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婁子匡1907年7月出生於山陰。後又努力奔走，在福建、廣東、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分會十處，團結民俗學愛好者五百人並吸收他們入會。抗日戰爭爆發後，婁子匡離遷至重慶，在中國民俗學會重慶分會所在地編行了“風物誌"周刊與集刊，在此期間，他自己也堅持不懈地從事著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
婁子匡1949年赴台灣，不久，即應國際學者邀請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學、法國慕尼黑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舉行的第二十二屆、二十三屆、二十四屆國際東方學學術會議。分別於每次會議宣讀了《中國民俗學研究動向》、《中國歲時序》與《中國人精神生活享受》等論文，並任該會諮詢委員。以後，他又在台灣創立了東方文化供應社，為東西方學者提供中國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上乘資抖，並且負責台灣申國文化學院民俗學研究所，現任中國台灣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中國文化學院教授。
可以說，婁子匡從一踏上民間文學、民俗學的道路開始直到現在，其從事的工作都是與編輯、組織工作分不開的。從編輯《民俗周刊》始，直到在台灣創立東方文化供應社和擔任《台灣風物》編委，中間經過了近十種刊物。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華教授〈Prof·Dr·W.Eberthard〉曾於1933年2月致信於當時主編《民間月刊》的婁子匡說：“在我們這裡，流行了一種見解：以為在中國是沒有神話和傳說的。現在，從你們的雜誌里，和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杭州民俗學會的出版物中，我們才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可是，這邊的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們的作品，你們如果見到，一定會要發笑，因為在那裡面所提出的許多問題，老早便可以被你們的飽學所解答了，所證實了"。由此可見其編輯組織工作影響之一斑。中國民俗學會的建立，發展，也澆注了他的許多心血。
多年來，他先後出版過《紹興歌謠》、《紹興故事》、《越歌白曲》、《神話與傳說》等他親自參加蒐集來錄的民間文學作品集。赴台後，他還著力於對以往各種民俗民間文學資料的收集、編纂、影印工作。從創立東方文化供應社開始，出版並影印民俗叢書、期刊數逾千種，計有《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已出版上百輯，他還擔任了從1951年即已創刊的《台灣風物》雙月刊的編委。1970年春，他編校了《東方文叢》的〈影印中國期刊五十種〉，。在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1971年春，婁子匡還編校了《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三十一種，由台北東方文化書局再版。1970年至1980年間，他編纂了《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叢書》一套，收入一百八十種書，其中有絕版舊著，也有新著，包括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的專著範圍極廣，婁子匡自己的《呆子的笑話》等十三種著作也收入了這套叢書。這些資料的匯集出版工作，使國內外民俗民間文學工作者獲益匪淺。此外，他還於1963年與朱介凡合作編著了《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一書。