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東江，是客家人主要居住之地，流域內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東江流域,包括河源、東莞部分地區、惠州全部、深圳部分，在廣東，一說到東江人，都知道是客家人。東江和梅州、韶關、清遠一樣，是客家的代名詞。歷史來源：
所謂客家人，是指原籍為中原地區的中原漢族，從秦漢開始不斷南遷，而逐步疊加而頑強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語言而形成的一個族群。東晉時，開始成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後來的幾次遷徙行動中，逐漸形成今天具有獨特風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客家人最為明顯的特徵是講客家話，客家語系是漢民族八大方言之一。六次大南遷
歷史上，進入廣東的客家人有六次大南遷，有時延2000多年的記載。第一徙
河源原為古龍川屬地。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兵平定嶺南後設龍川縣，由平定嶺南副將趙佗任龍川縣令。之後，受南海郡尉任囂所託，主南海郡事，公元前204年，為防中原戰亂禍及嶺南，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自封為南越武王。南越國延續93年，其中趙佗執位67年。趙佗任龍川縣令和建立南越國，為嶺南的開發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帶來了中原文化，改變了嶺南百越人過去野蠻落後的風俗；他施行“與越雜居”、“和集百越”的政策，促進了中原漢人與百越各民族的融合；他將幾十萬軍隊留駐在嶺南，成為南遷的第一批北方移民，為後來歷代中原人遷入嶺南打下了基礎。趙佗在任龍川縣令時，為解決駐在這裡的將士兵卒縫補漿洗問題，曾上書朝廷，要求撥三萬北方婦女，結果朝廷許其“萬五”。留駐在這裡的將士兵卒及其家庭，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符其實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第二徙
是在公元317—879年間，東晉懷帝妥朝時，由於西北方少數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對漢民族影響深遠的“五胡亂華”之局，中原地區的不少官員和平民，也紛紛隨著渡過黃河南下。為了避免和原戶籍者發生混淆，便把這些新來的戶籍稱為“客”。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華民旅上出現。第三徙
是在公元880——1126年間。唐朝末年，黃巢舉兵起義及“五代十國”，天下大亂，客家先民又從皖贛某地居所，現遷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廣東北邊。第四徙
是在公元1127——1644年間，金元相繼入侵，宋高宗南渡，地這過程中，許多客家人幸均捲入保衛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戰爭。宋亡後，他們只好退往更偏遠的廣東東、北、南部。第五徙
在公元1645——1843年間，這次遷徙卻是康熙皇帝為了爭取南方的民心，賜給每個男子8兩銀子、婦女兒童4兩銀子，鼓勵客家人遷入四川、廣西及台灣。一向以客家人為榮的朱德同志的祖輩就是在這一次遷徙時，從韶關移居四川的。第六徙
在1866年以後，發生於太平天國起義末期。由於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國失敗後，許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壓力下，紛紛向地理位置偏遠的南方，甚至向東南亞等海外地區遷徙。歷史悠久
東江發源於江西省尋烏縣的椏髻缽和安遠縣的三百山，由尋烏和安遠兩水與廣東龍川縣的貝嶺水匯合成江，流至東莞市石龍鎮入珠江出南海。東江取名於它在珠江所處的位置。古時，東江全線並不統稱為東江，在各段有各段的名字。在江西段，因古時尋烏屬安遠縣，故統稱為安遠水；在貝嶺水下游，稱浰水；在龍川老隆佗城段，稱雷江（也有雷水、浰江之稱）；在河源段，稱二合水；在博羅段，稱羅浮水；在惠州段，稱惠州河；在東莞段，稱東江（也有稱石龍河）。這些名字在各個朝代也曾有所變化。
