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1923年10月2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自己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共產黨員惲代英、肖楚女擔任主編。平時發行1.2萬份，最高達3萬份。
《中國青年》1923年10月發刊於上海，後遷廣州﹑漢口等地出版。創辦人與編輯者為惲代英﹑林育南﹑鄧仲夏﹑肖楚女﹑任弼時、張太雷﹑李求實等。因受國民黨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在青年中產生過重大影響。1939﹑1948年曾兩度復刊。
雜誌介紹
創辦人
創辦人與編輯者為惲代英﹑林育南﹑鄧中夏﹑蕭楚女﹑任弼時﹑張太雷﹑李求實等。
創刊
1923年10月2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共產黨員惲代英、肖楚女擔任主編。這是我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具戰鬥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為周刊。後遷武漢。
1927年7月遷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間，曾先後改用《無產青年》；《列寧青年》等名稱秘密出版。抗日戰爭時期由全國青年聯合會延安辦事處宣傳部主辦。
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
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主持復刊，在石家莊出版，次年遷北平(今北京)。1949年4月起，一直是團中央的刊物。此雜誌努力在政治上指導青年，號召知識青年"到民間去"，到工農運動中去。就青年關心的學習、組織活動、婚姻戀愛、失學、失業等各種問題開展討論，批評不健康的思想和風氣，指導青年學習馬列著作，努力適合青年的特點，設有批評、時事述評、書報評論、文藝、通訊、我們的時代等專欄，文字明白曉暢，筆鋒尖銳犀利，配有漫畫，圖文並茂。重視同讀者的聯繫，發表讀者的意見，不斷改進工作，成為最受青年歡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廣泛流傳。因受國民黨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發行量達3萬份，在青年中產生過重大影響。1939﹑1948年曾兩度復刊。
代表作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代英《八股﹖》、《文學與革命》，澤民《青年與文藝運動》，仲夏《貢獻於新詩人之前》、《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楚女《藝術與生活》、《〈中國青年〉與文學》，張刃光《中國所要的文學家》等。這些文章把文學看作是“儆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貢獻於新詩人之前》），對革命文藝思想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一些文章也存在著對初期新文學否定過多的缺點，發生過某種“左”的偏差。該刊還載文揭露封建文化勢力的反動本質，並出版“泰戈爾特號”，批駁“東方文化”派利用泰戈爾來華之機所作的有害宣傳。除譯載高爾基等蘇俄作家的作品外，《中國青年》也發表過一批較好的革命文學創作，如瞿秋白的《那個城》，朱自清的《贈友》，趙聲的《遺詩》，紹吾的《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巔》，吳雨銘的《烈士集》（組詩﹐共65首），一聲的《奴隸們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詩》，光赤的《瘋兒》等。第144期還以《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為題，譯載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歷史
《中國青年》第一期《中國青年》是“五四”以後最早提倡“革命文學”的刊物。它的前身《先驅》﹐早在1922年2月就設定“革命文藝”欄。《中國青年》創刊後﹐陸續發表有關文學問題的文章近30篇﹐引導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工農民眾﹐投身革命鬥爭﹐培養革命感情﹐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反對個人享樂與頹廢悲觀的傾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代英《八股﹖》﹑《文學與革命》﹐澤民《青年與文藝運動》﹐仲夏《貢獻於新詩人之前》﹑《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楚女《藝術與生活》﹑《〈中國青年〉與文學》﹐張刃光《中國所要的文學家》等。這些文章把文學看作是“儆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貢獻於新詩人之前》)﹐對革命文藝思想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一些文章也存在著對初期新文學否定過多的缺點﹐發生過某種“左”的偏差。