全面介紹評價了一十年來中國俗文學（民間文學）運動的發展、深入、是民俗、 民間文學工作者的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中國民俗學運動的昨夜和今晨》、《談喇嘛之謠》、《吳於戀歌》、《迎紫姑》、《么西族洪水傳說》等。又於1949年出版了論文集《龍津集》，其中，《巧女·呆娘故事探討》是他在故事的型式分類研究方面的一篇比較得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從故事的系型式出發，把巧女故事分為三型十一式，呆娘故事分為二型三式，加以分析，然後再調理出巧女、呆娘故事五型十四式在全國的分布點，條分縷析，將巧女呆娘故事的來龍去脈交待清楚，同時，還舉出典型故事的演變，以及藏印同式故事的比較，深入淺出，闡喻精祥，成為那一時期同類型文章中的佳作，在同時收入《龍津集》的另一篇文章《歲時序的移易》中，他對移風易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移風易俗的自然條件是“轉播”與“巧合”“轉播"是在任何境域，沒在時間界限，過去的習俗遺傳到現代，甲地的風尚傳播到乙地。“巧合"是同一時間，過去從無來往的歷史陳跡不同的空間中，卻有相同的習俗。這兩種方式，是地球上最自然的民俗演變現象，由“轉播”可以看出民俗習慣進展的路途是有共同點的；由“巧合”可以看出民俗習慣由轉播中去選擇，經選擇而後採用，是在不斷進化的。因此，他認為，要移風易俗，就必須先有能適合對象的需求的某一習俗的型式，多用自然的力量，少用人為的促成，不採取取締禁止的辦法，而是需要蛻變舊的禮俗，創化新的禮俗，因革損益，，除了從政治、人情、救禍、彌患、道德教育外，由民俗本身的透視和新的型式的推行是最為重要的。
婁子匡的書籍 在赴台之後的二十幾年中，婁子匡致力研究台灣民俗與大陸民俗的血緣關係，所得甚多，他分五個部分分析了民俗的形成、演變特點及台灣民俗各種形式的產生與發展及它們與大陸民俗的深厚的血緣關係，於是善善相因，新新不己，就由血緣關係而形成了倫理文化，由時間空間關係形成了歷史文化，這種文化結合凝聚而成一整體，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而風俗習慣，正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環節乃至根本。只要是中華民族的習慣，就會跟著中華民族每一分子走，不論到天涯海角、山南或漠北。緊接著在第二、三、、四部分中他分別研究了台灣的歲時節令，如春節、十五上元暝、清明節、五月五、龍船鼓、七月七等節日，傳統信仰，如天公信仰、孔子祀典、鄭成功崇祀、財神、保生大帝、醫生之神、產育之神、祖先崇拜；喜慶婚喪三個方面，尤其是在傳統信仰一部分中，他指出“敬天尊祖”乃是中華民族固有的信仰，貫穿於所有的風俗習慣中，成為文化的骨幹。他最後在後記中結論道：台灣的歲時會節，傳統信仰，喜慶婚喪的俗行與俗信、處處表現，事事流露中原色彩和華夏傳統，中原民俗自然而然地傳播到台灣是毫無疑問的。台灣民俗，也是福建、廣東兩省的翻版，而這兩省的的風俗習慣與其它各省也是大同小異，一按任何台灣俗信和俗行的來歷和演變，便可看出血緣關係濃縮在台灣民俗中，也就泯滅不了中原、閩粵、台灣的人們的血緣關係在深厚的台灣民俗中。1963年，他與朱介凡合著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是一本兼資料性與研究性為一體的重要的工具性的理論書，婁子匡負責撰寫了神話、傳說、故事、笑話、後記五個部分。在神話一節中，他提出了自己對神話研究重點、神話功能的看法。他認為神話研究應有三個重點：不同民族間神話的相似性，可否作為文化接觸之證明？首先依靠對於民族地理關係及文化歷史關係的考慮。尤其重要的是把神話資料的歷史的前後與地理分布結合起來，作精密的考察，神話在本民族與不同民族間的變化，立足點應在於對神話與文化其它方面之關聯的考慮；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神話的比較。至於神話的功能則是多方面的，與宗教意識信仰方面的關係比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來得更直接，例如（1）神話能使當代秩序合理化，〈2〉神話是宗教儀式的執照，（3）神話反映當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4〉從神話觀察當代民族性。這一時期之內，婁子匡還撰寫了民俗、民間文藝研究的著作多種，如《台灣民俗文藝試論》、《神話叢話》、《笑話群》〈一〉〈二〉、《十二生肖故事》、《台灣俗文學叢話》、《新年風俗志》、《婚俗志》等。
