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本書為白居易詩集的全新整理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特點有二：1． 全
（1） 本書為白居易全部存世詩歌的校注本，收入《白氏文集》中的全部詩歌作品及集外佚詩。
（2） 本書以影宋紹興刻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為底本，以敦煌本、殘宋本、馬元調本、曾大有本等國內近二十種珍、善本及日本金澤文庫本、東大寺本、真福寺本、伏見天皇臨摹本等十六種珍稀刻、寫本參校，同時對照以《才調集》、《文苑英華》等相關總集，是迄今為止文字校勘上參照最為廣泛、最為權威的校本。
2． 新
（1） 本書校、注參考了前此國內已出的所有具代表性的校、注本，同時還參考了日本國截止2003年以前的所有具代表性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許多為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
（2） 本書匯聚了校注者本人十餘年關於白居易及其詩文的研究成果，不少內容屬新發現，在國內外研究中居領先地位，對研讀、理解白詩及相關文學、語言學現象均極有幫助。
作者介紹
唐代偉大詩人白居易存世詩作計二千八百餘首，他生前自編文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名《白氏文集》），先後編成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七卷本、七十卷本及七十五卷定本，並抄寫五部，三部分送寺院，兩部傳付家人 。白居易詩歌創作數量之多，作品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詩人中首屈一指。這是由於他本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創作，親自動手編輯整理（其它唐人詩作幾乎都經過宋以後人蒐集重編，而且絶大部分詩人是否曾自編詩集及其原貌如何均無從得知）；當然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詩作膾炙人口，在當時和後代受到讀者的珍重和喜愛。白居易詩作受歡迎的程度，他自己在《與元九書》中記述："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也談到："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有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千金換一篇，其有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居易在最後寫定《白氏集後記》中也曾提到，自己手定本之外還有"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之本。今敦煌所見抄本白居易詩及託名"白侍郎"詩作 ，晚唐出現、後世多有翻刻的白居易《新樂府》單行本《白氏諷諫》 ，日本《文德實錄》、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中的記錄，以及現存源自平安時代抄本的多種古抄本《白氏文集》 ，可以與上述說法相印證。
白居易身後，自晚唐五代至宋初，白詩仍廣為流行，使他在近二百年間成為影響詩壇的最重要詩人。晚唐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奉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下列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者計十八人（元稹僅被列為"入室"）。黃滔稱："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於天。"（《黃御史集》卷七《答陳磻隱論詩書》）陶谷謂："世稱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皇，百川之朝滄海也。秉筆之士出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晚唐五代出現了一大批詩風宗白的詩人，覆蓋面之廣、影響之持久遠勝於同一時期宗溫、李或宗姚、賈者。其中韋莊、杜荀鶴、羅隱、貫休、齊己、徐鉉等詩人，分別為蜀中、吳國、中朝、南唐等地的詩壇領袖，在他們周圍又有眾多詩友和追隨者。五代入宋後，徐鉉、李昉等人繼續在詩壇上發揮影響，形成宋初的所謂"白體"詩風 ，並出現了王禹偁這樣作為文壇主盟者的白體詩人。事實上，在元代方回所說的"宋初三體"（見《桐江續集》卷三二《送羅壽可詩序》）中，"晚唐體"之名是後來追認的，"昆體"則到真宗時期才出現。從五代至宋初，"白體"（又稱香山體、白樂天體）是延續時間最久、具有主導性的一種詩體。宗姚、賈的晚唐體則與其相互補充，但始終居於下風。直到楊億、劉筠的西崑體和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詩文革新先後掃蕩詩壇之後，白體的流行才告一階段。此後，"杜詩韓文"逐漸成為宋人模仿的經典。按照宋人新的詩學標準，白詩不斷遭到貶抑和指責。但即便如此，白居易本人對兩宋乃至後代詩人的影響，仍然無所不在，在唐代詩人中也僅次於杜甫，而不輸於韓愈、李商隱等人。
