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概述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10月2日生。五四運動時期在日本留學開始撰寫介紹科學社會主義與歐洲工人運動的文章。1920年8月歸國在上海與陳獨秀籌建中國共產黨,主編《共產黨》月刊,並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 1921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宣傳主任。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新中國成立後,李達歷任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被推選為第一任中國哲學學會會長。曾當選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一屆、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著述有《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和主編《唯物辯證法大綱》等。1958年曾同毛澤東就主觀能動性問題發生爭論,直言批評大躍進中的唯心論,對六十年代開展意識形態領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態度,不同意林彪的“頂峰論”。於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擊、誣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李達的冤案得到昭雪。生平紀實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10月2 日生。早年在長沙、北京等地讀書,1913年後到日本留學。
1918年5月參與組織中華留日學生救國團,罷課回國請願。1919年五四運動後,在《覺悟》副刊上連續發表文章,介紹歐洲各社會主義政黨的情況,並翻譯《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和《社會問題總覽》等著作,積極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8月由日本回國後,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在上海共同發起成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並於同年11月主編《共產黨》月刊。
1921年7月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宣傳。同年9月創辦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和革命叢書。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後,李達與陳獨秀的矛盾日益尖銳,並辭去了中央局宣傳主任。
1922年到長沙,任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學長。1923年4月與毛澤東一起創辦《新時代》月刊,任主編。同年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激烈爭論,遂離開黨組織。此後,他長期從事理論研究和教育工作。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專門學校學監兼教授。1926年發表《現代社會學》,系統論述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
1927年1月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總教官,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3月回長沙籌辦國民黨湖南省黨校,任教育長。9月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創辦崑崙書店,出版各種進步的哲學社會科學書籍。
1930年至1931年任上海法政學院及暨南大學教授。1932年至1937年先後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兼經濟系主任、中國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朝陽大學教授。他還積極配合黨的統戰工作。在北平任教期間,他多次受黨的委託到馮玉祥處講學,說服馮聯共抗日,促進馮同共產黨的合作。1935年發表專著《社會學大綱》,系統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他還積極配合黨的統戰工作。
1938年到桂林,任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由於他長期進行進步活動,抗戰中期以後,長期困居家鄉並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監視。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學教授。
1949年5月,他前往北京,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要從事黨的教育工作。1949年任北京政法大學副校長;1950年至1952年任湖南大學校長;1953年至1966年任武漢大學校長。他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和常務委員,中國哲學學會會長,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會長等職。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的誣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
1980年被徹底平反昭雪。
革命人生
因矛盾尖銳而脫黨
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邀請去湖南擔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到了1923年暑期,李達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對國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國共合作既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也是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實際需要,但是怎樣合作和採取什麼形式合作,無論是共產黨方面還是國民黨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見。就共產黨來說,當時擔任黨的書記的陳獨秀,他考慮中國革命的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因而採取了後來被稱為的右傾立場,主張共產黨全體加入國民黨,全心全意做國民革命,等到將來條件和時機成熟以後,再做社會革命,這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次革命”。但李達卻堅持他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的立場,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本身應當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
這時,陳獨秀就以家長製作風來對待李達。李達後來回憶說:“暑假時,我去到上海,會見陳獨秀,談起這個問題,他是主張黨內合作的,似乎已經由他決定了。他問我的意見怎樣?我回答說,我是主張黨外合作的。我的理由還未說完,他便大發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罵,好像要動武的樣子,幸虧在座有一兩位同志勸住了。我心裡想,像這樣草寇式的英雄主義者,做我黨的領袖,前途一定無望。但他在當時已被一般黨員尊稱為‘老頭子’,呼‘老頭子’而不名。我當時即已萌發了脫黨的決心。”
革命理論研究和宣傳的大師
一個革命的政黨,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緊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當時只有極少數赴日本的留學生接觸過一點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不是原著),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幾乎是與黨的建立同時進行,理論準備非常不足。