學術貢獻
婁子匡投身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事業六十年，著述甚豐，勞作甚勤，貢獻極大，他對於中國民間文化研究的貢獻，大致可以從編輯組織工作，資料匯集工作，理論研究工作三個方面加以總結。
資料匯集
多年來，赴台後，他還著力於對以往各種民俗民間文學資料的收集、編纂、影印工作。從創立東方文化供應社開始，出版並影印民俗叢書、期刊數逾千種，計有《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已出版上百輯，他還擔任了從1951年即已創刊的《台灣風物》雙月刊的編委。1970年春，他編校了《東方文叢》的〈影印中國期刊五十種〉，在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1971年春，婁子匡還編校了《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三十一種，由台北東方文化書局再版。1970年至1980年間，他編纂了《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叢書》一套，收入一百八十種書，其中有絕版舊著，也有新著，包括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的專著範圍極廣，婁子匡自己的《呆子的笑話》等十三種著作也收入了這套叢書。這些資料的匯集出版工作，使國內外民俗民間文學工作者獲益匪淺。此外全面介紹評價了一十年來中國俗文學（民間文學）運動的發展、深入、是民俗、 民間文學工作者的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理論研究
於1949年出版了論文集《龍津集》，其中，在這篇文章中,他從故事的系型式出發，把巧女故事分為三型十一式，呆娘故事分為二型三式，加以分析，然後再調理出巧女、呆娘故事五型十四式在全國的分布點，條分縷析，將巧女呆娘故事的來龍去脈交待清楚，同時，還舉出典型故事的演變，以及藏印同式故事的比較，深入淺出，闡喻精祥，成為那一時期同類型文章中的佳作，在同時收入《龍津集》的另一篇文章《歲時序的移易》中，他對移風易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移風易俗的自然條件是“轉播”與“巧合”“轉播"是在任何境域，沒在時間界限，過去的習俗遺傳到現代，甲地的風尚傳播到乙地。“巧合"是同一時間，過去從無來往的歷史陳跡不同的空間中，卻有相同的習俗。這兩種方式，是地球上最自然的民俗演變現象，由“轉播”可以看出民俗習慣進展的路途是有共同點的；由“巧合”可以看出民俗習慣由轉播中去選擇，經選擇而後採用，是在不斷進化的。因此，他認為，要移風易俗，就必須先有能適合對象的需求的某一習俗的型式，多用自然的力量，少用人為的促成，不採取取締禁止的辦法，而是需要蛻變舊的禮俗，創化新的禮俗，因革損益，除了從政治、人情、救禍、彌患、道德教育外，由民俗本身的透視和新的型式的推行是最為重要的。
相關研究
血緣關係
在赴台之後的二十幾年中，婁子匡致力研究台灣民俗與大陸民俗的血緣關係。在這本書中，於是善善相因新新不己，緊接著在第二、三、四部分中他分別研究了台灣的歲時節令。
神話
