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養父母公墓“中日友好園林”內的中國養父母公墓，是一個被方正縣中國養父母撫養長大的日本戰爭孤兒遠藤勇捐資所建，在砸碑事件中也遭網友詬病：既然有中國養父母之墓，為何不讓中國人參觀？
一次砸碑事件，讓中國北方唯一的“僑鄉”———黑龍江省方正縣步入人們的視線里。這個近半數人口是僑民僑眷的小縣城，已經不知不覺間實現了“大治”———安定和富裕；而且，是以一種不同於中國目前絕大部分地區的發展途徑。
與此同時，這個依託日本而興旺富裕，滿街日文招牌的縣城，卻沒有一家純粹的日資企業、一家日本料理。
黑龍江省方正縣委書記劉軍的手機又關機了。
南都記者了解到，被人肉出來並四處公布於網路的那個手機號確是他的。這些天，這位剛上任一個月的縣委書記頭上落下的口水遠不止“漢奸”“敗類”等寥寥數語。
在最有創意的一種說法中，他成了“日本遺孤”甚至“戰犯遺腹子”，起了個日本名字叫“松本浩二”；一幅經過PS的肖像畫給他戴上了一頂日本軍帽，一小撮油黑的仁丹胡塗在人中的位置。
當然，最解氣的莫過於這樣一個假訊息：方正縣委書記被撤職，一併被撤的還有縣長。事實上，這個剛剛進行過換屆的小縣城，縣長一職目前還是空缺的。
沉默的風暴眼
除了感嘆政府的工作效率，你第一時間很難在頭腦中找到別的溢美之詞。這么高大和沉重的一座建築物，居然會一夜之間消失得如此乾淨。
那塊碑———刻有229名日本死者姓名的“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高約5米，寬達10米左右。製造的石料質地極其堅硬。據8月3日參與砸碑的河南人謝少傑說，“我使盡全力砸，砸得石碑火星四濺，可只能砸出硬幣大的小坑。”
如果不是7月28日，日本共同社及《朝日新聞》等媒體爆出“中國為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建碑”的新聞“出口轉內銷”，這場輿論風暴根本不會颳起。
勿論全國，即使在方正縣也很少有人知道這塊碑的存在。它所在的日本人墓園，正式名稱為“中日友好園林”，並非一個旅遊景點，平日裡都是大門緊鎖，僅在日本人來拜祭時才由縣外事辦指揮開門。縣政府宣布閉園的告示貼出後，有網友笑稱“應該用日語寫”。
在修碑事件前，這座日本人墓園著實算不上豪奢。它位於縣炮台山北麓，占地只有0.02平方公里。最核心的設施是兩座直徑3米的水泥公墓，各有一塊墓碑，一塊標明“方正地區日本人公墓”，一塊標明“麻山地區日本人公墓”。這次修成的”開拓團之碑“，正是這兩座公墓的附屬物。
1963年批准為日本人修建公墓時，只花了1萬元；1975年因興修水利遷入此處時，花費5萬元。1986年，修接待室和通往此處的公路，又撥款12萬元。
中國養父母逝者名錄與這座惹出麻煩的碑同時落成的，還有另外一塊碑：“中國養父母逝者名錄”，大小質地與“開拓團之碑”完全相同。它是另一座墓的附屬物———“中國養父母公墓”，大小質地也與兩座日本人公墓相同。那是1995年，一個被方正縣的中國養父母撫養長大的日本戰爭孤兒遠藤勇捐資220萬日元所建。15名撫養日本戰爭孤兒的中國父母安眠於此。此訊息被逐漸披露後，方正縣又遭受網友詬病：既然有中國養父母之墓，為何不讓中國人參觀？只讓日本人參觀的地方，怎能叫“中日友好園林”？
對此，風暴眼中的官方依舊保持了沉默。正如砸碑風波之後的墓園，被一道新增加的鐵絲網嚴嚴實實地鎖住。
“不敢說自己是方正人”
官方的沉默絲毫無助於一座城市恢復整體名譽。這些天，方正人普遍陷入一種苦於不得辯白的狀況中。
“在這邊的賓館，一看我是方正縣的身份證，都不讓我們住。”方正縣一所日語學校的女校長在電話里說。方正縣每年赴日勞務輸出500人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她的學員。
