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起身發家
孫殿英,乳名金貴,字魁元,河南省永城市馬牧鄉孫莊村人,另因出過天花而得外號“孫大麻子”,其父親為鄉里出頭與旗人爭執而入獄,當日被打死於獄中。
孫殿英自小性格豪放,行俠仗義嘗與市井遊俠兒為伍,頗有遊俠之氣。長大以後行走江湖,並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間組織廟道會,憑著過人的機靈逐漸混到廟道會的頭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點,他販運各種商品於上海,獲利極豐。孫殿英出身貧寒,闖蕩江湖,廣結流氓惡棍、軍警胥吏。
投靠軍閥
早年,孫殿英投靠盤踞於安徽省亳州城的薑桂題部下。後來,他率部流竄到豫西鞏縣、寶豐、魯山一帶,投奔“廟道會”會首李鳳朝門下,兩年後自己成為“廟道會”會首。1922年,他拉著一批道徒投入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部,從副官升任機關槍連連長。掛名當了營長之後,他獨立山頭,成為土匪頭子,搜羅教匪,擴充隊伍,自稱旅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駐豫西直軍開赴前線,利用這個機會,孫殿英獨立出來並招兵買馬,隊伍擴大至數千人。
1925年春,鎮嵩軍將領、豫陝甘剿匪副總司令憨玉昆與國民軍胡景翼部爆發大戰,孫殿英部被憨玉昆收編,編為第五混成旅,孫殿英任旅長,駐防密縣。不久,憨玉昆戰敗,孫殿英改投國民三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葉荃部,任旅長,不久改稱第二師升任師長。隨後,國民三軍由河南開赴陝西,孫殿英不肯離開。孫殿英率部在豫西、皖北一帶到處攻城略地。軍閥孫傳芳、安徽省督軍陳調元對他追緝。1925年秋,孫殿英率部流竄到山東濟寧後,被奉系軍閥張宗昌收編為第三十五師,他任師長。在改編為“直魯聯軍”時,改稱為第五師,委為第五師師長,下轄兩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孫殿英率部在河北滄縣一帶參加了張宗昌與李景林聯合向國民軍反攻的戰鬥,孫殿英襲擊了國民三軍所屬徐永昌部,為張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戰功。事後,張宗昌將孫部改編為直魯聯軍第三十五師,不久又擴編為第十四軍,孫殿英任軍長。1927年春,孫殿英在直隸軍務幫辦徐源泉的指揮下,在南京附近參加了孫傳芳對北伐軍的戰爭。不久,又調往直隸大名,兼任大名鎮守使。這年秋天,孫殿英又被張宗昌派往豫北,與馮玉祥部交戰。不久,奉軍與直魯聯軍被國民革命軍打敗,向北潰退。孫殿英率殘部退往天津,後又退往薊縣、馬蘭峪一帶。這時,何成浚奉蔣介石之命策動孫殿英投降。1928年5月,奉軍和直魯聯軍阻止不住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等軍北進,全線敗退。孫殿英率部退至薊縣和遵化一帶,被蔣介石收編,委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
東陵盜寶
•背景
1928年春,原奉軍收編之積匪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東陵旁的馬蘭峪,蓄意長期挖墳盜寶。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已進入河北地區,奉軍北撤,而冀東一帶散匪非常多,異常肆虐。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革命軍派出孫殿英部前往剿撫。路途中,孫殿英屢見東陵殿宇富麗堂皇,為了籌措剿匪資金,起了盜墓的想法。接著,他得知馬福田進駐馬蘭峪準備掘陵的訊息,馬上命令第八師師長譚溫江連夜率兵前往,趕跑了馬福田。同時,為遮人耳目,他們到處張貼布告,聲稱部隊要搞軍事演習,開始計畫盜墓行動。
1928年夏,孫殿英率部駐紮薊縣馬伸橋,這裡與清東陵只有一山之隔。隨後,軍閥孫殿英在河北省遵化縣成功的完成了盜陵。所盜的兩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定陵。
•垂涎
對於孫殿英來說,清室皇陵無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塊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處,三處在遼寧省,兩處是滿清入關後在河北省遵化縣和易縣的東西二陵,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時期是滿清最鼎盛的時期,慈禧太后則是滿清掌權者中窮奢極欲者之一,所以,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為奢侈,裡面放置了無數稀世珍寶。
當年清室讓位時,東陵不僅設有護陵人員,機構仍然承襲清制,而且還有旗兵、綠營兵駐陵守護,宗人府、禮工部等機構分別承擔陵寢一切事務。但是隨著世事的變遷,東陵漸漸脫離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軍閥手中。護陵大臣名存實亡,常不在官署,不僅不能有效保護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賣財物。於是,對東陵的破壞與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圖全面挖掘偷盜,大發橫財。