1963年，婁子匡負責撰寫了神話、傳說、故事、笑話、後記五個部分。在神話一節中，他提出了自己對神話研究重點、神話功能的看法。他認為神話研究應有三個重點：不同民族間神話的相似性，可否作為文化接觸之證明？首先依靠對於民族地理關係及文化歷史關係的考慮。尤其重要的是把神話資料的歷史的前後與地理分布結合起來，作精密的考察，神話在本民族與不同民族間的變化，立足點應在於對神話與文化其它方面之關聯的考慮；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神話的比較。至於神話的功能則是多方面的，與宗教意識信仰方面的關係比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來得更直接，例如（1）神話能使當代秩序合理化；〈2〉神話是宗教儀式的執照；（3）神話反映當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4〉從神話觀察當代民族性。這一時期之內，婁子匡還撰寫了民俗、民間文藝研究的著作多種。
龜文化
1997年底，陳益源的著作《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出版（其中收錄了《民俗周刊》舊作和婁老一篇未刊稿）。大陸著名學者過偉教授又因來台開會卻未能親見婁老感到遺憾，囑陳益源代作訪問，以便補充他的“中國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家系列研究”，加上挪威研究揚州評話的易德波教授在台灣想多見些專家，於是他與范增平先生約定時間，陪易德波教授，去士林外雙溪送書、拜年，並進行過偉教授需要的錄音工作。
結果，婁老一見到易德波到訪，話題總是圍繞著龜打轉，他殷切地希望易教授多多介紹西洋龜及其民俗信仰，對於我代過教授詢問他個人治學歷程、出版業績、研究心態等等，只說有空再作書面答覆。1998年6月13日，陳益源又陪法國陳慶浩教授去看婁老，老話重提，陳益源才知道婁老急著想“創化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方式，從一物一事，作中國、亞洲而全世界的資料，加以全面蒐集、排比而探討”，自1996年冬應英國民俗同好繆海德教授函索相關資訊起，就已經選定以“龜”為課題，計畫要撰寫一部《亞洲龜俗志》（該書已於2000年在台灣出版）。
婁老不僅做好了歷代龜俗文獻 和現代出版資料的摘錄筆記，還親筆完成了《上古龜與伏羲女媧成婚》、《敬奉烏龜為神明》、《杜鵑為王、烏龜做宰相》、《龜和別的動物的故事》、《龜島、龜山處處見》、《龜島、龜山與風水》、《廣東韶關綠毛龜調查》、《台灣澎湖望安島綠蠵龜生態》等多篇手稿。婁老不顧年邁，身體多病，親筆書信給大陸王知三，索征大陸龜的資料，王知三蒐集了20多篇關於龜的傳說資料寄給婁老。後來，陳益源在他的《台灣民間文學採錄》一書中“人物、活動及其他”一節以《婁子匡近況及其龜俗研究》為題，介紹了婁老在靜寧縣收集到這篇文章。陳益源說， 婁老進行中的龜俗研究，的確是很迷人。例如在《上古龜與伏羲女媧成婚》一文中，他介紹了新近於甘肅省靜寧縣採集到的一篇神話傳說（講述一隻烏龜如何使計，巧妙幫助伏羲和女媧兄妹成親），並針對其故事內容，表達了三點歷史的民俗的意見：一是 證明龜乃高壽靈物，二是呼籲加強西北民俗資料的採集，三是探討上古時代禁止近親結婚的風俗。娓娓道來，令人興味盎然。
人物影響
1930年夏，周作人、顧頡剛、江紹原、鍾敬文、婁子匡等，在杭州創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當時婁子匡是最年輕的，他小鍾敬文兩歲。每當世界各地民俗學家去台灣時，莫不紛紛打探婁子匡的訊息。然而，由於婁教授年邁，已不公開露面，因此知道他的情形的人並不多；甚至有不少年輕的朋友，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婁子匡是“中國民俗研究論著的守護神”， 他這個“中國民俗研究論著的守護神”這個封號是怎么來的？
1988年2月22日台灣《中國時報》的《民俗周刊》第6號，“拜訪大師”專欄刊出婁子匡專防，首度出現此一封號。當年的執筆者，是台灣著名年輕民俗學專家陳益源，他那時是台灣中正大學教授，在海內外民俗文化界很有影響。他尊封婁老為“中國民俗研究論著的守護神”，是依據他把中國民俗學會移到台灣、創辦東方文化書局、影印發行民俗叢書達千種以上的卓越貢獻。此一美譽，他老人家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後來海峽兩岸提到婁子匡的文章（如張玉芳《婁子匡與中國民俗之整理與研究》、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等），便一再加以引用。
