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釋義
用刑法曉喻人民，使人們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達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明：嚴明。
弼：輔助、輔弼。
教：教育，指“五教”。
從字面觀，“弼”乃輔佐之義，似與“德主刑輔”的傳統立法、司法原則並無不同。實則不然，“德主刑輔”中“德”為“刑”綱，“刑”要受“德”的制約，始終處於次要、輔助位置。宋以前論及“明刑弼教”，多將其附於“德主刑輔”之後，其著眼點仍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後刑”。比如，漢唐社會穩定，在立法指導原由上就主張寬刑輕典，所謂“德主刑輔”（以首先教化為主，刑罰懲治為輔）、“德體刑用”（以首先教化為本體，刑罰懲處為其服務）、“明德慎罰”，就是寬刑輕典的立法原則。
宋代以降，在處理德、刑關係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學家朱熹首先對“明刑弼教”做了新的闡釋。他有意提高了禮、刑關係中刑的地位，認為禮法二者對治國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又從“禮法合一”角度對“明刑弼教”進一步說明：“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
與前代儒家學說不同的是，他強調刑與教的實施可“或先或後”，“或緩或急”。經此一說，刑與德的關係不再是“德主刑輔”中的“從屬”、“主次”關係，德對刑不再有制約作用，而只是刑罰的目的，刑罰也不必拘泥於“先教後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後教”行事。這看來小小的變通之義，卻意味著中國封建法制指導原則沿著德主刑輔——禮法合一|明刑弼教的發展軌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並對明清兩代法律實施的方法、發展方向和發揮的社會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我國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說來，倡導“德主刑輔”，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輕刑主張相聯繫的。而經朱熹闡發，朱元璋身體力行於後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則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實，為推行重典治國政策提供思想理論依據，於是他強調“刑亂國用重典，重典治吏”，重農抑商，打擊豪閥和為富不仁者，在法制史上留下了嚴刑峻法的濃重的一筆。
典故
彰明刑罰，輔以禮教
歷代封建統治者都知道，治國安民有兩個武器：一是刑罰懲處的儆戒作用，一是禮教的教化作用。這再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同的只是，在不同朝代，階級鬥爭激烈尖銳程度有所不同，統治者運用這兩手的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就有所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