍團媲美的步兵部隊了。” 瑞士的長矛兵將自己組織成類似於日耳曼人的戰鬥縱隊那樣的單位；在與勃艮第人的戰爭過程中，他們完善了羅馬軍團用過的組合戰術。例如在曾帕赫戰役中，瑞士步兵分成兩支：一支堅執防禦陣勢，抗擊敵方騎士，另一支對敵軍側翼發動決定性打擊。
戰術單位的復活是一次軍事革命，堪與坎尼戰役之後的軍事革命相比。正是戰術單位的復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導致了封建戰爭的終結。在米爾唐、格朗松和南錫戰役中，騎兵使用了新式武器，但對戰役結局沒有任何影響。隨著步兵戰術單位重新成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騎在馬上的武士成了純粹的騎兵——軍隊的一個用處很大、但只是輔助性的部分。在其著作的第四卷里，德爾布呂克討論了這一發展，連同到常備軍時代的現代步兵演進，並且在結尾部分論述了由於法國大革命而成為可能的戰術變更。
德爾布呂克對戰術單位的出現予以的關切不僅使其軍事史具有一種連貫性，而且顯示了被他認作全書之本的那個論題，即政治與戰爭的相互關係。他指出，在每個歷史時期里，政治的發展與戰術的演進密切相連。“重裝步兵方陣在馬其頓諸王統治下的發展方式，同它在羅馬共和國貴族制度下的發展方式很不一樣，而只是同政體變化相關，羅馬步兵分隊戰術才得到發展。同樣，根據其性質，日耳曼百人隊的作戰方式與羅馬步兵分隊也大不一樣”。
例如，羅馬軍隊所以在坎尼戰役中敗北，是因為其戰術弱點。然而，促成這戰術缺陷的是這么一個事實：軍隊由未經訓練的平民而非職業軍人組成，同時國家的憲制要求軍隊指揮權由兩位執政官交替行使。 坎尼戰役之後的歲月里，統一指揮的必要被普遍認識到了。在經過多次政治試驗之後，公元前211年大西庇阿被任命為羅馬駐非洲軍隊的總司令，並且被確保在戰爭持續期間始終擔任此職。這項任命直接違背了國家的憲制，標誌共和體制開始衰落。在這個事例中，政治與軍事的相互關係顯而易見。德爾布呂克寫道：“第二次布匿戰爭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性在於，羅馬實現了一場內部變更，它極大地增進了羅馬的軍事潛力，” 同時卻改變了國家的整個性質。
正如政治因素在羅馬戰術的最佳化中起支配作用一樣，羅馬戰術形式的瓦解也只有靠仔細研究帝國後期的政治體制才能得到解釋。公元3世紀的政治經濟混亂直接影響了羅馬的軍事機器。“持續的內戰毀壞了迄今為止確保羅馬軍隊堅不可摧的凝聚劑——構成軍團價值所在的紀律”。
縱觀整部《戰爭藝術史》，沒有哪個地方德爾布呂克對政治與戰爭的關係做了概括性討論。然而，隨著從一個歷史時期轉到另一個歷史時期，他總是將純粹的軍事問題恰當地置於其歷史大背景之中，說明政治體制與軍事體制之間的緊密聯繫，顯示一個領域內的變化如何必然導致另一個領域內的相關反應。他論證日耳曼戰鬥縱隊是日耳曼部落的村社組織在軍事上的表現形態，並且說明了日耳曼公社生活的瓦解如何導致戰鬥縱隊作為一種戰術單位的消亡。 他展示了15世紀的瑞士人怎么可能取得勝利：依靠各州民主成分與貴族成分的融合，連同城市貴族與農民大眾的聯盟。他還描述了法國大革命期間政治因素的軍事作用，即“保衛祖國的新思想激發了(士兵)大眾如此高漲的戰鬥意願，以致能夠形成新的戰術”。
德爾布呂克的全部軍事學說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於所有軍事戰略皆可分成兩大基本形態。這個理論在《戰爭藝術史》出版以前許久便已經形成，在該書的第一卷和第四卷里得到了運用自如的概述。 在德爾布呂克那個時候，大多數軍事思想家都相信戰爭是為了殲滅敵軍，因而實現殲敵的會戰是一切戰略的目的。他們往往有選擇地援引克勞塞維茨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德爾布呂克經過對軍事史的最初研究，就確信這種戰略思維方式並非一向被普遍接受；相反，在一些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流行的是一類完全不同的戰略。不僅如此，他發現克勞塞維茨本人也斷言整個歷史上並非只存在一類戰略體系：在1827年的一個便箋中，克勞塞維茨提出有兩種顯著有別的戰爭方法，一種是決意殲滅敵人，另一種是有限戰爭，在其中並無這樣的殲敵可能性，其原因或者在於戰爭涉及的政治目的有限或政治緊張程度低，或者在於軍事手段不足以實現殲滅。