白居易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的取材現實生活的敘事型詩歌創作以及與之相配合的淺近通俗的詩風。唐詩中平易近人的作風，被他推到極致，於是才會"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才有唐宣宗所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十五），甚至有荊州街子葛清"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被呼為"白舍人行詩圖"（《酉陽雜俎》前集卷八）這樣的事例。白居易所採用的主要用於敘事的"長慶體"歌行，被韋莊以至清代吳偉業等詩人繼續運用於敘事詩創作。《長恨歌》等作品則成為宋以後小說、戲曲一再改編重寫的題材來源。白居易在古代朝鮮、日本、越南等地漢字文化圈內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也主要應歸因於這一類創作。白居易影響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諷諭詩創作理論以及以《新樂府》、《秦中吟》為代表的創作實踐。自諷諭詩開始，政論詩才真正成為文人詩寫作的重要內容。李商隱是繼白居易之後的又一政論詩大家。五代時曾有四明人胡抱章和後蜀楊士達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頗諷時事"（《南部新書》癸集）。諷諭精神在宋初王禹偁等人的詩歌創作中再次得到提倡，並在其後的詩文革新中通過梅堯臣等人得到進一步發揚。在這兩方面之外，白居易在閒適詩（也包括律體及後期的大部分創作）中通過瑣細生活描寫和平易風格所表達的應對人生的態度，對文人詩歌創作及其精神生活可能產生了更持久、更深入的影響。皮日休在詩中稱道他："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皮子文藪》卷十《七愛詩·白太傅》）史官也給他做了如下論定："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舊唐書·白居易傳》）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傑出人物自號中的巧合："醉翁（歐陽修）、迂叟（司馬光）、東坡（蘇軾）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白居易精神人格潛移默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由於生活境遇的近似和精神境界的內在吻合，閒適詩實際上成為宋詩人--包括蘇軾和陸游兩位最著名詩人--以及後代多數詩人最主要的創作內容。
然而，上述這些方面又同時給白詩帶來很多批評和指責。"元和已後，……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李肇《國史補》卷下）這個由元、白創作引申擴大而來的"元和體"概念，已被白居易的同時代人在含有明顯貶意的情況下引用。如果說李商隱所批評的"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樊南文集》卷三《獻侍郎鉅鹿公啟》），還是暗指元、白，杜牧則不留一點情面，借李戡之口直言："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絶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樊川文集》卷九《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唐末以"澄澹精致"、"韻外之致"論詩的司空圖則謂："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司空表聖文集》卷一《與王駕論詩書》）