東江流域人文歷史悠久，是嶺南開發比較早的文明之地。春秋戰國時，東江流域的文明已有一定的程度，從各地出土的墓葬來看，其墓葬建築已有一定的規模，且青銅器已普遍使用。如博羅縣橫嶺山出土的300多座先秦時代的古墓群和東莞地區發現的300多座連成一片的戰國時代墓葬群，其規模之大在嶺南少有。這些出土文物充分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東江流域的文化經濟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秦始皇平定嶺南後，東江流域屬南海郡管轄。南海郡下轄番禺、四會、博羅、龍川四縣，其中博羅、龍川兩縣都在東江流域。在秦朝，博羅、龍川兩縣轄地甚寬，尤其是龍川縣，轄地包含了當今粵東的全部和粵北的部分地區以及江西贛南的部分地區。到西漢初，贛南地區才設定南墅、贛縣、雩都三縣，粵東地區才設揭陽縣，而閩西地區至唐朝中期才設定三縣。這些地方原來屬誰管轄？可能都在龍川管轄之內。總之，秦時龍川究竟轄地多寬，仍是一個需要認真考證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它北接贛州，東到福建，南連博羅，西近北江，這一帶皆為龍川之地，這是不容置疑的。
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一帶的建制逐步發生變化。自從漢朝贛南地區設定三縣，粵東設定揭陽縣之後，到了東晉鹹和六年（公元331年），龍川之地再分出興寧縣，同時，從龍川、博羅之地分出海豐縣。在以後的各個朝代中，以博羅、龍川兩縣為基礎，在贛南地區逐步設定了安遠、定南、龍南、尋鄔等縣，在廣東地區逐步設定了河源、新豐、程鄉（今梅州市梅縣區）、歸善（今惠州市惠陽區）、豐順、陸豐、長樂（今五華）、和平、連平、永安（紫金）等縣，同時，東莞、增城也從廣州分出置縣，惠州、龍川、連平一度曾成為禎州、循州、連平州的州府之地。總之，從東江流域的建制不斷變化完善來看，從秦朝開始，人口數量在不斷增多，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在不斷地發展，文明程度也在不斷地提高。
追蹤溯源
一方山水一方人。東江為什麼會成為客家人長期居住的地方？追宗溯源，應該與二千多年前的南越王趙佗有關，與古龍川有關。對於客家的起源時間問題，歷來眾說紛紜，其中有秦漢說、晉唐說、宋元說、明清說。筆者是贊同秦漢說的。因為無論晉唐說、宋元說，還是明清說，都是以幾次北人大規模南遷為依據的。筆者認為，僅以此是很難說明客家起源問題的。因為，晉唐以後的幾次北人大規模南遷，毫無疑問對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終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若沒有這幾次北人大規模南遷，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是難以最終形成的。應該看到，晉唐以後的幾次北人大規模南遷，其落腳點都不是只在現在的客家地區，在嶺南各地都有南遷的北方人。為什麼這些北方人來到嶺南之後，有的成為白話人，有的成為福佬人（潮語人），有的成為客家人？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宋朝有許多北方人越梅嶺經南雄珠璣巷進入珠三角地區，而現在南雄珠璣巷一帶的人都講客家話，到了珠三角西岸地區的人卻講白話。裡面原因何在？故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客家起源歸到北人幾次大規模南遷上。若把北人幾次大規模南遷作為客家的起源，那么，與此同時搬遷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也應該講客家話。另外，客家話就應該是以北方移民為主體的語音，就應該是完全純正或比較純正的北方話，猶如明清時期客家人移居到其他地方一樣，說的仍然是客家話。而事實上，這一切並非如此，南遷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都沒有成為客家人，現在客家話也與北方話有著很大的區別。由此可見，我們可以結論性地說，在晉唐以後的幾次北人大規模南遷之前，嶺南地區就有著不同的語音板塊，正是以這種語音板塊為基礎，影響了以後定居各地的南遷北方人，促成各種民系語音的形成。