•準備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時,孫殿英率部駐防在薊縣的馬伸橋,此地離清東陵僅一山之隔。當時有個慣匪馬福田,探知東陵地區無人看守,就夥同其他匪徒竄到東陵盜寶。孫殿英聞訊,抓住這個時機,調動一團兵力,開到馬蘭峪,以軍事演習為名封鎖了馬蘭峪東陵,打垮了馬匪後,把東陵三十里內戒嚴,順勢掘東陵。
7月上旬,孫殿英部以軍事演習施放地雷為名,驅走全部守陵人員,封鎖關隘,實行戒嚴,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由於封鎖嚴密,所以外界雖有傳聞,卻不明真相。在動手盜陵的第三天,譚溫江前往北平晉謁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打探風頭,一見風平浪靜,次日馬上返回東陵,放手盜掘。盜墓之前,孫殿英先致函遵化縣知事,以體諒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籌糧為由,要求遵化縣代雇騾馬車30多輛,以便從其他地方裝運軍糧。就這樣,孫殿英便為轉運盜墓財寶鋪好道路。
•盜掘
當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們並不知道地宮入口,而是遍地開挖,寶頂上、配殿外、明樓里都留下了他們挖掘的痕跡。1928年7月盜墓隊最終找到了地宮入口。原來,在高大的明樓後面,有一個“啞巴院”,傳說招募的工匠都是啞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機密。
在啞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東陵的陵寢結構大同小異。琉璃影壁下正隱藏著地宮入口。如果從正面橫向挖掘,會遇上條磚砌死的隧道;如果從寶頂上垂直往下開掘,則會增加多倍的距離;而如果從琉璃影壁下直接墜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剛牆,從最短途徑進入地宮。能找到這個捷徑的人,恐怕熟知內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於封建等級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沒有啞巴院。在明樓底下進入古洞門,過道盡頭則是一道內部澆鑄了鐵筋的牆壁,它的裡面就是“金剛牆”。地宮的入口就在這金剛牆下。東陵修建得十分堅固,要完全刨開地磚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們盜寶心切,便動用了炸藥。在硝煙瀰漫的殘磚斷石中,再向下深挖 數丈,終於呈露出一面漢白玉石牆,它就是金剛牆。從牆中間拆下幾塊石頭,露出一個黑森森的洞口。一進宮門,匪兵們便被宮中金碧輝煌的建築迷住了,他們瘋狂地搶掠著,從腳下的金磚到天花板上的金龍,無不被他們奪走。而譚溫江此行的最大目標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宮。入地宮的路徑非常隱秘,匪兵們一時無法找到。一位曾在這裡建陵的老人,說出了地宮的門路。地宮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堅固,普通器械根本無法打開,最後,他們搬來炸藥,這才打開入口。
孫殿英炸開慈禧太后的定東陵,得慈禧葉赫那拉氏之屍,雖歷經十數年而不腐。孫部從金槨內棺盜竊了大量稀世珍寶。但他仍不滿足,再掘乾隆皇帝弘曆的裕陵,他親自進墓點視寶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畫、書籤、寶劍等無數。裝了四五十箱,加封蓋章後拉回軍營。後來他回憶說:“乾隆的墓堂皇極了,棺材內乾隆屍體已化,只留下頭髮辮子。陪葬寶物不少,其中最寶貴的是頸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顆中最大的兩顆是朱紅色,和一柄九龍寶劍,劍鞘面上嵌了九條龍,劍柄上嵌滿了寶珠……”
從清內務府的《孝欽後入殮,送衣版,賞遺念衣服》冊和李成武的《愛月軒筆記》所載,可見慈禧墓的隨葬品之巨,價值之連城。關於乾隆裕陵中的寶物,因無詳細記載可查,僅能根據發現的贓物及孫殿英部盜墓時所用的車輛之多來推算了。早在盜陵之前,孫殿英就曾以“體諒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籌糧”為名,向遵化縣徵調大車30輛,可想而知這30輛大車要裝多少寶物。
另外,從截獲和上交的盜陵贓物也可看出。孫殿英、譚溫江等盜掘東陵後急於想銷贓,四處活動國內外有關人士。譚溫江等人潛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託古玩商黃百川代銷珍寶,被衛戍司令部截獲。1928年8月4日,青島警察廳偵探隊在大港碼頭緝獲孫殿英部逃兵張岐厚等三人,查獲其攜帶的寶珠36顆。據張交待,其還在天津賣了10顆,得幣1200元,這46顆寶珠是在慈禧地宮撿到的。一個士兵尚且能擁有46顆寶珠,那連、營、團、旅、師、軍長所得的寶物就可想而知了。1928年8月14日,天津警備司令部又在海關查獲企圖外運的東陵文物,計有35箱,內有大明漆長桌1張、金漆團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獵人、瓦魁星、描龍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託通運公司由北平運到天津,預備出口,運往法國,所報價值2.2萬元。與此同時,在遵化截獲所謂國民政府內務部接收大員宋汝梅企圖攜帶的銅質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書用拓印條幅10塊。在東陵案發兩個多月後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上交東陵文物中,有金鑲鐲、紅寶石、藍寶石、碧璽、漢玉環、翡翠、紅珊瑚龍頭、花珊瑚豆、瑪瑙雙口鼻煙壺、白玉鼻煙壺等300餘件。由此可見孫殿英部所盜寶物之巨。