克勞塞維茨在去世前業已開始修改《戰爭論》，但未及完成他對兩大戰爭方式打算作的全面分析便與世長辭。德爾布呂克決心接受這一區分，並且闡明其中每一種方式的內在原理。他將第一種戰爭方法稱為殲滅戰略。它的惟一目的就是決定性會戰，司令官只被要求來估計在某一特定形勢下進行這種會戰的可能性。
德爾布呂克稱第二種戰略為消耗戰略，有時也稱之為兩極戰略。它與殲滅戰略的不同之處在於“殲滅戰略僅有一極，那就是會戰，消耗戰略卻有兩極——會戰和迂迴，將領所做的決定游移於這兩極中間”。在消耗戰略中，會戰僅是若干同等有效的手段中間的一個手段，它們都服務於實現戰爭的政治目的；會戰本質上並不比占領領土、摧毀莊稼或商業、實行封鎖更重要。第二種戰略既不是第一種戰略的單純的變體，也不是一種較低級的戰略形態。在某一些歷史時期里，由於政治原因，或者由於軍隊規模小，它是惟一可以被使用的戰略。它賦予軍隊指揮者的任務就如對於殲滅戰略的代表者要求的一樣困難。由於掌握的資源有限，消耗戰略的實行者必須確定在若干個戰爭手段中間哪個將最適合自己的目的，何時進行戰鬥，何時實施迂迴，何時奉行“大膽冒險”戰法，何時遵循“節約兵力”原則。“就此所做的決定是個主觀的東西，尤其是因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徹底和準確地知道所有情況，特別是敵方營壘內正在發生的事態。在對所有情形——戰爭目的、戰鬥部隊、政治反響、敵方統帥的個性、敵國政府和民眾的特徵以及自己一方的相應狀況——仔細研究之後，司令官必須決定一場會戰是否可取。他可以斷定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任何較大規模的行動；他也可以決定在每個場合都尋求會戰，以致他的操作和一極戰略沒有什麼根本區別”。
在歷史上的偉大統帥中間，亞歷山大、愷撒和拿破崙是殲滅戰略家。然而，一些同樣偉大的將領是消耗戰略的典型代表。在他們當中，德爾布呂克列舉了伯里克利、貝利薩留、華倫斯坦、古斯塔夫二世和腓特烈大帝。將腓特烈列入其中招來了對德爾布呂克的一片憤怒抨擊。抨擊者中間嗓門最大的是參謀本部的歷史學家，他們相信殲滅戰略是惟一正確的戰略，堅持認為腓特烈是拿破崙的先驅。德爾布呂克反駁說，持這種觀點是對腓特烈的嚴重貶損。如果腓特烈是殲滅戰略家，那么如何解釋1741年時他統率著6萬大軍，卻拒絕進攻一支僅有2.5萬人的已遭敗績的軍隊？又如何解釋1745年在取得霍亨弗里德堡戰役的偉大勝利後，他寧願重新訴諸迂迴戰？如果殲滅戰略的原則被當作評判將領素質的惟一標準，腓特烈就將留下一個很糟糕的形象。 [ 德爾布呂克寫了一則意在嘲諷的模仿文，顯示用這種標準評判腓特烈的戰役將使他淪為一名三流將領。為此，德爾布呂克在普魯士邦議會中被譴責為惡毒誣衊一位民族英雄。 ] 然而，腓特烈的偉大在於這么一個事實：儘管他認識到自己的資源不足，從而不能在每個場合都尋求會戰，但他仍然能有效地運用其他戰略原則以贏得戰爭。
德爾布呂克的爭辯沒有使抨擊者信服。科爾瑪·馮·德·戈爾茨和弗里德里希·馮·貝爾恩哈迪都加入了抨擊者的行列，隨之而來筆墨仗打了20多年。 對德爾布呂克戰略理論的最透徹、最有見地的批評出自奧托·欣茨。欣茨反對德爾布呂克將腓特烈時代的戰略與拿破崙時代的戰略截然分開的做法，堅持認為腓特烈既是殲滅戰略家，又是消耗戰略家。他還質疑德爾布呂克對克勞塞維茨的用意的解釋，羅辛斯基在《歷史學刊》第151期(1938年)上表達了同樣的質疑。 喜愛爭論的德爾布呂克不屈不撓地反駁對他理論的指責，但是由拿破崙和毛奇的傳統薰陶出來的軍官隊伍拒不接受他的消耗戰略思想，確信速戰速決是可行的。