客語是秦始皇平定嶺南後中原文化與本地土著文化結合的結果，它與廣東白話的產生有所不同的是，廣東白話是以當地土著人為主體，接納和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的語音系統，客語則是以秦始皇平定嶺南時的將士戍卒為主體，影響和改造當地土著文化而形成的語音系統。因為秦始皇平定嶺南時的將士戍卒都來自北方，所以，客語與白話相比，更具有北方語音的原味。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客家起源於秦漢時期的道理是成立的，而且也更為確切。
既然客家起源於秦朝，自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更具體地說，與南越王趙佗有關，與當時古龍川有關。古龍川是南越王趙佗興王之地。南越王趙佗在秦始皇平定嶺南時就已“與越雜居十三歲”，即在公元前227年已來到了嶺南。趙佗當時住在何處雖無史料可查，但種種跡象表明，當時他很可能就住在古龍川一帶。首先，古龍川原為楚地，楚滅後為秦朝管轄。在嶺南平定前，這裡為趙佗“與越雜居”提供了條件。也只有在古龍川，趙佗才有條件“與越雜居”。其二，據史料記載，秦朝平定嶺南時有一支兵馬駐守在“南墅之界”，即現在江西贛南南康縣一帶。趙佗是個帶兵之人，很可能就是駐南墅兵馬的統帥。古龍川與南墅臨近，還沒有建縣前，應屬南墅之界內。這就佐證了趙佗的兵馬很可能就駐守在古龍川這一帶。其三，南越平定之後，秦朝在嶺南首先置龍川縣，並使趙佗為首任龍川縣令，顯然這不是無緣無故的，很可能與趙佗來到嶺南時長時間住在龍川，熟悉龍川情況有關。
趙佗雖然任龍川縣令才7年，但如把他原在龍川居住的13年算在一起，他在龍川的居住時間實際有20年之長。趙佗建立南越國移居南海後，由於他與龍川的感情和當時龍川處於抑防閩越的重要軍事位置，他一直把龍川作為自己的後方和重要的軍事防區。趙佗不僅在龍川的東邊，即現在的揭陽設定戍守區，在龍川的南邊，即現在東源雙江建設用於軍事的城堡，在古龍川之地駐守著一定的兵馬，同時，他還在古龍川之地建長樂行宮（在今五華華城）。以此可見，趙佗建立南越國後，雖然移居南海，但仍不忘龍川，仍常來往於龍川。趙佗在龍川居住20年，主政南越國70多年，通過他對龍川的精心經營，尤其是通過他的將士戍卒把中原文化帶到龍川，影響和改造了當地土著文化。趙佗所帶領的將士戍卒駐在龍川，他們以軍營為生活圈，在與當地土著人的交往中，形成了既有別於北方語言又有別於土著人語言，能夠使兩者相溝通的獨特語音，即客家人的最初語音。顯然，這是客家語音和客家人最初產生的原因。正因為這個原因，才為以後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特殊的歷史，特殊的區域，產生特殊的文化。
據以上分析，客家起源於秦漢時期，起源於古龍川之地，但也是以史定論的。有人說，趙佗稱南越王后在南海居住70多年，為什麼他在南海地區沒有影響和改造當地土著文化，使之成為客家起源之地？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南海之地在歷史上是客家文化和白話文化的交匯點，在它的西部，越人的數量巨大，所以，本土越族土著在漢化的過程中，留下了語言混雜的特點，南海西部基本上是以白話為主的。它的東部，則是以客家話為主的。以南海之地為分界線，這正好說明了，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不同的區域，產生出不同的民系和文化。在東江流域以至粵東、粵北的大部分地區，之所以能成為客家的地帶，是特殊的歷史條件造成的，是當時南越王趙佗在此留下大批將士戍卒的結果。
龍川是東江流域的大縣，縣治自秦朝始，都在當今的佗城鎮。過去人們都稱佗城鎮為龍川城（或循州城），1941年9月人們為紀念趙佗，才改稱為佗城。佗城是趙佗的興王之城，處於東江岸邊，是古龍川的代表。古龍川是客家起源的地方，推而廣之，毫無疑問，東江是產生和哺育客家成長的地方，是客家人的母親河。
歷史演變
客家自秦漢起源之後，經歷了重大的歷史演變，這種演變的主要表現，是客家人數量的變化。在二千多年的時間中，引起東江流域及粵東、粵北地區客家人口數量變化的原因很多，起碼有以下一系列事件起著影響作用。（一）、漢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呂嘉之亂。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呂嘉殺漢使及南越王趙興母子，聯絡東越（今福建）興兵叛漢。漢派十萬兵平叛。在這一事件中，東江流域及粵東地區人口不減有增。