•影響
孫殿英掘墓盜寶被發現後,滿人譁然。部分旗人團體,以及遜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張園)的溥儀等滿人上告到蔣介石那裡,要求嚴懲。此事一時轟動全國。
然而,就在政府大員調查之時,孫殿英卻坦然自若,竟以十二軍軍長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遞交呈文,為盜陵的要犯、第八師師長譚溫江辯護,羅列譚與盜陵案絕無關係的種種理由。徐源泉看了孫的呈文,叫人捎信給孫,給孫指點迷津:你孫殿英這次辦事太過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韙,各方已經大嘩,我也難以一手遮天,進行庇蔭。可是有關關鍵人物你們都要設法疏通,行與不行,看你們的手段。你們這回擄獲不少,外人傳說有幾萬萬,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風浪平息下來,你們要下大本錢。甚至各軍團長、各軍長門前也要設法打點,只要他們不群起而攻之,民眾方面是可以壓服的。
孫殿英心領神會,連忙從東陵贓物中挑選一批珍貴的,其中一柄九龍寶劍,劍面上嵌有九條金龍,劍柄上嵌有寶石,孫托戴笠送給了蔣介石;另一柄寶劍托戴笠送給了何應欽。乾隆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顆,據說是代表十八羅漢,是無價之寶,那最大的朱紅色的兩顆,孫在天津時送給了戴笠;慈禧的枕頭是一個翡翠西瓜,孫托戴笠送給了宋子文;慈禧嘴裡含的一顆夜明珠最為珍貴,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則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髮,孫將這件寶物也托戴笠送給了宋美齡。孔祥熙和宋靄齡見後十分眼紅,孫便又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並將價值50萬元的黃金送給了閻錫山。
自東陵被盜後,清室遺臣多次到衛戍司令部要求嚴懲盜陵兇犯,但要犯譚溫江卻被保釋出獄,其他盜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要求從速秉公處理,北平總商會請求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此案。不得已,閻錫山電令衛戍司令部從速組織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任審判長。迫於輿論,陸軍監獄馬上將保釋在外的譚溫江重新收押,聽候審判。
與此同時,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也將譚溫江以前呈報所謂馬蘭峪剿匪所得的東陵珍寶加封保存,移送衛戍司令部,並向外界表示對部下決不寬貸。東陵盜案於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後即歸於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編獨立第二旅旅長,並協同任應岐討伐張宗昌。6月15日,軍事法庭決定擬出審判書呈報中央,將譚溫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懸未決的東陵盜案結束。
軍事法庭上報幾個月過去了,因案情盤根錯節,難以判決。這時孫殿英已率領軍隊到隴海線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取得聯繫,又在嵩山附近民軍中收撫了兩萬多人,深得閻、馮的器重。經孫殿英與閻錫山交涉,譚溫江亦被釋放。以後孫殿英不斷加官進祿,提任安徽省主席、暫編第五軍軍長。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和龐炳勛投敵組織新五軍。日本投降後,他又成為“曲線救國”的“忠臣”,被委派為先遣軍總司令,與人民解放軍為敵。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河南湯陰的戰役中,這個20多年來一直逍遙法外的盜陵主犯,終於被解放軍生擒,後死於戰犯收留所中。
參與戰爭
中原大戰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戰醞釀期間,孫殿英依附於馮、閻。被委任為第四方面軍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孫殿英叛蔣而改投馮、閻,令所部開赴豫東、皖北布防,自率一部進駐亳州。中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派出大軍八九萬人向孫部防區進攻,4月,亳州城被圍,孫殿英一邊抵抗,一邊向馮、閻求援,馮玉祥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至7月,亳州被解圍,歷時九十餘日。亳州解圍後,孫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鎮,不久,所部被蔣軍擊潰,逃往黃河。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馮、閻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將孫部改編為第四十師,孫殿英任師長。