在這種近乎於邊乾邊學、“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條件下,非常需要專門從事革命理論研究和宣傳的大師。李達與相約建黨的李大釗、陳獨秀以及董必武、周恩來等人相似,都曾留學日本,並最早接觸了馬列主義,不過這些人建黨後都以主要精力從事黨務和社會活動,只有李達能專心於理論,並且成果斐然。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李達與其說是個政治家,還不如說是個學問家,這從他在黨的“一大”中所處的地位便可見端倪。
在“一大”上,黨綱還是由國際代表起草,不過李達已發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當時因黨員只有五十幾個,各地組織尚未健全,因此只選出了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領導機構。李達之所以當選,與他進行會議籌備有關,更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超過其他代表。
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李達的寓所召開“二大”,大會通過了許多重要檔案,恰恰是出自李達之手。後來李達到大學當專職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頗有影響。他雖操一口湖南鄉音,語言卻簡潔流暢,學識淵博,在課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當時不是黨員,常被圈內的進步師生們稱譽為“帶翅膀的”(以“飛”喻“非”)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
李達雖因意氣用事一度脫黨,埋頭於書齋卻使他對革命理論的研究具備了獨有的超脫條件。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他托人將新出版的哲學書送給老友潤之,毛澤東得到後如獲至寶,當成撰寫自己哲學著作的重要參考資料。應該說,《毛澤東選集》中的雄文雖然主要是對黨的第一線鬥爭實踐的總結,也匯聚了李達在學術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體智慧的結晶。
沒有預備期的黨員
李達是典型的學者型人物,愛坦率地表明觀點,不喜歡隨聲附和,話不投機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陳獨秀鬧翻,進而脫黨,與此不無關係。
他組織上脫黨後,黨內舊友仍與之長期保持著聯繫。1947年秋天,毛澤東、周恩來曾幾次邀請李達去解放區,因他健康狀況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李達身體康復,地下黨轉來一封信函―――“吾兄為我公司發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吾兄速來加入經營。”看到此信,他心情無比激動,當年的潤之老友還在掛念著自己這個“發起人”。
他轉道香港經天津到達北平後,與準備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們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輛專車把身穿藍布長袍和布鞋的李達單獨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同向他詢問了湖南情況,隨後毛澤東單獨留他話舊。
毛澤東和李達不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澤東早年在以“湖南亞高學府”而馳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達就曾擔任該校的教師。在故友重逢後的長談中,李達表示要重新加入到黨的行列里來。毛澤東說:“你在早期傳播馬列主義,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以後你在國民黨統治區教書,一直堅持了馬列主義的理論陣地,寫過很多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黨是了解你的。”毛澤東當夜留李達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閱了一夜的檔案。接著,黨中央鄭重地為李達舉行了入黨儀式,毛澤東做他的歷史證明人,劉少奇做他的入黨介紹人,並且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
李達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澤東,無論是在領袖才能還是學識上,都視為難得的人生知己。本來,毛澤東要留他在北京參加中央的工作,李達卻覺得不一定能適應機關環境,還不如繼續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對哲學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於是仍在湖南、武漢等一些大學擔任校長和教授。
李毛兩老友的激烈爭執
他與毛澤東是諍友,不為賢者諱,不為尊者隱,甚至直言批評過毛澤東。毛澤東於1950年底發表了哲學著作《實踐論》,李達很快買來認真研讀,他由衷地讚嘆毛澤東的哲學才華,並寫出了《〈實踐論〉的學習提綱》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讚揚的同時,他認為《實踐論》中的一段話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有失公允。為此,他直言不諱地在信中提出。
毛澤東接信後反覆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專家共同探討,隨後親自給李達寫回信,肯定了李達的觀點,答應在出選集時一定加以修改。
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李達見到南巡的毛澤東,兩位老友發生了一次激烈爭執。李達痛心地指出,當時吹噓的高指標是唯心主義的產物,並當面對毛澤東說:你發燒四十度,下面就會發燒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燒傷那些舉燭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達再次指出“頂峰論”違反辯證法。毛澤東當時雖不同意李達的意見,卻在南巡時還問起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後嘆息不已,1969年召開“九大”時還專門提起此事。
個人影響
他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理論著作,堅持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26年發表《現代社會學》,系統論述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1928年到上海創辦崑崙書店,出版各種進步的哲學社會科學書籍。1935年發表專著《社會學大綱》,系統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他還積極配合黨的統戰工作。在北平任教期間,他多次受黨的委託到馮玉祥處講學,說服馮聯共抗日,促進馮同共產黨的合作。由於他長期進行進步活動,抗戰中期以後,長期困居家鄉並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監視。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人物評價
李達是典型的學者型人物,愛坦率地表明觀點,不喜歡隨聲附和,話不投機往往拂袖而去。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和法學家,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有詩《懷李鶴鳴先生》真切反映李達的一生,如下:
鶴鳴先生,先驅哲人。五都交雄,兩赴東瀛。求索播火,執著可欽。建黨運籌,宏論言陳。惜哉陽錯,心同道分。猶懷舊願,戀友深情。鴻雁陝北,傳書澤東,實踐矛盾,兩論促成。北上歸隊,談笑長聞。犯顏敢諫,鐵骨錚錚。厥功豐偉,日月同明。嗚呼!一度極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書思人。嗟我小生,化悲為勤,振興神州,以饗師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