（二）、東晉盧循起義軍進駐廣州。公元403年，盧循率五斗米起義軍從江浙一帶進入廣東，並迅速攻占了廣州和始興郡，成為盤居廣東的統治者。這一事件，廣東損失壯丁近十萬人，尤其使北江、東江流域人口大減。
（三）、公元548年的候景之亂。此事件中，東魏司徒候景勾結廣州刺史元仲景圖謀反梁，高要郡太守陳霸先和高涼郡冼夫人興兵討伐，並北上大庾嶺，由贛州入贛江進建康。
（四）、黃巢起義軍攻占廣東。公元879年，黃巢起義軍十多萬人從江浙、福建一帶進入廣東。起義軍在嶺南留駐幾個月後再轉到北方，北方許多官宦貴人為逃避起義軍打擊，反過來向南方逃跑，嶺南地區人口增加。
（五）、南漢政權的建立。唐朝滅亡之後，中國出現了五代十國的局面。公元917年，廣西和粵西的軍人首領劉龔在廣州建立了南漢政權。許多北方人被迫逃到安定的嶺南，嶺南地區人口急增。
（六）、張遇賢起義。南漢末期，南漢政權開始腐敗，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公元941年7月，博羅縣小史張遇賢假託羅漢再生，率眾起義。張遇賢起義失敗後，粵東地區尤其是東江流域的人口大減，許多人逃亡江西、湖南，到宋朝統一嶺南時，粵東、粵北地區的人口還不到二萬戶。
（七）、宋朝的北人大南遷。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北人南遷朝代，它有著三次北人南遷的高潮。在宋朝這三次北人南遷的高潮中，東江流域和整個粵東、粵北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是驚人的。
（八）、宋末元初的粵東抗元鬥爭。1276年底，南宋朝庭退入廣東，元軍接著而至，廣東各地軍民開展了三年之久的抗元拉鋸戰。在這場拉據戰中，東江流域和整個粵東、粵北地區的人民慘遭元軍殘殺，散失甚多，許多人被迫進行新的逃難。
（九）、陳友諒兵敗駐紮粵東。公元1358年，陳友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在江西被朱元璋的軍隊擊敗，餘部敗走到粵東地區，並在龍川、河源、興寧一帶安營紮寨，最後落居於這個地區，成為這個地區的住民。
（十）、明朝中期的兩次大天災。明朝嘉靖年間，東江流域連續出現旱澇災害；隆慶時期，東江流域再次發生特大洪澇，沿岸民眾受害嚴重，龍川、河源縣城土屋盡皆倒塌，繁華一時的龍川東壩街場盡毀無餘。這兩次大天災，使東江流域民不聊生，民眾百姓紛紛避荒逃難。
（十一）、明末時期粵東、粵北地區的農民起義。這些起義失敗後，餘眾及其家屬皆避難逃跑。
（十二）、清兵入粵。公元1646年清兵攻占福建後，即揮兵入潮惠，並進入廣州。粵東、粵中一帶抗清鬥爭方興未艾，清軍在這一帶派重兵清剿。
（十三）、清初的“遷界”和“湖廣填川”。清政府統治廣東後，實行了嚴厲的“禁海令”，在沿海地區進行了“遷界”行動。這次“遷界”行動，使許多沿海居民成為內陸居民。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廣東的抗清力量重新復起和填補四川的人口不足，還在廣東、湖南實行了人口遷移行動，其中將大批廣東人遷移到四川。在這次“湖廣填川”遷民中，從粵東、粵北和東江流域一帶遷出的人口最多，現在四川的客家人都是從這一帶遷過去的。
（十四）、太平天國起義。1864年太平天國首都南京陷落後，康王汪海洋率領餘部退入粵東地區，在蕉嶺、梅縣區、豐順、龍川、五華、和平、興寧一帶活動，時間達一年多，粵東民眾多參軍參戰。1866年太平軍被清兵鎮壓後，粵東民眾四處逃難。
以上事件，都與客家人口的變化有關，是客家演變的基本脈絡。從這個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客家經過了起源、壯大（或異變）、形成、散失（外遷）四個演變期，這四個演變期分為三個時間段，其中秦漢至宋朝之前是客家起源和壯大（或異變）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中原人不斷地遷移到東江流域及粵東、粵北地區，中原文化不斷地影響和改造當地土著文化，致使當地土著人逐漸被漢化，來到這裡的中原人和當地土著人都被異化為客家人。
第二時間段是宋元期間，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北方人（包括江淮地區的人）大量進入東江流域及粵東、粵北地區，完全改變了這裡的人口結構。新來的北方人反客為主，成為這個地區人口的主體，最終形成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可見，宋元期間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正式形成的時期，“客家”的稱呼也是由此時期正式開始。