之所以只能接受電話採訪，是因為她已關閉學校去了外地。她還聽說，一個同鄉的孩子在北京讀書，因為泄露了自己方正縣人的籍貫而被人圍毆。
“我只是個教日語的，更多的政治的東西，我也說不好。”這位女校長說，砸碑讓她心情非常不好，將學校提前放假關閉。“學員們也理解。可是你說，這事跟我們方正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呢？”
這幾天，方正縣華僑商會會長張鳳江的手機也常接到外地打來的陌生電話，被破口大罵“漢奸”，指責他是“開拓團之碑”的承建商。他不得不在網上發了一則聲明：“……在此，我可以以我全家人的身體、名譽和生命向廣大愛國網民保證（哪怕是一點點的參與）此事完全是個別無聊小人搬弄是非，此人一定別有用心。”
作為一個至今不通鐵路的山區偏僻小縣，日本人並不看好方正。它至今沒有一家真正的日資企業，只有38家僑屬企業，主要經營服務業、輕工業等產業，最大的企業是一家鉛筆廠。他們或多或少都與日本戰爭遺孤沾親帶故，由此去日本闖蕩後又返回家鄉投資。儘管或許已經入籍，骨子裡仍然是最正宗不過的方正人。
如此看來，輿論說方正縣立這塊碑是為了吸引日本投資，為了GDP增速，還真有點兒冤枉，至少是扯得太遠。
“如果我沒有這么大的投資，我肯定跟你們把一切都說得很明白。立這個碑，他們徵得我們老百姓同意了嗎？搞得我們現在出去了都不敢說自己是方正人。哪怕有一點點民主決策，諮詢一下老百姓的意見，我相信這個碑立不起來！”已隨身為戰爭孤兒的母親入籍日本的孫娜（化名）對南都記者說。“可是，我們還要在方正生活……”
這位女性在方正的投資不菲，經營一家洗浴中心和運輸業。為了躲避記者赴家中採訪，她甚至帶著母親躲出了方正。
“還是中國人好”
方正縣與遙遠島國的緣分，集中產生於1945年。
那一年，日本戰敗投降，居住在中國東北的百萬日僑大潰退，想取道方正去哈爾濱再回國的上萬名日本婦女兒童被蘇聯紅軍堵在方正縣，半數死於飢餓、寒冷、疫病。餘下的半數被方正人收留，融入當地社會，得以生存。
根據1953年方正縣公安局外事科保留的檔案，1945-1946年，方正縣共收留了5000餘名婦女兒童，其中973名孤兒。這5000名婦女兒童正是方正縣成為中國東北獨一無二“僑鄉”的血脈依據。
中日兩國恢復正常邦交後，還健在的日本人絕大多數去了日本定居。根據日本法律，他們的遠近親屬，都享有去日本定居的優先條件。方正縣外事僑務辦副主任李鍾軍統計，方正縣現有人口26萬人，居住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有3.8萬人———占哈爾濱八區十縣（市）的76%.
歸僑和僑眷有6.8萬人，加上華僑，占到全縣人口的44.2%.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日僑。
“去日本太容易了，都是一開始沾親帶故的，後來路子都熟了，沒啥關係的自己也敢去了。”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縣政協委員說，他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全家都在日本，兒子最近剛從日本回來———被派到大連的一家中國工廠工作。
與日本的血脈聯繫很快變為經濟效應。在日本生活的方正人，人均年收入一般在30萬-50萬元人民幣。即使不入籍，一次探親假也有3個月到6個月。以2003年為例，彼時方正縣共有600多人去日本探親。這些人就利用探親時間打工，賺回1500多萬元人民幣。今天，在方正縣生活的22萬人擁有40億元人民幣的存款，在東北三省各縣中列第一。
日本遺孤橫山茂夫婦這位70歲的老人有兩個身份———中文名字“劉今才”，日語名字“橫山茂”，他是在3歲時被中國人收養的戰爭遺孤，1994年去了日本定居。帶著老伴和3個已成家立業的孩子。“那公墓呀，我也只去過一次。上世紀80年代有一次日本代表團來，讓我們這些遺孤去陪著參觀。”個頭不高、臉頰扁平的劉今才對南都記者回憶。