來自軍方的批評者們完全看不到德爾布呂克戰略理論的深刻意義。歷史表明不可能只有一種戰略理論，對每個時期來說都正確。就像戰爭的其他每個方面那樣，戰略與政治、與國家的生活和實力密切相連。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與其敵對同盟的政治弱點相比的雅典的政治弱點，決定了伯里克利實行的那種戰略。假如伯里克利試圖奉行殲滅戰略，像克里昂後來做的那樣，那就必然招致災難。拜占庭帝國與波斯人之間緊張的政治關係，決定了貝利薩留在義大利作戰的戰略。“在此，就像在所有其他場合一樣，決定戰爭操作、規定戰略方針的是政治。”同樣，“三十年戰爭的戰略由極其複雜、反覆變化的政治關係支配”；古斯塔夫斯·阿道夫之類將帥的個人勇敢和喜好會戰無可置疑，但他們不得不進行有限戰爭。使腓特烈大帝成為偉大統帥的不是他贏得的戰役，而是他的政治敏銳及其戰略之符合政治現實。任何戰略體系都不可能自立自足；一旦企圖使之如此，亦即使之脫離其政治環境，戰略家就變成了國家的威脅。
從王朝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戰爭勝利，國家戰爭潛力的巨大增長：所有這一切似乎證明殲滅戰略是現代理所當然的戰爭方式。遲至1890年，德爾布呂克本人雖然堅持戰略的相對性，但似乎仍然相信這是真的。 然而在19世紀最後的歲月里，60年代的大規模軍隊正在變成後來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更為龐大的“百萬大軍”。難道這一轉變不會使殲滅戰略的套用變得不可能，從而預示回到伯里克利和腓特烈的戰略原則？難道國家不是處於嚴重危險之中，因為參謀本部繼續拒不承認有替代性的戰略體系？隨德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隱含在德爾布呂克全部軍事著作中的這些問題就成了他的口中常言。
罕見的戰略洞察力
由於德爾布呂克是德國民間頭號軍事問題專家，他在1914～1918年戰爭期間的著述就頗為重要。作為一名軍事評論家，他的信息來源完全不優於其他報刊寫作者。像他們那樣，他不得不依賴參謀本部發表的新聞公報、見於日報的種種敘述和來自中立國的報導。如果說他對戰爭的論述因視野寬闊、見識廣博——這在民間評論家的學究性作品中並非常見——而卓越超群的話，那歸功於他的現代戰爭專門知識和他從歷史研究中獲得的縱深感。從他發表於《普魯士年鑑》的月度評論中，可以發覺他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勾勒的原理、特別是他的戰略理論和他強調的戰爭與政治的相互關係得到了進一步闡明。
根據施里芬戰略，德軍在1914年大舉突入比利時，以便迅速粉碎法軍抵抗，然後全力打擊俄國。這是殲滅戰略的最極端形態，而德爾布呂克本人在戰爭的第一個月里覺得這是合理的。像他的絕大多數同胞那樣，他幾乎完全不但心法國能有效地抵抗。法國政治上的不穩定只會損害其軍事機器。“一支43年裡更換了42位陸軍部長的軍隊在組織上不可能有效運行。”他也不覺得英國有能力持續抵抗。他相信，鑒於其過去的政治發展，英國至多只可能徵召一支象徵性的兵力。英國一向依賴小規模的職業軍隊，實施普遍徵兵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每個民族都是其歷史的產兒，不可能完全脫離這歷史，就像一個人不可能取消其青年時代的影響一樣”。
然而，當德國首場大進攻未能實現其目的、以致曠日持久的塹壕戰開始時，德爾布呂克意識到發生了一種頭等重要的戰略變更。隨西線的僵局持續下去，特別是在凡爾登攻勢失敗後，他越來越確信最高統帥部的戰略思維必須予以修改。至少在西線，防禦戰已成定局，而這一事實“變得更重要，因為在戰前德國被鼓勵的戰略理論當中，進攻至上總是以很罕見的片面性得到宣言和鼓吹”。 現在很明顯，西線狀況接近於歷史上流行消耗戰略時的情景。“儘管這場戰爭已經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新東西，但仍然可能從中找到某些歷史的相像處：例如腓特烈式的戰略——連同其堅不可摧的陣地、越來越加強的火炮、野戰築防工事、戰術變化之罕見以及隨之而來的長久撤退——同今天的陣地戰和消耗戰無疑地相似”。在西線，依靠決戰已不再可能，德國將不得不尋求其他手段來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敵人。