第三時間段是明清時期，這一階段是客家的外遷期或散失期。在這一階段中，來自北方的客家人，因各種原因許多人又從粵東、粵北和東江流域遷移到外地，進行新的轉移。許多客家人轉遷到全國各地，有的還轉移到國外。
以上三個時間段，反映了客家在歷史長河中演變的全過程。東江流域的客家人，既見證了這個過程的演變，也參與了這個過程的演變，而且一直是這種演變的主角。
辛酸血淚
現在東江流域的客家人，甚至包括整個粵東、粵北地區的客家人，在人源上，基本上不是原有客家人的後裔，更確切地說基本上都不是宋朝之前原住民的後裔。查東江流域的各姓氏族譜，秦漢時期所留下的後人幾乎沒有，晉唐時期所留下的後裔也為數不多。前段時間，龍川縣佗城鎮經調查，在其鎮內有著178個姓氏，姓氏之多為全國罕見。因為佗城鎮是古龍川縣治，有人認為這么多姓氏與秦漢時期留駐在這裡的將士戍卒有關。筆者也是佗城人，據本人所知，這些姓氏與秦漢時期的將士戍卒並沒有關係，因為除個別姓氏有待考證外，多數姓氏的族譜都明確記載，他們的先祖都分別是在宋、元、明、清時期才遷居到佗城的。這就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東江流域從秦朝起就有縣的建制，其住民不少，這些原住民哪裡去了呢？唐朝韋昌明在《越王井記》中記述：佗城越王井“周圍為二丈許，雖當亢旱，萬人汲之不竭”。韋昌明所記的萬人雖然不一定就是有一萬人，但起碼有數千人飲該井水，不然，韋昌明不可能說“萬人汲之不竭”。那么，這些人究竟歸落何方？對此，我們若從歷史長河中去探索，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同時也可發現東江流域的客家人有著其辛酸的血淚史。首先，東江流域在秦漢時期，雖然在龍川、博羅兩個縣的縣治所在地多有人煙，但總體上仍屬荒涼之地，在所轄的廣闊地區中人煙並不多，而且多為土著之人。
其二，晉唐之後，雖然隨著北方人的不斷遷入，東江流域人口逐漸增多，但由於朝代更替前後的戰爭，由於幾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東江流域時興時衰，人口變動很大。尤其是晉唐期間一些巨姓豪門收押人口、蓄養家丁，許多平民百姓成為家奴，當這些豪門衰敗，所養家丁人口或被殺或被賣或逃亡散失。據史料考證，當時，公開掠奪、販賣“生口”之風甚盛，販賣人口是公開的市場交易。
其三，在宋朝，由於北方人的大規模南遷，粵東地區的人口暴漲，粵東地區出現了人口西移南遷的現象，從而導致了粵北地區和東江流域的人口也出現了西移南遷的現象。宋朝北人南遷是分三路進入嶺南地區的，一路是從湖南經靈渠進入廣西地區，一路是從江西經南雄進入廣州地區，一路是從福建經長汀進入粵東地區。宋朝之前，北人南遷基本上是分散式、零星式的，而在宋朝，北人南遷具有群體性和規模性，許多是一個地方的人全姓全族舉家向嶺南遷移的。由於宋朝北人南遷多是族群而至，致使原本人口不多且族群意識不強的原住民，包括土著人和先來此居住的北方人，有的退入深山，有的轉移外地。據考證，當地粵東地區的人口不斷地向粵北和東江流域轉移，粵北地區和東江流域的人口又不斷地向北江流域及廣州地區轉移。宋朝，既是客家民系走向成熟的時間，又是客家人重新開始離鄉背井、轉移外地的時間。
其四，明清時期由於天災和戰亂不斷，加上族群而至的北方人，因各種利益關係，出現了姓氏和族群之間的矛盾。為了謀求生存，客家人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離鄉背井、轉移外地的高潮，江西贛州地區的客家人有的轉移到湖南郴州一帶，粵東、粵北和東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的轉移到贛南地帶，有的到了廣西，有的到了粵西，有的到了珠三角地區，還有的不惜漂洋過海到海外。
歷史滄桑，星轉月移，物是人非，東江流域作為客家的起源地，這裡的客家人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中，飽經風霜，經受了血與淚的洗禮。這裡的原住民歸落何處？無非有二：一是被後客家人同化，二是被迫外遷。
