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概述
李新,歷史學家,四川榮昌人,1938年入陝北公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科科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杞縣工委書記、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整軍小組秘書、中共中央華北局青委負責人。建國後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第一、二屆副會長,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是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主編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華民國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等。人生經歷
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被推為重慶學聯主席。
193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初,他約集同志數人毅然徒步到延安,入陝北公學,3月,重新入黨,5月,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任招生委員,1939年返回延安任《中國青年》助編。同年秋任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二劇團指導員(後兼團長),率該團赴華北抗日前線。其後歷任中共北方局青年幹部訓練班主任,中共太行分局青委副書記,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中共北方局、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科長,中共河南把縣、河北永年縣委書記。
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整軍小組成員,第十八集團軍駐北平辦事處中校秘書及黨支部書記。1948年任華北大學一部副主任,1949年任該校正定分校主任,隨即投入中國人民大學籌備工作。
1950年後,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兼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教務長,歷史研究所所長;社會主義學院教務長、黨組成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秘書長、黨組副書記;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
李新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勇於創新,不因襲陳說,敢於言前人之所未言,在許多學術問題上有獨到的見解,在中華民國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等史學領域造詣頗深。1956-1961年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本),1988年獲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1972年以來主編《中華民國史》,此書第一、二兩卷獲1988年全國優秀圖書獎及1992年孫中山基金學術著作一等獎。1976年後任全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
李新曆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兼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授。曾多次到國外講學。
李新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編《中華民國史》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並擔任中國現代史學會名譽會長,南京大學等校民國史研究中心的名譽主任。
歷史研究
步入學問的殿堂
李新進入學術界是具備有利條件的:一是自幼勤奮,成績優異,基礎甚好;二是天分極佳,記性好;三是有著豐富的閱歷。李新的前半生是戰士,是職業革命家。李新在戰爭中度過了激情燃燒的歲月。這種豐富的閱歷,使他對歷史有著獨到的理解,他認為中國近現代史中,有很多關於“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的經驗教訓,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半路出家研究學問,談何容易。李新說,這一代人,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已度過半生,以後又蹉跎十多年歲月,一事無成,哪裡有什麼學問呢?芽正是由於有這種自知自謙的品格,並堅持“多讀、深思、勤寫”,李新的知識在不斷地積累,由不懂到懂,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水平在不斷地提高,由孜孜苦讀到融會貫通再到推陳出新,終於步入了學問的殿堂,並且成為大家。
1950年,李新正參與協助吳玉章籌建中國人民大學,突然收到鄧小平拍來的電報,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書記兼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秘書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和職務。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新在太行山一帶一度在鄧小平身邊工作。他們都是四川人,有時在一起擺龍門陣、下棋,有過去很好的交往。
經過慎重的考慮,李新婉辭了。他下決心搞教育工作和歷史研究。他說:當時沒有考慮地位待遇問題。寧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趕“熱乎”。
在華北大學之後,李新相繼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領導工作,但他主要精力仍是研究和編撰歷史。
他酷愛歷史,鍾情於學術研究。50年代,他幫助吳玉章校長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回憶錄,獲得成功。據說毛澤東看了吳老的辛亥革命回憶錄後說,“見書見人”,“書如其人”。對寫回憶錄,有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很高的。李新也由此步人歷史研究的佳境。
學術成就
民國史研究的開拓者
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李新長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擔任領導工作,對近代史所的發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貢獻。1972年,他受命在近代史所組建民國史研究組,1978年改稱民國史研究室,開始了一門新學科——民國史研究的創業歷程。然而,史壇從來不歇風風雨雨,在中華民國史研究籌創之初,反對者就不乏其人。