在這些批評中，所謂"淫靡"、"綺靡"，是指元、白感傷詩和敘事類作品中與"風情"有關的內容，在作品中專列"艷詩"之目的元稹在這方面程度明顯甚於白居易。白居易本人可能也注意到這種批評（杜牧之文作於開成年間，白居易尚在世），並試圖有所補救 。這種批評帶有很明顯的片面性，《新唐書·白居易傳》就稱杜牧之文"蓋救所失不得不雲"。後來更有人以杜牧本人的纖艷詩風為說辭，批駁其立論不當 。此外，白詩在整體上被視為淺切近俗，這一點已得到公認，其鋪張繁富之病遭到如司空圖這樣的詩論家的貶斥。對白詩的批評主要集中於這兩方面。至於諷諭詩論，儘管在創作當時曾給作者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但由於它所依據的儒家詩教立場的正統性，後來很少遭受正面責難。
宋人論詩普遍強調含蓄蘊藉，從容不迫，在這種背景下，白詩的"淺"和"俗"便愈來愈為人詬病。當宋初"白體"流行時，人們曾批評白體（而不是白居易本人）"多得於容易"（歐陽修《六一詩話》）。到北宋中葉以後，對白詩本身的批評明顯增多。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蘇軾所下的四字斷語："元輕白俗。"（《東坡前集》卷三五《祭柳子玉文》）蘇軾本人對白居易的由衷仰慕和學習，被這四個字完全抵銷了。此外，宋人從"溫柔敦厚"的詩教立場出發，對感傷詩乃至諷諭詩創作的具體內容都有所指責，如批評《長恨歌》："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其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批評《秦中吟》等諷諭詩"察察言……則幾於罵矣"（洪炎《豫章黃先生文集後序》）。北宋中葉以後，杜甫被推為詩歌集大成者，成為詩學典範，人們也常常通過白、杜之對比，抑揚其間。世人對白詩輕視的程度，也可以從以下一些人的感慨中看出："公（韓駒）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也，大可憫矣。"（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學人稱白俗，真是小兒言。"（張鎡《南湖集》卷四《讀樂天詩》）作為這種風氣的集中反映，北宋後期出現了一則著名的傳言："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惠洪《冷齋夜話》）儘管這則傳言明顯出於杜撰，當時和後世一再有人出來辯駁 ，但它卻迎合了人們需要將某些詩人詩風類型化、極端化的心理，從此不脛而走，婦孺皆知，"老嫗能解"已成為白詩無法抹去的標籤。
這樣來看，宋以來人們對白居易的閱讀和接受實際上已劃分為兩個不同層面，一個是大眾傳說的層面，在這個層面上白居易被類型化和高度簡約化了，就像人們熟知鐵杵磨針和力士脫靴的李白一樣。另一個是文人的和學者的層面，他們應該是直接和全面閱讀白居易作品的，對白居易的認識也應當是比較全面的。儘管後者時時努力矯正前者形像的偏頗，但前者的類型形像對後者也始終有著強烈影響，乃至近幾十年來編寫的文學史教科書仍然在塑造帶有這種類型化特點的詩人形像，只不過角度稍稍有所調整。
二
文學研究，包括文學注釋，是文學接受的學術性部分和基礎工作。唐詩的接受情況，自然也反映到對它的研究和注釋中。宋人有千家注杜之說，說明杜詩在當時所具有的文學範本意義，就如唐人注《文選》一樣。但唐宋兩代，這種被選擇為注釋對象的文學模板，只集中於少數幾種典籍。除杜詩外，宋代只有韓愈文（連帶地全部韓集）以及蘇軾、黃庭堅等幾個有特殊地位的宋代詩人才有注本。即便像李白這樣重要的詩人，直到南宋後期才有一個很簡陋的楊齊賢注本。在白居易主導詩壇的二百年間，恰恰是文學教育衰退的時期，沒有出現任何象樣的文學注本。到文學注本大量產生的北宋中後期，"白俗"的說法已占據了上風，白居易的地位已被杜甫完全取代。明清時期，文學注本的範圍有所擴大，李白、王維、李賀、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等唐代詩人都已有了有相當影響的注本。這些注本不一定像《文選》注、杜詩注那樣承擔指導寫作的任務，其產生可能更多地出自注釋者個人的閱讀興趣，反映了唐詩閱讀和研究範圍的擴大。這類注本應當屬於研究性注本。但直到近代，白居易詩卻始終沒有注本產生，不能不說是白詩研究中的一大遺憾。
事實上，如上所說，在文人和學者圈子裡，由於白詩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即便在宋代它也並沒有被忽視。宋代有大量白集印本，說明對白詩的閱讀需要是始終不衰的。南宋著名學者陳振孫編有《白文公年譜》，是除杜甫、韓愈之外宋人所編為數不多的唐代詩人年譜之一。在他之前，李璜已有白氏年譜（不傳），計有功的《唐詩紀事》也做了類似工作。在沈括《夢溪筆談》、葉夢得《避暑錄話》、吳曾《能改齋漫錄》、洪邁《容齋隨筆》、程大昌《演繁露》、王楙《野客叢書》等學術性筆記中，都有大量篇幅考證白詩所涉及的各類史事、制度、風俗、典故和語言問題。此外各種詩話中對白詩的賞鑒評判資料也極為豐富。明代也有多種白集刊本，還出現了由郭勛分刻的《白樂天詩集》和《白樂天文集》。