“四馬拒孫”戰爭
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推進。當時,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都不願孫殿英染指西北,他們聯合起來,發起了“四馬拒孫”之戰。四馬聯軍約4萬餘人,孫殿英兵力約7萬人。孫殿英久攻寧夏城而不克,旅長楊乾臣、於世銘等陣前倒戈,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閻錫山又出兵斷其歸路,蔣介石又趁機明令撤銷其本兼各職,孫殿英被迫東撤,於4月初返抵包頭,後前往太原晉祠暫時隱居,殘部被閻錫山收編。
抗日戰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殿英升任第四十一軍軍長。1933年2月,日軍三萬餘人向熱河進攻,孫殿英奉張學良之命率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向赤峰前進。當時,駐守熱河的東北軍湯玉麟部和萬福麟部與敵一觸即潰,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孫殿英部進抵赤峰,即展開阻擊戰,相持達七晝夜,後退往猴頭溝門,繼續與敵作戰十餘日,最終戰敗而後撤察哈爾。他的部隊雖在抗戰中受到很大損失,但他吞併了湯玉麟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團以及其他義勇軍,依然保存著一定的實力。為了擴大影響,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請出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韓麟符為政訓處處長,中共黨員宣俠父為秘書長,還吸收了不少中共黨、團員和左派青年到部隊。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孫殿英防地與同盟軍的防地接壤,馮玉祥派人與孫殿英接洽,爭取他加入抗日同盟軍。蔣介石也派人以察哈爾省主席為餌唆使他攻打同盟軍。孫殿英左右為難,對雙方也不表態。蔣介石為了杜絕他和馮玉祥的聯合,任命他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其部離開察哈爾,前往邊遠的青海,準備在中途將其全部解決。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邀請孫殿英到北平,任命他為察北保全司令,但不過是空銜而已。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又加委他為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設司令部於房山縣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桿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區,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1938年夏,孫殿英在武漢經戴笠引薦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了他一個暫編第五軍的番號,孫殿英感激得稱蔣為“再生父母”。1939年,孫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縣一帶,所部改為新編第五軍,以邢肇棠、康祥為副軍長,歸龐炳勛指揮。孫殿英利用龐炳勛的保護,避免與國民黨嫡系部隊直接衝突;利用邢肇棠和八路軍的關係,從八路軍處解決一些服裝、彈藥。孫率其新五軍在河北、豫北多次與日軍作戰。同時,他又和日本人也有來往。在他的新五軍軍部附近,他開設了三個招待所,分別招待國民黨將領、八路軍和日本人,可謂“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軍出動二十萬人進攻太行山區。4月23日,日軍將孫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圍,被包圍的孫殿英率部投降日軍,當了漢奸“和平救國軍”,配合日軍多次和我軍作戰。之後,日軍將他送到新鄉,在新鄉設偽新五軍司令部。隨後,日軍要孫殿英誘降龐炳勛。孫殿英知道龐炳勛抽慣了自己特製的煙膏,必然會派人到鎮上購買煙土,因此而將龐炳勛誘捕,龐炳勛投敵。日軍給他們以“第二十四集團軍”的番號,龐任總司令,孫任副總司令,均駐在新鄉。
最終結局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孫殿英又向蔣介石投誠,搖身一變,變為“國民黨先遣軍”,被改編為新編第四路軍,追隨蔣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內戰。 調動京漢線新鄉至安陽間牽制八路軍。這段時間,孫殿英利用國民黨控制運輸飛機的要員,大做黃金買賣,發了一筆財。全面內戰開始後,孫殿英部改編為第三縱隊,駐防湯陰。孫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構築工事,積極為蔣介石打內戰賣力。
1947年春,解放軍圍攻河南湯陰,孫殿英據險抵抗,5月1日,解放軍攻占湯陰,孫殿英被俘。後孫殿英被解送到河北武安縣戰俘營。在剛被俘的日子裡,孫殿英經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罵蔣介石不仁不義。“漢奸頭子孫殿英之投降日寇,系由蔣介石的秘密命令:劉伯承將軍日前召見孫殿英等時,孫等公開暴露了這個秘密。當劉將軍對孫及其高級僚屬說:‘抗戰初期,不能說你們沒有貢獻,但是以後的一段,確實做得太不好了!’”(《黃海日報》1947年5月14日)。