人物評價
婁子匡幾十年來，作為中國民俗、民間文藝工作的組織者與研究者，在這條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他所作的龐大的資料匯集工作，為向全世界介紹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和歡迎各國學者研究東方文化的精粹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研究工作，同樣也是幾十年來中國民俗、民間文藝研究成果寶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他所致力的台灣民俗與中原民俗血緣關係的研究，更是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民族是中華民族的血肉成員。他對於發掘民族文化遺產、宏揚民族文化精神是功不可沒的。
作品欣賞
下面是婁子匡91歲時在台北撰寫的 《上古龜與伏羲·女媧成婚》一文：
我想創化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方式，從一物一事，作中國、亞洲、而世界的資料，加以全面蒐集、排比而探討。1996年冬，英國同好繆海德（DrRichardMuihead）教授來信索取關於龜的課題資訊，我立刻撿到流傳在亞洲地區的龜的故事傳說、神話、諺語有五十則，大部分是流播在中國東南、西南，東北的古今的作品，缺少那中國西北的，而有待再去調查記錄。因為中國人對龜特別崇敬愛護，民間篤信它是“靈物”，和龍、麟、鳳，合稱“四靈”。說他年齡最高，能活到百歲千年，甚至萬年的。
我計畫寫一本以《亞洲龜俗志》為名的書，第一章“龜的年齡”，然後再用已有資料來下筆。到1998年春天，我的希望已見到曙光了。就是從未謀面的王知三（舉章）先生贈我《成紀神話傳說》一本新書，內有《伏羲成婚（二）》，是一隻烏龜幫助伏羲和女媧怎樣結婚的，故事如下：
伏羲和女媧本是哥哥和妹妹，在古代禮制是不可以結婚，兩人正在苦惱之中，因為當年世界人類萬物，都被洪水淹沒，僅存一男一女和一龜一牛，再也看不見還有別的生物。
伏羲正在淒涼悲傷，站立在地面，突然腳下爬出一隻大烏龜，它會說話，開口對著伏羲說：“世上生靈沒有死絕的，千年烏龜給你來作合。”他一聽非常開心，可是又發愁的回答：“我妹不同意和我結婚。” 烏龜回答：“你不要愁，我自有法子去求她。”烏龜說完就爬到女媧面前說：“女媧，上灣里有一頭天牛，只有你去才能把他牽回來，有了這一頭牛，世界上才能把大地耕作種植食糧，人民得以繁昌。” 她回答：“那上灣路不遠，可是要過葫蘆河。河水洶湧，我怎能渡過去呢?” 烏龜說：“這有什麼難呢，我就是在水裡的生靈，你爬在我背上，我馱你過河去。”女媧說：“那怎么行呢，我是一個女人家，怎好如此呢?” 烏龜答：“只要世界上有牲畜來耕種田地，田地能生長糧食，你就是踏碎了我的背殼，我都願意啊！” “我只要輕輕地踩在你的背骨上，那就不會踩壞你堅硬的背骨。”女媧說。可是烏龜向她回說：“那說不定的，這世上的事情各式各樣的。你要是真的踩碎了我的背骨，那我就什麼都完了！?”女媧立該回說：“我覺得很奇怪。但想問你個究竟，我真的會踩碎你的背骨嗎?那我不想過河去了，等到河裡的洪水退了再說。” 烏龜不禁大聲的叫：“不行啊！這天牛是天帝賜給你們的，如果你怕河水滔滔不去牽牛，天帝就會把它收回去的。” 女媧猶豫了好久，最後下定決心過河去牽牛，並說：“那你可得要馱穩。”
烏龜見女媧表示同意渡河了，便高高興興地等她。她們走到葫蘆河邊下水，看看水清見底，並不很深，烏龜馱著女媧鳧河，已見天牛站在彼岸。就上岸前行，女媧先去牽了牛頭韁繩，天牛識得水性，跟著女媧下水，烏龜仍舊馱著她，三者一同渡過河道，從此天牛留在民間世世代代替農田耕耘，造福人間。
烏龜和女媧在渡河的時候，聽到“咯吧”“咯吧”的聲音，好像瓦破石碎似的，原來龜背被她踩碎了，痛得一口一口地出大氣。女媧知道闖下了大禍，怕得爬在龜背上大哭，一邊哭又一邊說：“天爺爺，這怎么辦?我闖下了這禍，還有臉活在世上嗎?” 烏龜出著氣說：“女媧！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沒有臉也好活下去。” 女媧答∶“只要你身子能長好，啥沒臉的事兒我都做。” 烏龜說∶“那你和伏羲結婚，繁殖兒女吧，要不然，世間就沒有人類衍續了！”