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共同特徵，就是來源相同、語言相同、生活習慣相同，但是，各地的客家人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異，作為東江流域的客家人，在文化上更有獨特之處。首先，東江流域是古客家和後客家的結合部，東江流域的客家文化有著古客家和後客家相結合的特徵。客家人在宋朝之前，因為其文化還沒成熟，這段時間的客家人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客家人，故我們可以說是古客家人。宋朝以後，由於北方人大量增加，中原文化完全影響和改造了當地土著文化，土著文化開始湮滅，客家文化完全形成，產生了現在人們概念上的客家人。以宋朝為分水嶺，相對宋朝之前的古客家人來說，我們可以說宋朝以後的客家人是後客家人。後客家人是以閩西、粵東一帶逐漸形成的，以後進行了南遷西移，逐漸影響和擴展到東江流域和粵北地區。但是，與粵東相比，東江流域仍然殘留著許多古客家人的文化痕跡，如族群而居的規模比較小，一個村子往往有幾姓甚至幾十姓人家在一起居住；又如語音比較雜、如民俗各有不同。這些現象表明，東江流域是典型的古客家和後客家相結合的地方，這一帶的客家文化既有著與粵東地區一樣的後客家文化特徵，又有著更古老、更純樸的古客家文化特徵。
其次，東江流域是客家文化與廣府文化的匯合點，具有客家文化與白話文化相融合的特徵。
另外，東江流域的客家具有海納百川、胸懷寬廣、適應力強的文化特徵。東江流域自秦朝開始，接納了一批又一批的北方人，讓他們在這裡立足，使這裡成為人源多元化的地方。東江流域的客家人經受了歷史的磨難，他們的祖輩是反覆輾轉遷移的。苦難的經歷造就了這裡的客家人特別適應各種生存環境的能力。敢於應對各種苦難，善於應對各種環境，是東江流域客家人的一大文化特徵。
東江流域客家人的以上三個文化特色，是相互聯繫的，是這裡古老、純樸、敦厚、寬容、在困難中善於生存的民風。東江流域的客家人，有著其他地方客家人的共同優點，但這三個方面的文化特色，在其他地方則是沒有的，唯在這裡才特別突現。
客家淵源
河源、惠州、深圳、河源、廣州、韶關、潮州、海陸豐客家與梅州客家實為一整體。從方言而言，自古以來惠州、梅州、深圳、韶關、河源、海陸豐就是廣東的客方言區。（光緒）《嘉應州志》卷8載：“嘉應州（今梅州）及興寧、長樂（今五華）、平遠、鎮平（今蕉嶺）四縣並潮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紫金、龍川、河源、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皆可相同。廣州人謂以上各縣人為客家人，謂其話為客家話。”清末古文與語言學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卷序言中說：“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及潮之大埔、豐順，其民字晉末逾嶺，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從以上記述可見自古以來粵東的梅州、惠州、河源地區的方言就被界定為客家話。從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豐的政區隸屬的變動來看，公元331年，即東晉鹹和六年，置轄地六縣的東官郡，其範圍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帶，郡治在寶安縣。當時寶安縣轄地大概為今天的東莞市、深圳市和香港。取名“寶安”，是由於今屬東莞市的寶山，古時產銀，銀在當時來說是十分寶貴的，所以“言寶，得寶者安，凡以康民也”。另一種說法是，“邑地枕山面海，周圍二百里，奇形勝跡不一而足，而山輝澤美，珍寶之氣萃焉，故舊郡名以‘寶安’”。今天梅州地區的興寧、五華在歷史上曾經是惠州府的屬縣。隋、唐、明、清很長一段時期興寧、五華都為惠州屬地。惠州最早是隋開皇十年(590)，在梌山(今中山公園)設立循州總管府，轄歸善、博羅、河源、新豐、興寧、海豐6縣。 隋大業三年(607)改龍川郡，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興寧5縣。唐武德五年(622)改為循州總管府，管循、潮二州、循州轄歸善、博羅、羅陽、海豐、陸安、河源、石城、興寧8縣。 唐嗣聖元年(684)改為雷鄉郡，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雷鄉5縣。唐天寶元年(742)改為海豐郡，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雷鄉，興寧6縣。唐乾元元年(758)改為循州，轄歸善、羅陽、海豐、河源、雷鄉、齊昌6縣。 五代南漢乾亨元年(917)改為禎州、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4縣。 