《中國青年》還載文揭露封建文化勢力的反動本質﹐並出版“泰戈爾特號”﹐批駮“東方文化”派利用泰戈爾來華之機所作的有害宣傳。除譯載高爾基等俄蘇作家的作品外﹐《中國青年》也發表過一批較好的革命文學創作﹐如瞿秋白的《那個城》﹐朱自清的《贈友》﹐趙聲的《遺詩》﹐紹吾的《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巔》﹐吳雨銘的《烈士集》(組詩﹐共65首)﹐一聲的《奴隸們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詩》﹐光赤的《瘋兒》等。第 144期還以《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為題﹐譯載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發展簡介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敗了，衰老沉寂的中國像是不可救藥了，但是我們常聽見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見青年界的活動。許多人都相信中國的惟一希望，便要靠這些還勃勃有生氣的青年……”這是《中國青年》1923年的發刊詞的開首語。時隔80年，當我們在陽光下再次大聲誦讀這些文字時，仍能迫切地感受到一股熱浪向我們撲來，這些年輕熱情的文字穿過時空的隧道，依然能讓我們熱血沸騰，心跳不止。
10月20日，《中國青年》誕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號。從一開始，《中國青年》就具有鮮明的紅色背景，她所提倡和鼓動的“紅色時尚”引領了無數革命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國青年》的誕生絕對是創造了一種特立獨行的輝煌，它震耳欲聾的呼叫讓無數顆年輕的心怦然而動。在這輝煌和一呼百應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名字，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張太雷、李求實、林育南等等，這些名字無一不浸染著鮮血，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一支支跳躍著紅色的火把。這些《中國青年》早期編輯們的為人、為文、為思，為這本雜誌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革命史和傳媒史上贏得了豐碑般的地位。
從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國青年》隨著革命的浪潮而起伏，出刊170期。《中國青年》以其無懼無畏的戰鬥激情度過了她最初的四年燦爛歷程，沉靜於黑暗中。
11月17日，《中國青年》第五期發表秋士文章《告研究文學的青年》一文。文章說：如今我覺得有兩個問題：文學運動與實際運動哪一種急要?這種文學運動，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會有效力么？
......自己平心靜氣想一想：我的研究文學不是有意地或無意地學時髦么？我好研究文學不是有意地或無意地避塵囂、務清高，志在高山流水嗎？我的研究文學不是有些欺騙自己么？想了的結果，至少有多數人會感覺自己的虛偽，感覺自己這文學不會有益於社會問題的解決！
中文到了如今，情形可謂一天壞過一天；青年到了如今，壯氣也可謂一天冷一天!中國問題的解決，必有待於中國的青年，而中國的青年卻這樣死沉下去，中國還有一點希望么？
我如今對於這些青年，特盡下面的忠告：你真有意做文學家么？朋友，那你就不應僅知道怎樣才算一個文學家，應該去實行你所知道的。你應該像托爾斯泰一樣，到民間去，......文學不是清高的事業，不是“雅人韻事”，“雅人”是平民的仇敵，"雅人"是真文學家的仇敵，真“俗人”才是真文學家!
你真熱心於社會問題解決的事業么？朋友，快快拋去你錦繡之筆，離開你詩人之宮，誠心去尋找實際運動的路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鄧中夏發表《論工人運動》一文
12月25日，鄧中夏在《中國青年》第九期發表《論工人運動》一文。文章說：“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據經驗告訴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的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民眾居首位”。“工人數量雖少，工人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實在比任何民眾尤為重要。比方海員一罷工，可以使國內外的交通斷絕；鐵路一罷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斷絕；漢冶萍一罷工，可以使國內和日本多數大工廠停業。這是何等偉大的勢力呵，所以我們不能因其數量少而輕視之”。他又說，京漢鐵路罷工失敗以後，許多社會運動家不免動搖、減少了對工人運動的熱情。這未免太沒有信心與毅力了。不論革命的政策為了應付時局的必要而如何變更，工人運動卻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應該特別重視而不可變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勢力猶不注全力使之更強固，更發展，而漫然高唱什麼樣的革命，終歸是建屋於沙土之上。文章呼籲：“我所敬佩的以中國革命為唯一的使命的社會運動家呵！望你們鼓勵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精神與熱心，持續地努力呵！如此基礎已立，功虧一簣的工人運動，你們因稍稍受一點波折，便認為此路不通，要另闢他道，我恐怕你們再革命一萬年，也不能成功呢”。
1924年