到1916年12月，德爾布呂克已在指出：“無論我們的軍事地位多么有利，繼續打下去都很少有可能使我們如此占上風，以致我們能夠為所欲為地規定和平條件。”德國武力取得粉碎性全勝不大可能，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話。然而，這並不意味德國無法“贏得戰爭”。它的內線位置不僅將它的對手分隔開來，而且使它能保持主動權。它的實力是如此強大，以致理應不難使它的敵人確信不可能打敗德國。當西線堅固的防守在削弱協約國部隊的意志時，統帥部可以明智地將最精銳的部隊投入打擊協約國集團的最薄弱環節，即打擊俄國和義大利。集中進攻俄國將使土氣低落的沙皇軍隊徹底喪失鬥志，並且很可能促成在聖彼得堡早日爆發革命。德奧對意進攻的成功則不僅會在英法兩國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而且將威脅法國與北非的聯繫。
因此，在德爾布呂克看來，德國的戰略必須以毀壞敵對聯盟、從而孤立英法為目的。在這方面，同等重要的是切勿採取可能導致英法獲得新盟友的任何措施。德爾布魯克始終堅決反對潛艇戰，正確地擔心這導致美國參戰。 然而說到底，如果德國想贏得戰爭，政府就必須表明它清楚地理解蘊含在衝突中的政治現實。西線的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消耗戰，因而衝突的政治方面變得更重要了。“政治是支配因素、限制因素；軍事行動僅是它的手段之一。”必須制定出一個政治戰略來削弱英法兩國人民的抵抗意志。
從戰爭伊始，德爾布呂克就感到德國在政治領域苦於一項非常真實的戰略弱點。“由於我們在普魯士的波蘭人和丹麥人聚居區實行狹隘的德意志化政策，我們在世界上自招弱小民族的壓迫者而非保護者的名聲”。 如果這名聲在戰爭過程中被確認，它將使德國的敵人得到精神鼓舞，毀壞德國贏得最後勝利的希望。德爾布呂克爭辯說，拿破崙應當是德國政治領導人的前車之鑑。這位皇帝的最具壓倒性的勝利只是加強了敵人的鬥志，為其最終失敗鋪平了道路。“但願上帝阻止德國步拿破崙政策的後塵……歐洲懷抱一項信念團結不屈，那就是它永不屈從單獨一國對它強施的霸權”。
德爾布呂克認為，入侵比利時實屬戰略必需；但儘管如此，這仍是一項不幸的行動，因為它似乎證實了人們的猜疑，即德國決意征服和兼併小國。從1914年9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爾布呂克一直堅持這么一點：德國政府必須無保留地宣布決無任何意圖在戰爭結束時兼併比利時。他認為，只要有德國保持占領佛蘭德海岸的危險，英國就決不會媾和。削弱西方強國抵抗的第一步，應當是清楚地宣布德國在西面沒有領土野心，其戰爭目的“不會以任何方式損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和尊嚴” 。
要使西方強國相信德國不追求主宰世界，或許最好的辦法是表明它不反對經談判實現和平。從1914年9月協約國在馬恩河畔成功地進行反攻以來，德爾布呂克始終贊成這樣的和平。他堅信戰爭是由俄國的侵略引起，認為英法兩國沒有任何原因應該繼續同一個“捍衛歐亞兩洲免遭莫斯科帝國統治”的國家作戰。 隨著戰爭拖延下去，他更加確信真誠的談判意願將使德國贏得勝利——僅靠戰爭無力實現的勝利；美國參戰後，他公開預言除非德國領導人使用談判這一武器，否則定將失敗。因此，他對帝國議會通過1917年7月和平決議案 [ 註：帝國議會以212票對126票通過“和平決議案”，其部分條文如下：“帝國議會致力於實現雙方彼此諒解的和平與各民族間的持久和解。領土侵犯和政治、經濟、財政壓迫皆於此種和平相背。帝國議會反對任何旨在戰後設定經濟壁壘或使民族仇恨永久化的計畫。公海自由必須得到保障。經濟和平本身將奠定各民族友好協作的基礎。帝國議會將積極促進創建國際司法組織。但是，只要敵國政府拒絕此種和平，只要它們以征服和統治威脅德國及其盟國，德國人民就將始終團結一致，毫不動搖，奮戰到底，直至德國及其盟友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得到保障。如此萬眾一心，德國人民不可征服。” ] 感到歡欣鼓舞，因為他覺得這比在西線發動任何可能的新攻勢更能削弱西方國家的抵抗。