清康熙間汪立名刊行《白香山詩集》，在陳振孫所編年譜基礎上，對白詩編年做了更細緻的考訂，並嘗試復原白集前後集分編的原貌。此外，查慎行的《白香山詩評》，盧文劭、何焯等人所作的白集校勘，也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然而，白詩的完整注釋工作始終沒有人做。推究其原因，也許首先與"老嫗能解"這樣的習慣認識有關。就像戲曲小說和白話詩在過去很難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注家極難甘冒淺陋無學之名與流行觀念挑戰，去為極俗的白詩做注。此外，注家不屑為白詩做注，確實與白詩自身的一個重要特點有關，即絶大部分白詩均題旨明白，即便採用寓言形式，也會明確交待寓意所指。自宋以來，由於比興寄託詩說的影響，文學注釋工作的重點往往在那些寓意隱曲乃至眾說紛紜的作家作品。愈是晦澀難懂的作品愈易引起"研究"的興趣，這倒也符合常理。作品總的題旨明白，細節問題也就相對容易理解或被忽視，對注釋的需要也相對減低，那些長於索隱附會的注家當然也就無用武之地。因此，到文學注釋日益學術化的清代，李商隱便成為這方面的代表，出現了眾多注本。舊注釋學的這種偏頗造成很多流弊，我們在杜甫、李白等大家的注釋中已看到太多的不顧作品原意的穿鑿附會之說。白詩中僅有極少數作品如《長恨歌》曾遭遇類似的生剝曲解，說明它對這種過分的解釋具有一種天然的抵抗力，因此不合注家的口味。
但與上述情況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是，白詩無注，其實不是由於它無須注，太易懂，而是因為白詩卷帙浩繁，涉及問題太多，清代學者已有難措手之憾。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序》云："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掃蕪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富，辟如營丘浚壑則日求增拓為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嘆，但能考星宿於圖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由於缺少前人校勘、注釋工作的積累，又由於聚書不易、頭緒煩雜、書寫繁重等原因，要對篇幅超出其它唐人文集至少一倍以上的白集進行全面的校理注釋，對於勤於著述的清代學者來說也是非常艱難的工作。事實上，在當時我們尚未見到卷帙如白詩之巨的其它文學注本。如仇兆鰲注杜詩，杜詩篇目僅及白詩一半，又有宋以來大量注本參考，仇氏尚為此付出幾乎畢生精力。因此，清代學者有意治白詩者，也多限於校勘工作。汪立名用力最多，曾對若干篇章中的部分問題酌加箋釋，"雖不能篇篇皆備，而引據典核，亦勝於注書諸家漫衍支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他之後，趙翼、翁方綱等人對白詩還多有評論，但再無超過汪著的進一步成就。
從清後期迄今，唐詩乃至其它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研究重點在不斷游移之中，但總的來看，從新的歷史觀和學術視野出發，文學研究愈趨全面客觀，研究性的注釋工作也愈趨深入廣泛。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乎在同一時期，傑出歷史學家陳寅恪和岑仲勉兩人的研究領域均延伸到白居易。其中陳著《元白詩箋證稿》，主要從政治和社會史研究入手，從《新樂府》、《長恨歌》等代表作品中發掘史料，並以元、白為個案例證深入剖析唐代社會風習。岑仲勉除對白集版本源流進行深入考證外，還以竭澤方式鉤稽各種史料，考訂人物世系、行第、官職等問題。他們的研究方式和關注問題有所不同，但同樣採用客觀的歷史研究方法，將文學史料視為全部歷史材料的有機組成部分，力圖為文學闡釋提供真實可靠的歷史背景說明乃至各種細微的歷史人事線索，以此取代舊注釋學的索隱比附方法。他們的研究對唐代文學研究和唐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今白居易研究乃至中唐文學研究仍是史學與文學研究相互滲透、結合最為緊密的領域之一。在他們之後，八十年代朱金城出版《白居易集箋校》，除對白集進行全面校勘外，繼續岑仲勉的歷史考證工作，對白集所涉及的歷史事件、人物交遊、地理方物、官職制度等問題全面加以箋釋，取得了遠超於清人的研究成果。
三
為白居易詩提供一個完整全面的注釋本，在學界早有醞釀。箋釋本因體例所限，著重箋釋寫作背景與人事地理，與全面的注釋工作尚有距離。《白居易詩集校注》的編撰為彌補這一缺憾，力求在充分利用各種校勘資料、全面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為白居易全部詩歌作品所包含的各種問題提供詳實注釋。與其它詩文注釋的工作方法基本相同，本書的注釋內容也大致包括三方面：一、史實與社會生活；二、用典；三、語言。
