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犯出處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王太爺 降了 寧王 ，又逃走了，是個欽犯。” 摘自《辭海》
使用刑具
欽犯古代的欽犯都是要帶上很重的刑具的，為了防止他逃獄，也防止同夥來法場劫獄或者接法場。
古代欽犯一般使用這樣的刑具：
1、枷號
明朝創設的一種恥辱刑。 枷：一種方形木質項圈，以套住脖子，有時還套住雙手，作為懲罰。強制罪犯戴枷於監獄外或官府衙門前示眾，以示羞辱，使之痛苦。明代的枷號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遊歷之分。刑期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遠五種。枷的重量從二、三十斤到一百五十斤不等（劉瑾）。戴上最重枷的囚犯往往幾天內就會斃命。後來也從恥辱刑演變成了致命的酷刑。
2、鐐
套在腳腕上使不能快跑的刑具。鐐,鐵連環之縶足,稈者帶以輸作,重三斤。——《明史·刑法志》
3、枷,枷鎖
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而梏。――《隋書·刑法志》又如:枷杻(刑具。木枷和手銬);枷梢(刑具。枷板)；枷棒(枷和木杖)；枷楔(上枷和楔手指的刑罰)，通“架”。支持或置物的用具,衣架。――《廣韻》
斬首時間
午時三刻斬首
欽犯午時三刻，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中國古代人們迷信的看法，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以及和他被處死有關聯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現。這應該是古人習慣在“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摘自《世界經理人》）
午時三刻這個時間，差不多是中午的十二點，這個時間，陽氣最盛，人的影子最短，迷信的說法中， 此時可以用旺盛的陽氣來沖淡殺人的陰氣。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也許還有另一層意思。在“午時三刻”，人的精力最為蕭索，處於“伏枕”的邊緣，所以此刻處決犯人，犯人也是懵懂欲睡的，腦袋落地的瞬間，也許痛苦會減少很多。這樣看來，選擇這樣的時間來處決犯人，有體諒犯人的考慮。
舊小說有“午時三刻開斬”之說，意即，在午時三刻鐘（差十五分鐘到正午）時開刀問斬，此時陽氣最盛，陰氣即時消散，此罪大惡極之犯，應該“連鬼都不得做”，以示嚴懲。陰陽家說的陽氣最盛，與現代天文學的說法不同，並非是正午最盛，而是在午時三刻。古代行斬刑是分時辰開斬的，亦即是斬刑有輕重。一般斬刑是正午開刀，讓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惡不赦之犯，必選午時三刻開刀，不讓其做鬼。皇城的午門陽氣也最盛，不計時間，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門斬首者，也做不了鬼。
秋後問斬
《魏其武安侯列傳》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名篇。作品敘述了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之間的矛盾鬥爭，既曲折地反映了漢武帝（前140～前86）與其祖母竇太后、其母王太后之間的鬥爭，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黃老刑名的西漢初期，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西漢中期過渡的複雜激烈的鬥爭。雖然同是外戚貴族，但是竇嬰憑藉赫赫戰功獲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帶關係平步青雲。竇嬰為人正直、忠於漢室、不貪錢財；田蚡則善於僅術、專橫跋扈、貪婪驕奢。結果因漢武帝依違其間，不主公道，竇嬰遭田蚡陷害，終於在元光五年（前132）十二月（農曆）的最後一天被田蚡殺頭示眾乾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殺竇嬰，是因為按當時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欽犯的斬首刑具中國歷史上，有關“秋冬行刑”的記載，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關於刑殺與時令的論述最早見於《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
古時候，由於科學文化的落後，人們不能正確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某些現象，認為在人類和自然界萬事萬物之外存在著一個能支配萬物的造世主。災害、瘟疫、祥瑞、豐年都是上天賜予的，因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天意。設官、立制不僅要與天意相和諧，刑殺、赦免也不能與天意相違背。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古人認為，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則，人間的司法也應當適應天意，順乎四時。
西漢中期儒學春秋公羊派大師董仲舒（前179～104）繼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創造出一套“天人感應”的迷信學說。他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後刑”的，所以應當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如果違背天意，就會招致災異，受到上天的懲罰。從此，“秋冬行刑”遂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
漢代法津規定，刑殺只能在秋冬進行，立春之後不得刑殺。唐、宋律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也需在秋季處決。
西漢時期行刑的時間在農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執行的時間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這一規定一直為後世採用，直到清末。