德爾布呂克一刻也沒有動搖過德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的信念，但他明白有最優秀的軍隊還不夠。在整個1917年，他反反覆覆地強調一個主題：“我們必須正視眼前的現實：在某種意義上反對我們的是一個世界性聯盟；我們決不能無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我們試圖深入地探知這個世界性聯盟的基本緣由，我們就會反覆碰到害怕德國世界霸權的心理……對德國專制主義的恐懼是我們不得不加以考慮的最重要事實之一，也是構成敵人力量的最強勁因素之一。”直到這恐懼被克服為止，戰爭將一直持續下去，而要克服這恐懼，惟有依靠一種基於否認在西面有領土野心和願意談判的政治戰略。
在德爾布呂克看來，正是由於目前的戰爭狀況與18世紀的戰爭有某些相似之處，因而對戰爭之政治方面的這種更大注重完全符合腓特烈大帝實行過的消耗戰略原則。德國在1914年發動戰爭時，將所有賭注都押在決戰上，結果失敗了。德爾布呂克現在將軍事行動降至從屬位置。作戰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個手段。如果德國政治家起初未能使西方強國相信和平值得想望，那就可以發動一場新的軍事攻勢，那將起到打消猶豫的作用。只有將軍事努力與政治謀劃如此協調起來，才能贏得戰爭勝利。
德爾布呂克渴望有一個有效削弱敵方抵抗的政治戰略，但到頭來非常失望。早在1915年就顯而易見，部分強有力的德國公眾輿論將戰爭當作不僅在東方、也在西方攫取新領土的手段。當德爾布呂克呼籲宣布願意撤出比利時之際，迎接他的是辱罵，連同《德意志日報》的譴責，即他“向我們的國外敵人屈服”。 戰局的變化並未減小攫取戰利品的欲望，最重要的兼併主義群體——勢力很大的祖國黨對國家政策施加了強有力影響。德國政府不僅沒有作任何關於比利時的宣告，而且從未表明自己在談判媾和問題上的立場。當帝國議會於1917年辯論“和平決議案”時，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發出威脅：倘若通過該文，他們就辭職。決議案通過後，統帥部如此有效地施加了影響，以致政府不敢將它當作政策要旨。經過這所謂1917年7月危機，西方強國被鼓勵相信帝國議會所言全屬花招，德國領導人仍決意統治世界。
在德爾布呂克眼裡，7月危機有更深刻的意義。它表明在政府內部缺乏政治領導，軍方越來越趨於支配政策制訂。德國軍方領導從來不以政治敏銳著稱，但在過去他們遵奉國家政治首腦的意見。格奈澤瑙自願服從哈登堡的觀點，毛奇——雖然有時勉強——屈服於俾斯麥的政治決斷。如今，在德國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刻，軍方在接管一切，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對現行的政治現實有正確的認識。儘管有軍事才智，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企求的仍然只是對西方國家的決定性軍事勝利，只是一次將使他們完全控制西歐的大決戰。德爾布呂克懷著愈益增長的絕望感寫道：“雅典所以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遭到滅頂之災，是因為伯里克利沒有好的繼任者。在德國，我們有夠多暴躁好鬥的克里昂。任何信任德意志民族的人，都會確信其子孫中間不僅有偉大的戰略家，而且有才能出眾的國務家，時局的必需將把駕馭對外政策的韁繩交到他手上。” 然而這樣才能出眾的國務家始終沒有出現，暴躁好鬥的克里昂們甚囂塵上。