和其他日本遺孤一樣，在中國成長的劉今才並沒遭受什麼歧視。因為讀過幾年書，他在成年時是村裡的赤腳醫生，兼記工分員。“我總逗他：你個小日本，還整天掛個針晃蕩，別把中國人打死了！他也嘿嘿樂，並沒當一回事兒。”方正縣政協委員、與劉今才熟識的作家郭相聲回憶。
每隔3年時間，橫山茂都要回國給中國養父母掃墓。他們第一次回來，帶了130萬日元到處送親戚朋友。上世紀80年代他去日本探親歸來時，就開始帶著一堆日本小禮品———打火機。
“當時他給我一個，我說：哎喲，劉餅子———他那臉不是扁嗎，我們給他起外號叫劉餅子，你小子發啦！”一位鄰人回憶，方正縣的第一台彩電就是從日本帶回來的，當時在全縣引起了轟動。“我直接給扔了，誰要他小日本的！……一轉眼，我又給撿回來了。那時候哪有打火機啊！”
“當時想，反正歲數都這么大了，博一把唄。”劉今才的老伴吳桂芬———現在她叫“橫山桂子”，列舉了他們一家在日本大阪的生活現狀：老兩口每月有日本政府給予的十幾萬日元生活費，住的是一間三室一廳的政府出租公寓，月租金相當於生活費1/6；大兒子身體不好，靠“日本的低保”，每月近1萬元人民幣生活，二兒子開商店，現有一套別墅兩輛車；老三去了長野，全家醫療完全免費。
當然，家國讎恨並不是能全然冰釋的。當時在村里，就有一個老頭從來不理睬劉今才，以及所有日本遺留婦女、日本遺孤。他姓高，曾經參加過抗聯游擊隊，房子被日本軍隊燒掉。作為專職采寫抗聯事跡、鄉土歷史的本土作家，郭相聲沒有任何一個親屬子女去日本。“咱中國人，憑啥去日本人那兒賺錢？”
“日本人不串門兒，還是中國人好。”想了半天，還是沒能說出對立碑、砸碑有什麼看法。劉今才———橫山茂，露出一絲笑。
“我們在那邊交的朋友，也都是中國人。”
僑鄉沒有一家日本料理
方正，這座陷於輿論風暴眼中的城市，常被誤解。
作為一個山區小縣，方正3000平方公里的面積有八成是山區，先天發展經濟條件不好。官方的自我評價是“工業經濟總量小，財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服務能力不足”。
由於沒什麼資源，接連幾屆縣委書記、縣長，都只能提出些例如“建設山水園林化生態縣”之類的口號，從來沒有什麼大幹快上超越式發展的折騰。縣裡倡導發展的產業也不外乎種水稻、剪紙節和蓮花節游湖之類。這樣常規的產業也離不開日僑，縣裡最大的兩個湖泊———方正湖和蓮花湖，都是歸國日僑經營的。在他們手裡，水面比十幾年前擴大了10倍，蓮花達500萬株。
方正不習慣折騰的另一個原因，或許在於有心無力。
無資源、無工業，全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1億元左右———這僅僅相當於縣裡的僑民們年收入的1/50，勉強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公務員、事業單位的工資相對別縣要少得多，辦公事經常需要用自己的車，“私車公用”。在方正，看到公務員在街上開著一輛好車，民眾的第一判斷不是“肯定腐敗”，而是“肯定去過日本，再不就是家裡有買賣”。上百萬的豪車，方正人熟視無睹。既有日系車，也有德系、美系。
方正的縣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大班子合用一棟五層的辦公樓，而對面幾百米就是兩棟29層的商品房。這樣的高層住宅在方正並不少見，單價3000元也早已不是上限。許多人從日本賺錢回來，一買就是六七套。一種說法是，方正縣去年的GDP增速達到20%，建築業發達是主要原因。
一種普遍的估計是：在方正縣，餐飲業和服裝業的平均價格，要比鄰縣高20%-30%.儘管盛產水稻，大米每公斤售價仍然在5元以上；冬天的黃瓜，哈爾濱賣2.5元一斤，方正賣4元都是便宜的。作為回報，方正的餐飲業質量也高出鄰縣甚多。