“刑以秋冬”的制度雖然不致耽誤農業生產（秋冬一般為農閒之日），對統治者恣意妄殺起某種緩衝作用，但其政治實質則主要是封建統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殺罰之實，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違抗，讓老百姓俯首貼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統治得以鞏固。正因如此，一旦形勢處於緊急狀態或危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案件，統治階級就不顧一切，而以“斬立決”“決不待時”加以處決。例如，清末，戊戌變法失敗，1898年9月2日，譚嗣同等6名變法維新派人士被捕。兇殘的慈禧太后，竟未經提審，就將這6位變法志士於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場處以極刑。
臉上刺字
欽犯斬首這種刑罰稱為黥面，也稱為墨型~周代五刑的第一種。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臉上或身體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後塗上墨或別的顏料，使所刺的字成為永久性的記號。同劓、宮、刖、殺相比，黥面顯然是最輕微的。但是，這種刑罰也要傷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於身體的明顯部位，無法掩飾，不僅給人造成肉體的痛苦，同時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黥面是一種很古老的刑罰，它在堯舜時就出現了。當時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包括黥面在內1。堯誅三苗，廢“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給犯罪者穿上與常人不同的衣服，以示懲罰，其中當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頭巾2。禹繼堯舜之後開始使用肉刑，以後正式把墨刑定為五刑之一。
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膚，然後在刻痕上塗墨。《尚書．呂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後，孔安傳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周禮．司刑》一節中“墨罪五百”一句話，鄭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窒瘡孔，令變色也。” 《禮記．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樣，“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國語．魯語》也曾說：“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墨刑為小刑，當是使用鑽或鑿為刑具。其他各書述及墨刑時都是說用刀刻。這些說明，墨刑在最初規定為刑罰的時候，施行時用刀，而不是後世才採用的針刺。人的面部神經是極其敏感的，犯人在被黥面時的疼痛之狀可想而知。由於傷口感染，有的犯人也會因黥面而致死。
欽犯從西周時起，墨刑的使用很普遍。周初刑法規定“墨罪五百”，即列舉應處以墨刑的罪狀有五百條之多。《尚書．呂刑》篇亦云：“墨罰之屬千。”可見，當時的刑罰是很嚴厲的，民眾稍有小過，就要被黥面。春秋戰國時，各國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種苦役。秦國商鞅變法時用法嚴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師傅公孫賈黥面，以示懲誡。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焚燒《詩》、《書》等儒家書籍，規定說，如果命令下達之後三十天內不燒者，要“黥為城旦”。
漢初刑法沿襲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漢書．刑法志》規定“墨罪五百”，條款數目同周初一樣。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劉恆下詔廢除肉刑，規定將當受黥面之刑者“髡鉗為城旦舂”。有人說，匈奴的這種規定是他們的一種習俗，只是用墨晝在臉上，象徵性地表示黥面，並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這和作為刑罰的黥面當有所區別。
漢代以後，隨著某些肉刑的恢復，黥面也重新被採用。晉代規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來之後要黥其兩眼上方，並加銅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兩頰；第三次逃跑，黥兩眼下方。上述三處，施行時都要使黥痕長一寸五分，寬五分。這種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頭上。唐代貞元年間，段成式的從兄經過一個叫黃坑的地方，他的隨從拾取死人的頭顱骨，打算用它配藥，看見一片骨頭上有“逃走奴”三個字的痕跡，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斷這是古時被黥面的人的頭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晉代逃亡過的奴婢的遺骨。黥面之刑的殘酷性，由此可見一斑。
北宋時，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針刺，因而又稱為黥刺。犯人的罪狀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樣排列的形狀也有區別。凡是盜竊罪，要刺在耳朵後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頰上或額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個方塊；若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為圓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須發配遠惡軍州的牢城營者，都要黥面，當時稱為刺配。如《水滸傳》中寫林沖被刺配滄州牢城，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陸謙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結束林沖性命，特意囑咐他們揭取林沖臉上刺字的那塊麵皮來回話；武松被黥面是刺在額角上的，後來他扮成行者，把頭髮垂下來可以遮蓋著被刺的字。小說中的這些描寫，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理解北宋時期黥刺刑罰的例證。北宋名臣狄青年輕時也曾被刺配，後來貴顯，仍保留著刺的印記，不願除掉它。直到南宋時，刺配的做法都是常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