結果，德爾布呂克全無信心地看著德軍發動1918年攻勢。他寫道：“很顯然，我自戰爭打響以來就一直闡說的那些原則無可修改，而在我們的西線戰爭目的問題上分歧依然如故。” 他堅持認為，戰略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不能脫離政治考慮。“大規模的戰略攻勢本應有類似的政治攻勢來配合或加強，後者將如戰場上的興登堡及其手下官兵對前線起的作用一樣，對我們敵人的國內戰線起作用”。假如在進攻開始前的14天，德國政府宣布它堅定地希望經談判實現和平，並且宣布在此種和平來臨後從比利時撤出，結果本來會怎樣？勞合·喬治和喬治·克列孟梭可能認為這些宣告是德國虛弱的表現。然而現在，攻勢已經展開，“勞合·喬治和克列孟梭是否仍將掌舵？我非常懷疑。我們甚至可能現在已坐在談判桌前了”。
德爾布呂克感到，由於未能將戰爭的政治方面與軍事方面彼此協調起來，攻勢至多只會導致純粹的戰術成功，而不會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然而即使是他，也沒有想到這是殲滅戰略家們的最後一賭，因而德國的突然徹底崩潰對他來說有如晴天霹靂。在1918年11月一期《普魯士年鑑》上，他給讀者們寫了一篇古怪但頗能說明問題的致歉文。“我錯得多么厲害”，他寫道，“不管四周前情況怎么糟糕，我仍然不願放棄希望，企盼前線雖然岌岌可危，但能守住，並將迫使敵人接受一種能保住我們邊界的停戰協定”。接著在下面這句話里，他表達了他感到自己作為一名軍事評論家對德國人民負有的責任：“我承認，我說和寫的往往比內心感到的更有信心。我不只一次地讓自己被陸海軍公告和報導的自信口氣所蒙蔽。”然而雖然有這些判斷錯誤，他說他仍然能夠對一個事實感到自豪，那就是他一向堅持德國人民有權利了解真相，哪怕在真相很糟糕的時候，而且他不斷主張政治上溫和節制，以此力圖向他們展示贏得勝利的途徑。
也是本著這一精神，德爾布呂克對戰爭最後階段的作戰進行了他最全面的審查和最透徹的批評。這些表述在他1922年的兩份報告裡，它們被提交給德國議會在戰後為調查1918年崩潰原因而建立的專門委員會之第四小組委員會。在向該小組委員會作的證詞中，德爾布呂克重申了他在《普魯士年鑑》上發表的論辯。然而，由於取消了審查制度的限制，他便能夠對1918年攻勢的軍事方面進行詳細得多的批評，那在戰時是不可能的。
德爾布呂克的大部分批評針對魯登道夫——1918年攻勢的構想者和指揮者。他覺得，這位將軍只在一個方面表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在部隊的先期訓練和對敵突襲的時機選擇方面，他以一種非常嫻熟的方式，幹勁十足並極為細心地為進攻做了準備。”但是，先期準備上的這一優勢被若干根本弱點和戰略思維的嚴重錯誤戰略抵消掉了。首先，在進攻前夕，德軍不具備給敵人致命一擊的能力。它在兵力數量上只占微弱優勢，而其後備兵員遠不及敵人。它在裝備的許多方面同樣處於劣勢，並且嚴重受阻於很不完善的補給系統和摩托化部隊所需油料的庫存短缺。這些不利條件在攻勢發動以前顯而易見，但統帥部置若罔聞。 然而，魯登道夫對這些弱點知道得足夠清楚，以致承認無法在本可取得最大戰略性成功的地方打擊敵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戰術將比單純的戰略更得到看重。”實際上，這意味著魯登道夫攻擊的是最易突破之處，而不是那些最有利於促成所宣稱的進攻宗旨的地方。戰役的戰略目的在於殲滅敵人。“為了實現戰略目的，亦即將英軍同法軍隔開，然後卷擊英軍側翼，進攻本應最好地安排成沿索姆河展開。然而，魯登道夫卻將進攻鋒面向南延伸了大約四英里，因為那裡的敵人似乎特別弱”。赫蒂埃爾麾下負責防禦的部隊突破了該點，但正是其成功阻礙了攻勢的發展，因為它的推進速度超過了比洛麾下真正承擔進攻任務的部隊，後者正在進擊阿拉斯。當比洛的部隊受阻後，“我們一定程度上被迫順著(赫蒂埃爾的)成功走下去……結果這場攻勢的戰略觀念被改變，兵力分散的危險接踵而來”。
