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雲。
廬陵歐陽修序。
二、譯文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於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於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並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後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聖俞，年輕時由於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被推薦去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鬱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苟且取悅於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聖俞請教。聖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嘆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於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窮苦愁悶的感嘆。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嘆息嗎？
聖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聖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並保存起來。
從那以後過了十五年，聖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志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聖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複。
廬陵歐陽修序。
三、簡介歐陽修的生平與文學主張
1．歐陽修的生平與文學主張：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2．本文寫作背景：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一生頗不得意。詩作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對宋代詩風的轉變有倡導和力行之功，甚受陸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論上，他注重詩的政治內容，並認為寫詩須“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這一審美創造思想對後世影響頗大。他為梅堯臣的詩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堯臣在矯正宋初浮艷詩風方面的功績，另一方面也是藉以宣揚自己“窮而後工”的文學主張。
四、全文層次結構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文學創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感憤、然後興於怨刺的產物；最後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後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於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後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蒐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面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的“窮而後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五、“窮而後工”的文學觀念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於作者提出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與司馬遷的“發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作本原論。
“發憤而作”之語，源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得較簡明：“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揮，對後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餘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了“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這裡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機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思感憤之鬱積”方能發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繫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鬱積”深厚、“優憤”強烈，故發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憤而作”說強調創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於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後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於人生的窮困鬱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於文學創作本源論的系統學說。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麼？這三說都是聚焦於創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後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揚。
六、本文的藝術特色
1．以“窮而後工”旨意統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後工”的創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並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聖俞的生平和創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作著眼“工”，因窮而後工，可謂首段說理的實例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聖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面襯托。其中有讚美，有喟嘆：讚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嘆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於：雖欲緊扣“窮工”，卻並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於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面。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面展開對“窮而後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於平板。於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後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後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只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讚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讚嘆，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後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面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並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後，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於朝廷”，則必將功德宏偉，這是大起大揚；後文突轉，通過實寫，嘆其終不得志，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人物簡介
歐陽修出生於四川綿州（今四川綿陽)，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字永叔，諡號文忠，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與（唐朝）韓愈、柳宗元、（宋朝）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韓，柳，歐，蘇。（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北宋歐陽修、蘇軾）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其於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後進，蘇軾、蘇轍二兄弟、蘇洵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創作實績亦燦爛可觀，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詩風與散文近似，重氣勢而能流暢自然；其詞深婉清麗，承襲南唐餘風。歐陽修死後葬於開封新鄭（今河南新鄭），新鄭市辛店鎮歐陽寺村現有歐陽修陵園，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另今綿陽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