在唐代政治社會史與白詩關涉方面，《元白詩箋證稿》提供了典範性的研究成果。其它歷史背景、人事地理和白詩所涉及的社會生活內容，朱金城《箋校》也有較充分的說明。在此基礎上，本書將汲取唐史研究的最近成果，不再只是選擇性的而是對白詩全部作品所涉及的各種問題，諸如制度朝章、官職服飾、農桑商貿、日用百工、房舍建築、四時習俗、婚喪禮儀、歌舞伎藝乃至象戲博弈之類，都通過鉤稽史料，提供儘可能詳實的說明。宋人程大昌說："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演繁露》卷十三）通過全面的注釋工作可以看到，白詩的各種描寫包括很多細節，都可以從史料中得到印證。白詩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唐代社會生活的史料，其例不勝枚舉。此外，運用日本古抄本等新的校勘數據，一些疑難或被忽略的問題也可找到新的解決線索。如《新樂府·蠻子朝》（本書卷三0140）："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二句向稱難解。日本古抄本"摩挲"作"磨些"。根據《新唐書·南蠻傳》"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的記載，可大概斷定此句是說南詔導從羽儀出自磨些之族。白居易個人生活的一些問題，也需結合相關歷史環境做進一步考察。如白居易晚年常以"逋客"自稱，一般情況下可能被理解為只是表達退隱之意。但如《喜老自嘲》（卷三十七2783）所云："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實際是指其久居洛陽，為寄住戶或衣冠戶，性質類同客戶。這是唐代士人規逃賦稅的慣常做法，由此我們也可了解白氏退居洛陽的另一層社會原因。
在白詩所涉及的地理、人事方面，本書也對前人考釋成果有所補充修正。如《游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卷六0261）所記"寫經僧"，經考證為法誠事跡，見道宣《續高僧傳》。《新樂府·陰山道》（卷四0156）所謂"合羅將軍"，應據日本抄本作"合闕將軍"，即新舊《唐書·回紇傳》之"合闕達乾"。《黑潭龍》（同卷0168）之"黑潭"應指仙遊寺潭，與炭谷湫或黑龍飲渭之說無關。《送文暢上人東遊》（卷十三0649）之"文暢"，為南泉普願弟子，見於《宋高僧傳》，與《香山避暑二絶》（卷三十三2412）之香山寺"暢師"無關。《別蘇州》（卷二十一1426）詩中所言之"滸水"，即蘇州滸墅河，非常熟以北之許浦。《天津橋》（卷二十八2066）所言之"窈娘堤"，在洛水上，因傳說喬知之妾窈娘投洛水而得名。《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卷三十三2458）之"倉部郎中崔晉"，當依日本抄本作"崔瑨"，見《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又見《舊唐書·崔珙傳》，為珙弟。《和李中丞與李給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卷三十六2707）："憲府觸邪峨豸角，瑣闈駁正犯龍麟。"註："二人當官盛事，為時所稱也。"此"李給事"為李中敏，其上言斬鄭注雪宋申錫冤事，見《舊唐書》本傳，等等。
白詩用典之多、語料之豐富，不遜於任何唐代詩人。由於無前人注釋可參考，注釋工作的繁難在很大程度上產生於此。前人因輕視白詩，不自知學識不廣，往往導致刊刻中誤會誤改。一般人讀白詩，也可能滿足於明白大意，而忽略了許多問題。歷代學者在白詩校勘中，已指出了一些錯誤。如南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就曾指出：《賀雨》（卷一0001）"已責寬三農"用《左傳》語，刊本誤為"責己"。清王應奎《柳南隨筆》指出：《池上篇》"如鼃居坎"用《莊子o秋水》篇語，"近世相沿誤刻，前明如董尚書，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誤作龜。"（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八引）又如《夜送孟司功》（卷十七1038）："潯陽白司馬，夜送孟功曹。""白司馬"日本古校本作"魚司馬"，平岡武夫校本以為"魚"為"魯"字之破體，指晉良吏魯芝。傅璇琮先生指出，"魚"字並非破體，此用何遜《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詩意。類似的誤刊之例，在校勘和注釋中仍時有發現。如《寓意詩五首》之一（卷二0090）："不如糞上英，猶有人掇之。"用石崇《王明君詞》"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語，而被明刻改為"糞土英"。又如《送陳許高僕射赴鎮》（卷三十一2241）："敦詩閱禮中軍帥，重士輕財大丈夫。""閱禮"當作"說禮"，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說禮樂而敦詩書"語，刊本均誤。這些用例均出自常見典籍，只是由於輕視白詩，未有人認真為其作注，以致讀書莽鹵者相沿誤會，長期未能糾正。