女媧想了又想，無可奈何地同意，又問烏龜：“那你的身子怎么好起來呢?” 烏龜又說：“你們今晚結婚，我的身子今晚就會好起來，你可以三天以後來看我。”
女媧回到了土洞裡，和伏羲說明一切經過，和烏龜玉成他們兄妹可以結婚的事兒。伏羲聽了內心暗暗高興，於是兩人就在土洞裡哥哥和妹妹成了婚。三天期到，夫妻倆跑去拜訪烏龜，它的背上已經完好，像是十三塊甲殼合成整體。年復一年，民間禮儀中留延新婚三日。回門的習俗，新婚房子現稱“洞房”，也是衍續“土洞裡”的名稱。
上面是甘肅省靜寧縣王知三、席榮兩位合記的《成紀神話傳說》一書所刊的《伏羲成婚（二）》，特把它增刪，節要的記錄下來，進而提示我對這個故事的內容有三點歷史的民俗的意見：第一點，我們從伏羲時代，發現有一隻烏龜幫助兄妹成姻的故事，就是四千年前中國就有它，它為了要使人類生命永遠衍續，不致斷宗絕代，說合伏羲女媧成親。事在四千年前，到現在烏龜仍舊代代活躍在中國，我們可以溯往，它的高齡在四千歲，和現今世上早已看不到的龍、麟、鳳來比較壽命，那龜是高壽靈物了。第二點，中國從五四運動時代以來；調查採錄民間帝後故事，多出自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民俗學會同仁的手筆，對於中國北方、南方、東方的資料很多，而西北流傳的卻無人來搜記，有關伏羲女媧的故事很少見到，很需要延入補充。今得甘肅靜寧籍的王知三等不少同好就地搜記補全，實在是我們從事民間文學和史學、民俗學、地理學的極大心愿。第三點，有關人類終身大事的大問題。伏羲和女媧是洪水以後僅存於人間的哥哥和妹妹，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男女老幼都被洪水淹死，也就是伏羲和女媧在當時因再也無法找到配偶正在苦悶，幸而獲得烏龜的玉成兄妹成親，從而衍續人類世世代代。
這是上古時代中國的禁止近親結婚的風俗行於民間而又擴及皇室的風土習慣禮制。在人口眾多的社會之中，是人人謹嚴地遵照奉行的。但從伏羲和女媧的成親，這是一個人類婚嫁制度的極大突破，也等於是禁婚風俗有關人類絕嗣從而改變的大事。這一件民俗婚姻是否可行?還請現代民俗學家來評論。
1998年4月20日於台北 時年91歲
出生年考
著名民俗學家婁子匡先生的學術活動及其業績，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增多，已不時為國內民俗學界所提起，繼而也在他的故鄉被更多的人所認知，其姓名被收入《紹興名人辭典》即為明證。但該辭典和若干報刊之文定婁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14年似可商榷。老人故世後，2006年《紹興縣報》、《紹興縣政協》載文重提，仍俱襲生年1914之說。
民國六年（1917)8月5日《越鐸日報》載有安昌婁氏私立儲英國民學校舉行畢業典禮的訊息。該屆畢業生6人，分乙等2人、丙等4人，婁子匡列丙等第一人。儲英學校系清末由婁氏繹思學塾改設，主要創辦人即婁子匡先生之父壽頤公。該校學制為初小，其時己辦10年，畢業學生8屆。據這件確鑿的歷史資料推算，1914年出生之人此時只有4虛歲，是不大可能初小畢業的；如果按初小畢業一般至少十一二歲來推算，那么婁子匡先生的生年當在1906或1907年才相合。進一步證之於婁子匡先生親筆手書的二宗年齡資料，正是如此。1992年新年婁子匡先生在給安昌西市國小校長的信中說，“學生今已八六高齡”，並署名自稱“八六學生”；同時在給該校教師的賀年辭中自道：“適翁虛度八六高齡”1993年5月婁子匡先生在給安昌親友的信中又提到自己已經八十七歲，因老病不克回鄉。兩宗資料提及自己的年齡一致。以1992年86虛歲推算，則生年當在1907年（嚴格地說，是清光緒三十三年農曆丁未年）。一個人對自己的年齡總不大可能記錯，何況又能與《越鐸日報》記載的初小畢業時間印證契合，故斷婁子匡先生的生年在1907年似可無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