共產黨念及他抗戰時期的英勇表現,對他非常寬待,特地批准他帶一名衛士照顧其生活。孫殿英勞動比較積極,但後來就不行了,甚至一度企圖越獄,未得逞。由於孫殿英感到徹底失敗,精神沮喪,整日抑鬱寡歡,加上他吸食了幾十年的鴉片,患上了當時屬不治之症的煙後痢。共產黨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為他求醫治病。這種人道精神和寬大為懷的行動,深深觸動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際,他懺悔說:“我過去做了許多壞事,對不起民眾,對不起共產黨。共產黨寬宏大量,不計怨仇,比蔣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這年秋天,身患多種病症的東陵大盜孫殿英病重死去,結束了他的軍旅生涯。
評價
在孫殿英盜掘慈禧墓之後曾自辯:“滿清殺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孫中山有同盟會、國民黨,革了滿清的命;馮煥章(馮玉祥)用槍桿子去逼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族趕出了皇宮。我孫殿英槍桿子沒得幾條,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說什麼盜墓不盜墓,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漢同胞!” 並說:我發掘滿清東陵,有3個好處。第一,滿清入關之時,大興文獄,網殺士人,象呂留良,戴名世這樣的人,都被開棺戮屍,我雖不才,亦知道佛經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第二,滿清統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財帛不知多少,今天我發陵,是為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
可見孫在盜掘慈禧墓時有一部分民族主義的影子,清朝滅亡之後滿漢之間的關係要考慮到歷史因素,孫也難以置身其外,正如馮玉祥說:“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們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對清廷這一點,我乾的是活的(指驅逐溥儀),你乾的是死的(指盜陵)。”
家族成員
孫殿英之子
孫殿英之子孫天義 男,1931年6月生,教授,陝西省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黃帝陵基金會會長、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無黨派。1952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57年以後在西安外國語學院工作,1986年至1998年9月擔任西安外國語學院教授、院長。1994年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兼任中國黃帝陵基金會會長。孫天義同志在擔任西安外國語學院院長期間,該校同國外二十多所大學、學術機構建立交流合作關係;他大膽改革爭取開設多種套用型專業,並為西安外國語學院爭取一項世界銀行貸款。由於他的努力和成功改革使西安外國語學院成為陝西省高等教育改革的試點單位之一,並實現了與原陝西省外國語師範專科學校的合併,為陝西的高等教育和中國的外國語教育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相關舊址
天津長蘆鹽務局
坐落地點: 和平區睦南道20號建造年限: 20世紀30年代
建築結構: 磚木結構
建築風格: 英式建築
級 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已修繕 已掛牌
坐落在和平區睦南道20號,該建築建於20世紀30年代,當年對外聲稱是他的駐津辦事處,可是根據歷史記載的史實,此處實際上是他在天津行銷毒品、經營軍火、販賣假鈔票的據點。該故居為英國古典式建築風格。整個建築物的外型高低錯落有致,別具一格,在私人別墅里是比較考究的。它共有四層樓,二樓的平台有八棵白色的立柱直頂到三樓,顯得古樸典雅,三樓的中間四個房間朝南處有四個門通向平台,四樓的東西兩端各有一個平台。該故居現為長蘆鹽務局所使用,被列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近代歷史人物
中國近代史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國際人物。 |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叛變投降的將領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出現了大量的偽軍。這也是世人皆知的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之一。根據戰後統計,8年抗日,國M黨中央委員投敵的有20人,旅長、參謀長以上高級將帥投敵58人,投敵的正規軍隊達58萬,竟是80萬皇協軍的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