5月17日，代英(惲代英)《中國青年》第三十七期發表《文學與革命》，指出：“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欲做一個革命文學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革命事業”，做腳踏實地的革命家，培養革命的感情。
《中國青年》發表惲代英談學生運動的《學生運動》一文。文章指出，學生運動的目的，是使學生不受反動派思想的影響，並且能夠接受革命思想，成為革命民眾，團結起來，進而能夠致力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論述了進行學生運動的方法，同時指出，在不合宜的時候，不要說什麼主義、什麼黨、或其他駭人聽聞的材料。要把主義的實質提示出來。
1925年
蕭楚女著文批駁"共管"源於"赤化"論
11月20日，《中國青年》第102期刊登蕭楚女《中國赤化孑帝國主義的一致壓迫》。文章指出：“孫中山在廣州收回關余，該不是共產吧？為什麼英、日、美、法集戰艦，連義大利也還要用商船臨時改充軍艦去示威?”“關稅自主的呼聲該不是共產吧？為什麼列強也一致拒絕？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誰也知道不是共產黨，為什麼八國聯軍要打進北京城?”可見，“帝國主義一致，其實與赤化何關，只要你是與他們共同利益有妨礙時它們便會一致起來。而且事實上，中國早就被帝國主義共管了”。
1926年
李求實斥醒獅獅派諸領袖
4月4日，李求實針對國家主義派攻擊“共產黨和共青團包辦民眾運動”的謬論，在《中國青年》第119期發表《我們的功罪一斥醒獅派諸領導》，指出：
並不是共產黨和共青團包辦民眾運動，而是共產黨和共青團用實際行動取得了民眾的信任。因為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是為被壓迫的民眾幸福，他們沒有純粹屬於自己的成功與失敗，成功是民眾的，失敗也是民眾的。因此，廣大的民眾擁護他們，這裡絲毫沒有什麼包辦不包辦的問題。
《中國青年》首次刊出紀念性漫畫
5月《中國青年》《五卅紀念專號》(總121期)的封面上破例地採用一幅豐子愷繪製的題為《矢志》的漫畫。《矢志》這幅畫上畫著一座高塔，在塔的頂端橫插著一枝經過誇張了的大箭。在該《期編輯以後》一文中說：“這畫的含意是唐代名將張巡部下青年勇將南霽雲射塔‘矢志’的故事。我們希望每一個革命青年為了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枝‘矢志’的箭到‘紅色五月’之塔上去!”《中國青年》創刊兩年來，封面從無採用圖案或繪畫的先例。
這期《中國青年》還刊出紀念性漫畫《他們的血不是枉流的啊!》，畫面上繪著“五卅”烈士墓旁伸出了象徵中國人民力量的巨大拳頭，表明帝國主義的屠殺並不能擊退中國人民反帝怒潮。同時還發表了蔣光赤創作的短篇小說《瘋兒》。
李求實發表《國家主義派的“實際行動》
1926年7月3日，李求實論《國家主義派的“實際行動”》一文，發表在《中國青年》第125期上文章揭露了國家主義派作為帝國主義和軍閥應聲蟲的嘴臉。指出：國家主義派“是思想落後的‘士子’們。受不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壓迫與欺凌，但又缺乏革命的勇氣和決心，以致彷徨無主，帝國主義和軍閥因而催眠之，利用之。結果，這些‘士子’們便倒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懷裡，做他們的忠臣，專一與革命勢力為難，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說廣東赤化了，這些‘士子’們也應聲說廣東赤化了，帝國主義和軍閥說‘五卅’案完全是共產黨人鬧的亂子，這些‘士子’們也應聲說‘這是正確的’。”
惲代英發表《告投考黃埔軍校的青年》一文
12月20日，惲代英在《中國青年》發表《告投考黃埔軍校的青年》一文。文章指出，可以互相切磋陶冶。這些，青年無有許多青年立志要報考黃埔軍校，可是學校容納不了，黃埔是一革命的學校黃埔之所以有益於革命，因為在那裡能學習革命所需要的學識;在那裡有些革命的官長和學生，可以互相切磋陶冶。這些，青年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設法得到。因此，到黃埔是一條好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對於青年，最要緊的精神是與命運奮鬥，要在任何環境中，都能解決自己乃至中國的問題。都能為中國革命做出貢獻。
1927至1934年
《中國青年》先後改名為《無產青年》《列寧青年》《青年實話》。但她們的出版一直處在一種非正常狀態，在根據地時，不僅出版周期經常變動，到後來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刊發，更像是一份內部資料。
1939年4月
《中國青年》在延安復刊。毛澤東第一次為她題寫刊名。雖然當時《中國青年》處在紅色政權的中心地帶，但經濟的困難依然影響著她的正常出版。這個時期的《中國青年》最值得驕傲的是她那份作者名單：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任弼時、王明……幾乎囊括了當時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延安時期的《中國青年》兩年中共刊出29期，其中包括三期晉西版《中國青年》。直到1941年3月第5期，《中國青年》終因無力繼續出版而暫時停刊，這一別就是漫長的七年。
1948年秋天