白詩用佛典之語甚多，其中被誤會之例可能更不易覺察。如《香山居士寫真詩》（卷三十六2688）："勿嘆韶華子，俄成婆叟仙。""婆叟仙"即婆藪仙，為密教胎藏界曼荼羅所繪二十八部眾之一，明刻及《全唐詩》等均作"皤叟仙"，顯然不明其所指。又如《歲暮寄微之三首》之二（卷二十四1654）："龍鍾校正騎驢日，顦顇通江司馬時。若並如今是全活，紆朱拖紫且開眉。""全活"，唯日本抄本作"王活"。此用波斯匿王臥聞二內官相爭"依王活"、"自業力活"故事，見《雜寶藏經》，亦為《法苑珠林》所引。這個故事頗為流行，唐代曾有一個改寫的魏徵聞二典事相爭的故事（見《朝野僉載》，《太平廣記》卷一四六亦引）。刊本因不明其意，而改為不知所云的"全活"。
在詩歌語言的其它方面，宋人曾指出："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為多。"（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由於敦煌文獻、禪宗文獻提供了大量新的唐五代語言材料，近幾十年漢語史唐五代階段的研究取得了極大進展。在語言史研究中，白詩由於保留大量唐代俗語，常常作為傳世文獻材料被引用，與敦煌文獻等相印證。除民間俗語外，白詩還提供了很多唐代官場及其它社會場合的流行語材料。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極為豐富，本書注釋亦受賜極大。這裡只舉兩個語音方面的例子。《贈鄰里往還》（卷二十八2017）："骨肉都盧無十口，糧儲依約有三年。""都盧"即都（全都），《廣韻》、《集韻》"都"均無又讀，可見"都盧"即是唐人對"都"（全都）的記音，二字連讀即今語之音。《老熱》（卷二十九2144）："亦無別言語，多道大悠悠。""大"日本抄本註："音拖。"《禮記·曲禮上》鄭玄註："裘大溫。"《經典釋文》："大音泰。徐他佐反。"白詩讀音正同。又《藍田劉明府攜酎相過與皇甫郎中卯時同飲醉後贈之》（卷三十一2253）："不為劉家賢聖物，愁翁笑口大難開。""大"讀音亦同。敦煌文書P.3125闕題詩："春來分付與日頭，冬天沒衣總獨臥。連竹色湊三個婦，數內最他阿林大。"臥、大押韻，讀音亦同白詩。"大悠悠"在敦煌文獻和禪宗典籍中屢見，讀音均應同白詩。此字在元雜劇和明清小說中多寫作"忒"，今書面語作"特"，仍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
綜合用典和語言來看，白詩注釋的任務應包括三方面：首先，給出所有前代文獻和書面語出典，確定白詩思想和語言表達的延承關係；其次，儘可能充分地給出同代語言用例，確定白詩作為斷代語言標本的意義；再次，尋找白詩特有的語言表達和藝術處理方式，確認詩人的個性及其藝術創造性。一個好的文學注本，應當能承擔起這三方面的任務。當然，在完成任務的具體工作中，本書尚有許多不足。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白氏文集》的多種刊本、抄本珍貴資料陸續刊布，為白詩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同時，唐史和唐文學研究、敦煌學研究、唐五代語言研究也取得了極大進展，為白詩研究和注釋提供了多方面可資借鑑的研究成果，使後人有可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嘗試前人未能完成的工作。近十餘年來文獻典籍數位化處理技術的發展，更使文史研究的工作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使注釋所依賴的繁重的資料積累和文獻檢索工作達到前人無法想像的便捷程度，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強度，加快了工作速度，減少了錯漏。《白居易詩集校注》的編撰是拜無數學術前輩所賜，也是拜時代所賜，拜良好社會環境和技術進步所賜。儘管如此，這樣一部含有近三千首詩、數萬條校語和注釋、涉及許多複雜問題、以百萬字計的注本，因校注者學識和能力所限，難免仍會留有許多錯漏和未解決的問題。此外，深感遺憾的是，仍有一些珍貴校勘數據本書未能利用。如日本管見抄本，全文仍未公布，本書只能以轉引方式引用部分內容。又如清代藏書家已謂罕見的武定侯家（郭勛）刻本《白樂天詩集》，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有一部，本書也只能通過轉引引用了其中很小一部分。這些缺憾只能留待以後設法彌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