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避太子趙禎諱，改為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稱。 元至元十六年(1279)稱惠州路，仍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4縣。洪武二年(1369)增轄龍川、長樂（今五華）、興寧、正德十三年(1518)增轄和平縣，隆慶三年（1569）增轄永安縣、長寧縣、崇禎六年（1633）增轄連平州。 清雍正九年（1731），惠州府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龍川、長樂（今五華）、興寧、和平、長寧、永安11縣及連平州。到雍正十一年（1733），長樂（今五華）、興寧才劃歸梅州管轄，一直至今。興寧建縣於東晉鹹和六年（331年），由古龍川分治而立，縣轄區有今五華、興寧全境以及龍川縣東部和紫金縣東北部。南朝齊永明元年（483年）至宋天禧三年（1019年），數次析古興寧置齊昌縣（府），轄境多次變遷。自宋熙寧四年（1071年）分設長樂縣（今五華縣）後，縣境相對穩定。而惠州的紫金、龍川、河源、和平就是今天的河源屬地。南朝齊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龍川縣分出了河源、新豐兩縣，都隸屬廣州南海郡。從此有了河源縣的建制。 南朝梁武帝天監二年（公元503年），河源縣隸屬梁化郡。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改梁化郡為循州，治所在歸善（今惠州市東），管轄歸善（今惠陽區）、博羅、河源、興寧、海豐等縣，當時龍川縣併入河源縣。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循州改為龍川郡，治所在今惠陽東北，休吉縣（即新豐縣）併入河源縣。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龍川郡又復名循州，河源縣曾分出一個石城縣，至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石城縣又併入河源縣。五代南漢元享元年（公元917年）增設禎州，治所在原循州治所，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等縣；循州的治所遷至雷鄉，轄雷鄉縣（唐朝時從興寧分出，後改為龍川縣）和齊昌府（後改興寧縣）。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改禎州為惠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循州併入惠州府，惠州府管轄七個縣（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龍川、長樂、興寧）。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劃出河源縣和龍川縣部分地區設定和平縣。明穆宗隆慶元年（公元567年）劃出河源、英德、翁源三個縣的部分地區設定長寧縣（1911年改名新豐縣）。明思宗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劃出河源、和平、新豐、翁源等縣的部分地區設定連平州（1912年改連平縣），河源縣屬惠州府連平州。從惠州、河源、嘉應州（今梅州）的行政區劃的變動，不難發現歷史以來河源與梅州在行政隸屬關係上有深厚的淵源關係，這種源流關係從某種程度而言，為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陸豐客家文化的整體性奠定了一個地域基礎。客家話
客語（客家話）是世界上一種十分古老的語言。它直接承傳了周朝的雅言。它對中國漢族文化語言是一種很好的承傳，被稱為古代漢語的活化石。台灣省新竹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創會會邱從容2009年3月5日舉行《唐朝官話的研究》新書發表會，書中研究指出客家話是漢語的源頭，其他漢語方言都是客家話分出去的簡化音。新書發表會今天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的國際會議廳舉行。“民政處”賴志祥致詞表示，身為客家人的市林政則相當推崇邱從容對於推動客家事務盡心盡力，花了整整四年時間，以《漢和辭典》為主要工具從事研究，讓大家有機會對客家話以及其他漢語方言更加了解。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張維安表示，這本書的發表將在學術界帶來衝擊，引發對於客語研究的興趣，也祝福新書在市場上受歡迎，讓在地文化發光。《唐朝官話的研究》一書內容指出，從唐朝到現在經過千年歲月，客語無須轉韻換聲，依然能和當時傳到海外而被保存流傳至今日的日、韓語、越南的漢字語音吻合。
