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朱介凡在民間文學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諺、謠的研究上,致力半世紀而孜孜不倦，從1930年起,他便開始收集、整理、研究、纂述諺語,同時也兼及其它民間文學種類如歌謠、故事、傳說、笑話等的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在陝西西安發行的《華北新聞》副刊上發表過不少《三宗寶》的風土諺語,每期刊出一條,並加解釋,深受讀者歡迎。1947年,他又在漢口陸續發表《中國風土俚諺小集》,每天隨寫隨登。1948年冬,他在台灣開始編纂《中國諺語類編》,1950年8月間編成《中華諺語選》。1954年底開始,他把自1930年以來蒐集到的全部諺語資料逐步整理,並把近三十年所閱讀到的全國各省、州、縣的方誌二千多種所得諺語編成卡片,準備纂述成約三百萬字的《中國諺語志》,至今仍在進行。1964年12月,台北新興書局出版了朱介凡的專著《中國諺語論》,全書約九十萬字,這是他蒐集、研究中國諺語三十多年的力作，介紹研究了中國古今各省各民族的諺語、民俗、修詞、音韻、語氣等不同角度,詳引各類諺語並加以理論上的全面分析。不失為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專著。1967年台灣台北書店出版的《雞兒喔喔啼》,是較全面性的集中國近代兒歌大成的理論專著,引用了清代以後各省兒歌共1501首，而1977年12月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兒歌》,以近代中國各省的1501首兒歌為研究對象,其規模之廣闊更是空前的。此外,在三十多年間,朱介凡還出版了多種民間文學專著,主要有：《諺話甲編》〈台北新興書局，1957年〉,《我歌且謠》(諺話乙編,台北世界書局，1959年)《聽人勸》〈諺話丙編,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中國風土諺語釋說》〈台北天一出版社,1962年〉編輯《方言記事示例》〈台北志成出版社影印本〉與婁子匡合作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台北正中書局,1963年〉《中國諺語論》〈台北新興書局,1964年〉《諺語的源流、功能》〈論文集,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中國歌謠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警喻諺語集》〈編輯,台北天一出版社,1974年〉《增補中華諺海》〈史襄哉編,朱介凡校訂,台北天一出報社,1975年〉《中國謠俗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俗文學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在從事了半個世紀的研究後,朱介凡對民間文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這些理論觀點,主要見於他與婁子匡合編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一書中,在他分工負責撰寫的“俗文學的性質",“俗文學的價值”等章節中,表明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俗文學〈主要是指民間文學〉有如下性質：一、民族性。不是個人之作,而是民族集體的產物。民族的性格、德行、愛憎及其生活背景,在神話、故事、傳說、諺謠、謎語、笑話和民間唱本中表現得最為充分。二、傳統性。俗文學〈民間文學〉完成的過程必然是經過集體的修改、補充、承認和傳統。一定要經過長期的歷史傳統淵源的。三、鄉土性。民間文學的鄉土性表現為樸素、率真、尋常、厚重,或許粗鄙,但不下流。土味兒十足,地方色彩濃厚。而且由於第一性是民族性,所以也不囿於一隅。四、群體性。即非階級性。民間文學並非屬於某一階層或某一社會或某一教育程度或某一種年齡的人,而是男女老幼、富貴貧賤、上智下愚所共有的,都喜愛的。五、口語性。民間文學不管講說、歌唱,它是生活在語言中,而非生活在文學上,雖然有書本上的記載,但其不斷創造與傳承,還是在乾萬人的口語與說唱,所賴以表現的形式,也在口語。六、和合性,不堅持某一觀點或某一傾向,不約束什麼,也不排斥什麼,只依著社會生活的習俗和民間傳統的繼承,順乎自然的推移,達到了合和融融的境界。而對於俗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價值,朱介凡作了如下歸納,一、俗文學〈民間文學〉是民族精神所藉以表現的形式,是潛沉的民族文化產物,它貫注著民族精神,它教育、鼓勵、安慰老百姓,引起民族心性的團結,形成共同的愛憎。二、擴展了文學的領域。正統文學多從俗文學發展而來,如謠諺與詩,俗文學〈民間文學〉的作者是廣大群體,而不是拔尖的個人,所以易於創造新的形式,新鮮活潑,剌激了正統文學的不斷變化與發展,三、雅俗共賞,達到了文學的普遍效用,四、老百姓從俗文學接受教育而構成人格。五、俗文學永伴人生。人們從呀呀學語起直到上幼稚園,就跟著母親乳娘唱兒歌,稍長就知道聽故事了,直到老死,其學習、休閒和社會生活中,最多接觸的人文事物,是民間文學,六、俗文學是各種學術研究的上等資料。民間傳承和社會歷史進化的痕跡,在俗文學中都能常見。七、民間文學還是方言古語的寶庫,在語言研究上，是最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以半個世紀的時間進行謠諺研究,且卷帙浩繁,成果卓著，在中國,朱介凡恐怕應推第一,他在歌,謠諺語的各個領域中所作的工作，很多是開拓性的。而他潛心蒐集、採錄的歌謠諺語資料,其規模之宏大,也是空前的,他對民間文學價值的認識與宣傳，對肯定民間文學的價值與地位起了很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