總之，由於奉行攻擊最弱之敵的戰術方針，魯登道夫開始了一種災難性的隨機政策，違背了他宣稱要遵循的殲滅戰略的首要原則。“一種戰略，倘若並非基於決戰決勝和殲滅敵人，而是滿足於零敲碎打，那就可以一會兒這裡打一下，一會兒那裡捅一刀。然而，倘若戰略是意在迫使敵人決戰，那就必須在進行第一次成功打擊的地方這么做。”魯登道夫和興登堡遠遠沒有遵循這一規則，而是按照相反的原則行動，即在一個地方變得困難時，就轉而進攻另一個地方。結果，這場大攻勢蛻變成了一系列單獨的突擊，缺乏協調，缺乏成效。
根本失誤在於最高統帥部沒有弄清德軍在1918年究竟能成就什麼，也沒有使其戰略適應德軍的潛力。在此，德爾布呂克又回到了他作為歷史學家和時事評論家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主題。鑒於敵人的相對力量，最高統帥部本應認識到已不再有可能殲滅之。因此，1918年攻勢的目的本應在於令敵人如此疲憊，以致願意進行和平談判。這本身只有在德國政府表達了它自己的和談意願時才有可能。然而，一旦明確宣布願意和談，發動攻勢的德軍就會擁有一項重大的戰略性有利條件。它的攻勢現在能夠同它的可用實力相吻合。它可以穩妥地進攻戰術上有利的地點，即最容易獲得成功的地點，因為現在即使是小的勝利，也會在敵人的首都造成加倍的心理影響。 最高統帥部在1918年所以失敗並輸掉了戰爭，是因為它無視歷史的最重要教益——政治與戰爭的相互關係。“讓我們再一次回到克勞塞維茨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考慮政治目的，任何戰略觀念都不能被認為是完整的。”
民間戰略學者的悲哀
軍事史學家通常是一類彆扭的角色，既遭到其職業同行、也遭到其描述對象即軍人的懷疑。軍人的懷疑不難解釋。它很大程度上來自專業人員對業餘者的一種本能的蔑視。但是，學問家們所以不信任他們自己中間的軍事史學家，卻有更深的原因。特別是在民主國家，它來自這么一個信念：戰爭是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反常現象，因而戰爭研究既無多大裨益，又不符合時宜。饒有意味的是，20世紀初的軍事史學泰斗查爾斯·奧曼在其概論性著作《論歷史寫作》里，會用“為軍事史呼籲”作為討論他本人所從事領域的那一章的標題。查爾斯爵士說，民間歷史學家涉獵軍事事務是個例外現象。他對此做了如下解釋：“對於戰爭的含義，中世紀修道院的編年史學家和現代的自由主義史學家往往持有很接近的觀念，那就是戰爭包含種種恐怖，造成可悲的生命損失。這兩類史學家都極力掩飾自己對軍事問題的無知或厭惡，辦法是貶低它們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和意義。”
漢斯·德爾布呂克在其一生中，同樣深深地感受到奧曼抱怨的那種偏見。在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學者將自己的才華轉向軍事史時，他就發現史學界的同行們認為他的專業不值得他花費那么大精力。利奧波德·馮·蘭克本人在德爾布呂克取得大學執教資格後，得知這位年輕人打算寫一部戰爭藝術史，便表示不贊成這個構想，而特奧多爾·蒙森在德爾布呂克將其著作的第一卷送給他時，相當不客氣地說“他沒有什麼時間來讀這本書” 。很少有專業歷史學家理睬德爾布呂克在1887年的呼籲：學者們大有必要“不僅偶爾注意一下戰爭史，而且對其有專業興趣”。在生前的最後歲月里，就像他在《世界史》里寫的那樣，他仍在抱怨那些認為“戰役和戰爭可以被當作世界史的區區副產品”的人。
時間的流逝可能使人不再對德爾布呂克運用“事件考辨法”做出的發現有那么大興趣，甚至他喜愛的戰略爭論也已變得多少遠離我們當今的種種關切。但是毫無疑問，《戰爭藝術史》仍將是現代科學套用於歷史遺產的最佳範例之一，而且無論細節如何被修改，這一著作的大部分仍然無可挑剔。不僅如此，在戰爭成為人人關注的對象的時代里，德爾布呂克作為歷史學家和時事評論家在其著作中論說的主題既是提醒，也是告誡。在當今，政治與戰爭的協調就如它在伯里克利的時代一樣重要，變得自立自足或漠視戰爭之政治方面的戰略思維只能導致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