然而，在方正滿街鱗次櫛比的飯店、餐館中，卻沒有一家日本料理。
當地人都認為，這跟口味不合有關。在2008年之前，縣裡是有幾家的，因為人氣太低都倒閉了。
這種口味的不合，在日本生活18年的橫山桂子老太太表現得很典型。這么多年來，她仍然是一口“日本飯”不吃，要么嫌甜要么嫌酸，再就是嫌味道怪異，在家自己做飯，上街就吃中國料理。在日本，反而有不少方正人開的中國料理。
方正滿街的商店、飯店招牌上，的確有日語注釋，但占的位置都很小，並非網路傳聞的“三分之一以上”。店主們說，這是大約5年前，方正縣開始要求他們在辦執照時順便添上的。
這一講述側面證實了方正縣政協曾經出台的一篇《僑鄉形象工程建設調研報告》。它提到：“早在2006年，方正縣就已確立了打造‘東北旅日僑鄉’的戰略目標”。
該《報告》提出：“主要街道兩側的樓房建築要有日本文化的影子，城市馬路兩邊要栽種櫻花樹。學校要有反映日本侵華歷史、抗聯歷史、開拓團歷史、日本風土文化和中日友好往來為內容的課程。凡是有文字的牌匾、指示牌、宣傳牌、機關、學校、服務業、企事業招牌、門牌的單位和個體，都要書寫中日兩國文字。”
這篇報告的作者透露，方正縣人大根本沒有審議這一建議，或許是覺得過於離譜。加日文的要求後來也不了了之，至今仍可以看到，一些店鋪的招牌上沒有日文。
不知不覺的“大治”
儘管沒有日本直接投資，幾十年來方正仍然從日本受惠良多。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方正縣從來訪的日本代表團處吸引了折合人民幣220萬元的資金，用於中日友好園林的修建。那位被中國養父母養大，後來回日本定居的遠藤勇早在這次出資修建“中國養父母公墓”前，就多次向方正捐款。接下來3年內，日本每年通過ODA（國際經濟技術援助）為方正援助3500萬日元。
在“中日友好園林”里，還有一座屬於日本人的紀念碑。日本農民藤原長作上世紀80年代來中國旅遊，聽說“方正有一座日本人的公墓”，特地來看。這次方正之旅讓他決定，把畢生用來幫助中國。到他去世時，中國共有十幾個省、670萬公頃的稻田採用了他的栽種技術，產量提高一倍以上。他死後，一半骨灰按照遺囑撒在了他開始傳授技術的方正。
日本帶給方正的影響遠不止於此。正如此次風波一樣，從立碑到砸碑，都與日本人沒有一點關係———這是參與砸碑的人都承認的。它在遙遠的東瀛，卻在自己沒有發覺的前提下引起了無數的混沌效應。
一位當地人記載：“一位在單位負責計畫生育的朋友說，這裡的計畫生育工作最好做，從來不超生，因為很大一部分育齡婦女，尤其是農村的，都嫁到了日本。女人少，所以方正婦女在家中的地位特別高，丈夫如果要打罵妻子，妻子就威嚇：”再惹我，我就學日語去。‘……學了日語，潛台詞就是去日本，不跟你過日子了，所以男人還真怕妻子去學日語。“2009年，國家統計局哈爾濱調查隊開展的一次”哈爾濱市社會治安狀況調查“結果顯示，99.6%的方正縣人感覺安全，居哈爾濱全市八區十縣（市）之首。在前一年，該縣發生的6起命案全部偵破，是全省唯一實現連續四年”命案必破“的縣份。
方正從來沒有發生過震驚當地的大案要案，社會治安穩定，連上訪者都極少。“我覺得，人一有了錢吧，他就想裝紳士。”華僑商會常務副會長郭曉玉笑著說。
但是，方正縣也有一些獨特的刑事案件。2006年3月，一個姓於的女子因不滿生活狀況，先以假離婚騙取丈夫信任，赴日探親。在日本，她經親屬介紹，又找了一個日本人準備結婚定居。在回國辦理手續時，她慘死在暴怒的前夫手中。
方正人很慶幸，自己沒有什麼資源，由此避免了許多麻煩。
在當地多位政商界人士的綜合評價中，資源往往意味著詛咒和災難。如果人口多、地域大，就容易搞商業開發———拆遷，搞得雞犬不寧；若有煤鐵等工業資源，當地得到的好處有限，而污染或者腐敗卻是實實在在的，還容易催生社會矛盾。
於是，這么多年來，方正一直山清水秀，空氣潔淨，而民眾又生活富足，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