《中國青年》第二次復刊。毛澤東又一次為她題寫了刊名，還專門為她寫了四句話：“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四句話成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新局面的指導思想。一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這一時期的《中國青年》伴隨著國家的建設和一項項的政治運動忠實地體現著那個時代的風格。這18年中，她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財富：黃繼光、羅盛教、邱少雲、邢燕子、雷鋒、向秀麗、王傑、南京路上好八連、劉英俊……
意義
《中國青年》努力在政治上指導青年，號召知識青年“到民間去”，到工農運動中去。就青年關心的學習、組織活動、婚姻戀愛、失學、失業等各種問題開展討論，批評不健康的思想和風氣，指導青年學習馬列著作，努力培養青年的革命人生觀。在編排上，努力適合青年的特點，設有批評、時事述評、書報評論、文藝、通訊、“我們的時代”等專欄，文字明白曉暢，筆鋒尖銳犀利，配有漫畫，圖文並茂。重視同讀者的聯繫，發表讀者來信來稿，徵求讀者的意見，不斷改進工作，成為最受青年歡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廣泛流傳。
傳奇
毛澤東三次為她題寫刊名；周恩來對她有求必應；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張太雷這些每一個名字如同一支火把的先驅是她的編輯……三次停刊三次復刊；推出雷鋒、王傑、張海迪這些影響了幾代人的平凡英雄；最早為“四五”事件平反；在思想解放初期掀起一場攪動全國的“潘曉討論”；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幾乎都在這本雜誌上留下傳世之作；“機關刊走市場”苦思冥想，破解“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辦好機關刊”這一中國期刊業的“歌德巴赫猜想”；“奮鬥改變命運，夢想讓我們與眾不同”，就是說：《中國青年》找到了新定位：中國勵志第一刊。
1963年
1963年應《中國青年》雜誌之邀，毛澤東親筆題寫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雷鋒從此成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國“一號英模”。3月，毛澤東為《中國青年》“學習雷鋒專輯”題寫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發表使這一期雜誌的發行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萬份仍不能滿足需求，各地團委又翻印了207萬份……隨著1965年毛澤東第三次為《中國青年》題寫刊名，這本雜誌在當時的地位幾乎無可比擬。
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中國青年》又一次告別了她的讀者。
1966年
8月16日，第16期《中國青年》發表了《毛主席對全國全軍的偉大號召》並刊登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成為她在“文革”前最後的絕唱。
1989年
《中國青年》首先發起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評選活動，通過民眾投票，選出了張藝謀、向小平、聶衛平、李昌、馮長根、歐陽德平、王建、潘虹、劉琦、楊文意為首屆“十傑”。
勇氣與個性
沉寂了12年後的復刊猶如一次涅，1978年的《中國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創刊時有過的激情和勇氣成就自己在中國新聞史上驚世駭俗的業績。經過了十年動亂的人們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話，而其時社會上對於思想解放的強烈要求與“兩個凡是”的較量也使剛剛復刊的《中國青年》置身於歷史的轉折點。1978年9月復刊第一期《中國青年》發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學》和《“句句是真理”為什麼是荒謬的》筆鋒如劍直指“兩個凡是”，這在當時需要極大的勇氣，戰鬥不僅止於此。在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已經對“四五”事件有了“不改變結論”的說法時，《中國青年》衝破了思想的障礙，一鼓作氣，在同一期上發表了《天安門詩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跡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在文中首次宣稱：“四五運動”是一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這一毫不含糊的宣戰直接觸及了“兩個凡是”的底線，雜誌剛一面世，一時“洛陽紙貴”。
這一充滿著勇氣的舉動為《中國青年》之後的個性和創造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80年5月，一場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討論使她又一次成為傳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潘曉討論”也不啻於一場驚雷，撼動青年的內心。而在23年前，要進行這樣一次“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討論，更無異於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啟蒙，《中國青年》也在這時創造了當期400萬冊發行量的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