邱從容先生以《漢和辭典》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漢字語音開始研究，並運用韓語、越南語等的漢字語音作為輔助，和各漢語方言，包含客家語、閩南語、粵語、吳語、福州語、贛語等，從實際的語音上做各種聲韻特徵的比對、歸納與整理語音溯源的分析。
邱從容先生以《漢和辭典》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漢字語音開始研究，並運用韓語、越南語等的漢字語音作為輔助，和各漢語方言，包含客家語、閩南語、粵語、吳語、福州語、贛語等，從實際的語音上做各種聲韻特徵的比對、歸納與整理語音溯源的分析。
從《唐朝官話的研究》一書中比對的結果可以看出，歷史上韓國的漢字語音有三大入聲特徵“p、l、k”韻，傳入越南的是「p、t、 c、ch」韻（c、ch實際音是k韻音），傳入日本的漢字語音的入聲特徵為“fu、tsu、ku、及ki”（也就是p、t、k），都跟客語明確的入聲韻「p、t、k」字音互相對應，聲韻字音也最為相似。
例如“日”字，日語漢音是nitsu，客語則是ngit，入聲互相對應，而日語的ni則是客語ngi的簡化音。又如“踏”字，日語漢音是tou(tafu)，客家話則是tap，也互相對應，而且字音幾乎一模一樣，證明客語的確是影響日本漢字語音的語言，也是更源頭的漢語音。
歷史上日、韓兩國主要在唐朝時代派了大量的留學生到安學習漢語，而越南也早在漢朝開始就持續受到漢語的影響，邱先生認為既然能證明客語是跟日、韓及越南語音最為相似的漢語，那么客語在唐朝不就是唐朝的官話？除非能找出整體性比客語更為接近日本漢語的具體語言，才能否定這樣的論點，相信在學術界能帶來另一方向的思維。
水源音客家話
生活在流域的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語言，有兩種。一種是與梅州客家話有細微區別的語言，稱之為“水源音”。也是客家先民來到嶺南後逐東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種語言。秦始皇發動五十萬兵馬南征時，趙佗帶領一支人馬在江西南部駐紮，在贛江上游的桃江或貢水濂江、湘水，通過定南水、尋烏水下東江，任為龍川縣令。東江流域的客家人自秦漢以來一直至今所使用的“水源音”，同時又叫做“蛇話”。趙佗，又稱趙他，無論是“佗”還是“他”，實際上都是指“蛇”。《說文》釋：“它，蟲也。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古嶺南為南蠻之地，到處瘴癘，蟲蛇滿地，人們“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漢書·地理志》）1996年在東江邊發現恐龍蛋化石後，1999年又發現恐龍化石，說明遠古的東江流域是恐龍的故鄉。化石歷史科學地說明遠古的東江流域為龍蛇之地並不為過。人們說趙佗時的話語，自然就是說“蛇話”了。另外一種是梅州音。惠州、河源、東莞客家先民南遷路線，一條是從陝西關中地區直接進入，一支從中原再經過韶關而來，一支大致沿淮河、過安徽、抵福建、江西，進入河源。水源音客家話是一種十分有鐵質的客家話，它與梅州大埔話、惠州話、潮州饒平客家話、福建詔安客家話等十分接近，與梅州等地的客家話略有區別。它能讓人感受到古中原金戈鐵馬的聲音，它能讓人感受到漢民族幾千來不屈的靈魂。如果水源音客家話話能與梅州話實行整合，將會變成一種更加完美的客家話，在當代社會中，也更容易交流和傳播。目前，廣東客家人之間，已經日益意識到保護祖先語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們在一切的時候，一般講的是客家話，因為世界各地的客家話，基本可以相通。特別是在深圳，一種經過反覆融合的客家話正在產生，這應該是一種有長久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的客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