有人說,寫民國史就是為國民黨唱讚歌。有人說,寫民國史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李新堅決反對這些意見,有一次與一位反對者辯論竟日。李新說:編寫中華民國史是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與國務院的決定,科學院和學部都有書面的指示,郭老也批示,既然現在你們要停編民國史,就應有明確的書面指示,並要說明以前的指示作廢。
萬事開頭難。舉凡與民國史研究相關的方方面面,李新都躬親其事,殫精竭慮,與同仁共同努力,克服諸多困難。如今有關民國史研究的對象、原則、框架、體例等等,都是當年在李新領導下,由諸多同仁共商而定的,並為學術界沿用至今。現在,民國史研究已經成為近些年來中國歷史研究中最為活躍、成績斐然的一門學科。李新著書立說,碩果纍纍,成績斐然,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他主持編撰的《中華民國史》10餘卷。《中華民國人物傳》、《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以及為數甚多的《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等,約計數千萬字,在海內外學術界獲得好評,產生了很大影響。
作為一位史學家,李新非常強調史德,寫歷史要秉筆直書。他說:自古以來,要想寫真史是很難的,首先在政治上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明寫真史會遭到殺身之禍。但是,中國的史學正因此而形成了一個光榮而偉大的傳統,即認為寫史而不真,有違史德,喪失了史學家的良心。
80年代末,李新大病初癒,深感坊間流行的大量回憶錄,良莠並存優劣雜陳。偽劣品中,美己之醜、醜人之美者有之;隱惡揚善、取寵求榮者有之;偽造歷史、陷害對手者有之。結果是哄然而起,轉眼即逝,除了給人留下一片空茫的虛假,就一無所有。李新鄭重地說:“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實,卻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學家’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責任把它糾正過來。”他常說,寫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記憶,誤今人誤後人,是有罪過的。對於那些拒絕真實,掩飾真相,一味歌頌,迴避歷史失誤和慘痛教訓之作,李新大不以為然。他說:“我筆下的回憶是任情的,毫無顧忌的”,“就是對當今世事的評論,我也無所顧忌”。
90年代初,李新在中央黨史研究室機關幹部春節團拜會上說,黨史工作者要堅持黨性原則,寫歷史不能講假話,不能為了所謂的政治目的,而把歷史歪曲了,更不能像《紅樓夢》那樣,把“真事隱”去了。我認為最多寫30%的虛話和套話,70%的寫真話,不能寫一句假話。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當然要涉及對國民黨戰場的評價問題。在座談會上,李新直言,紀念抗戰不應違反歷史真實,當年的歌曲、繪畫、電影都應保持原貌。“歷史學家不能如宣傳員那樣,必須嚴格按歷史事實說話,才能有學術生命。”對於所謂歷史科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口號,李新不以為然。他說,強使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之道,一是指桑罵槐,影射現實,一是為現實辯護,大唱讚歌,兩者都會使歷史科學變成不科學。歷史與現實,畢竟不是一碼事。歷史學家要做的是把歷史事實展現出來,讓人們認識歷史,進而認識現實和未來。對於長期困擾歷史學界的虛假現象,李新終生予以貶斥,並自勵絕不同流合污。其詩云:“直筆寫真史,曲筆抒真情。彩筆傳忠烈,朱筆誅奸佞。”
培養人才
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
除了學術上碩果纍纍外,李新另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是培養了一批當今現代史史學界頗有影響的學者。李新以寬厚謙容之德,善待做學問的專家,把大批人才組織起來。數十年間,學生眾多,桃李滿天下,如李宗一、王學莊、楊天石、耿雲志、李義彬、時光、張注洪、李良志、楊雲若、馬模貞、李玉貞、周子信、胡慶雲、邵維正、劉敬坤、周天度、曾業英、朱信泉、嚴如平、韓信夫、朱宗震、黃修榮、潘榮、章百家、汪朝光、鄧野等。
李新的學識、為人、品德、精神影響了眾多的門生。說起李新,他的弟子充滿了敬重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說:“我本人是李新老師的學生。1981年,我報考了李新老師的民國史碩士研究生,當年12月,我到北京參加研究生複試,第一次見到李新老師。在這之前,李老師在我心目中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還是一個很早就參加革命、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見到李老師之前,心中難免誠惶誠恐。但見到李老師之後,我很快就感覺到,李老師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溫和開朗的長者,在與他交往中不需要任何的虛飾與矯情。”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秘書長魏久明說:“李新是我的前輩、我的老師、我的朋友。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的10多年中,成為忘年之交。李新平易近人、熱情好客。常在一起談工作,談歷史,談時事及其他感興趣的問題。有時道別時,他總是說今天沒有談完,下次來再談,並囑,有空兒就來。他不僅學識淵博、見識多廣,而且胸懷坦蕩、言之精闢,聽了受益匪淺。”
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一研究部主任黃修榮說:“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至今我跟隨李新老師20多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誨人不倦的嚴師,廉潔奉公的領導,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的老黃牛。”
談到李新的廉潔奉公,黃修榮感受頗深,他寫道:“五年前,幾個師兄弟為了給李新師慶祝80大壽,準備給他送一件禮物。送什麼好呢?芽經商量,決定買一台冰櫃,因為他家的冰櫃又小又舊,無法再用了。真是很難想像,一個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老教授、抗戰前參加革命的副部長,竟然使用那樣破舊的冰櫃。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到他離休為止,他一直住在中共中央黨校南院83樓。在他的辦公室和臥室里,除了後勤部門配置的簡易沙發、長條桌子和書架外,他沒有任何像樣的家具。為了完成書稿的編寫任務,他成年累月吃住在辦公室。他住在中央黨校南院期間,每天中午拄著拐棍到黨校食堂打飯。打飯的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樣耐心地排隊等待,從不以知名學者和副部級領導的身份要求任何照顧,往往中午打一次飯吃一天。他身上穿的、床上蓋的都是用過多年的十分普通的棉花製品。他雖然自己生活十分簡樸,但看到周圍有困難時,總是慷慨幫助。按規定,他可以享受使用專車的待遇,但當有關部門提出要給他配專車時,他婉言謝絕了。”
著名黨史專家陳鐵健說:“先生是我的導師;從學業到人生,都是我終生受用不盡的導師。我以有這樣的師長,而心存自豪,無比榮幸。我將以他們的言行為楷模,身體力行,繼承他們的遺志。”
為了緬懷李新先生,陳鐵健還請書法家用大字書寫一副輓聯:“領導川東學潮,參加民族抗戰,實施冀南土改,呼喚政治革新,反專制,爭民主,求國興,八十年奮鬥不息;投身大學教育,參與文字改革,深研民國史事,努力文化復興,斥教條,除迷信,去盲從,五十載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