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碎片
簡介: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被選入人教版初二上冊語文教科書。
布老虎叢書。
部分內容與作者的第一本散文《文化苦旅》重疊。
部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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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野蠻——文明，這實在是一個老而又老的話題。人類學家常常把它們作為人類早期演進的三大階段，那么，我們當然早已進入文明，而且千萬年下來，早已進入一種充分成熟的文明。我們的一切舉止作為，好像應該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認前提。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蒙昧和野蠻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時時滋生。它們理所當然地把嘲謔和消解文明作為自己的生存本能。沒想到文明對此毫無警覺，它太相信那個所謂心照不宣的公認前提，對周圍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把並不存在的文明前提當做存在。文明的傷心處，不在於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傷痕累累，而在於把蒙昧和野蠻錯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殺無辜平民的現場，一個母親高舉著嬰兒喊道：“他還是個孩子！”然而喊聲換來的是笑聲和槍聲。她原以為還有一個在人性邊界上的最後前提，事實上這裡已沒有這個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舊”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雙握著幾卷古畫的手，低聲相告：“這是鄭板橋的真跡！”然而還沒有等他說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騰起。他原以為還有一個文化價值上的起碼前提，事實上這裡已沒有這個前提。
固然，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只要舉目四顧，原以為有前提而事實上沒有前提的實例比比皆是，只不過性質完全不同於殺人放火這樣的特例罷了。
舉例說明
舉一個最沒有法律價值的例子吧。報載，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輛公共汽車突然熄火，駕駛員請求乘客們下車推一把幫助發動，請求來請求去，下來推車的是一幫去春遊的小學生，大人一個也沒有下車。小學生們憋著吃奶的勁兒竟然推動了這輛擠滿大人的車，而當他們上車一看，他們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們搶走。悲哀
——車上的大人們怎么了？怎么會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卻一起丟失了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前提！我們的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發生，沒有前提，你再憤恨他們也無動於衷。
那么，孩子們為什麼會下車呢？因為他們還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沒有前提，可見這裡有一個失落過程。失落在何時何處？記得上海一家電台曾為此而開了一次討論會。
討論會上，一位乘客說，他過去遇到類似情況時也曾下來推過車，但公共汽車一旦被推動就直駛而去，把推車人丟在半道，一次兩次，大家就吸取教訓，不願推車了。
這顯然是一個理由。我本人也遇到過推動了車卻被丟下的惱人事情。於是再找司機參加討論，一位司機說，車好不容易發動之後要開一程才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車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事實證明
全有理，每一個理都說得通，但這些理的總和卻是卑劣。這說明，社會上萬事萬物各自的理由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對瑣碎實利的超越，是對各個自圓其說的角落的總體協調，是對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基元性原則的普及，是對處於日常迷頓狀態的人們的提醒。然而，這種超越、協調、普及、提醒都是軟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這個事件證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這便決定，文明的傳播是一個艱難困苦、甚至是忍辱負重的過程。
孩子們的生活
孩子們推車，我想，要感謝他們的老師，感謝安徒生和諸多美麗童話的構建者，也要感謝他們的父母，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車的大人，但他們心底還會埋藏著一個有關善的夢影，在教育孩子時常常會高於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類擁擠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雙雙稚嫩的小手推動著一群躲在鋼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這件事實在是一種會讓人思慮再三的象徵性造型。人類的童年和成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構？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們不能不惶恐，今天歡天喜地地推著車的孩子，會不會過幾年也成了不推車的一群？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難道只會教會他們剝除文明？
剝除文明的最後結果，就是容忍邪惡，無視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類歷史上一切由人類自己造成的悲劇，大半由此而生。
環境的改變
最強大的哲人也無力宣稱，他可以從整體上營造一種文明。人們能做的極致，也就是為社會和歷史提供一些約定俗成的起碼前提。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義的基石、文化的共識、理性的入門，也就是世俗社會所謂的常情常理。沒有這一切，社會無以構成，人類無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應該來參與構建文明前提的事業。當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動還要推，推動那么多漠然者，推動那么大的一個鋼殼子，在鬧市間緩緩前進。是示範，也是自救，因為有那么多的理由誘使我們成為不推車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個自我定位，即便今後背棄，也不會像別人那樣輕易。
但是，文明的火種會不會在漠然者的心頭重新點燃？文明的前提會不會使他們悄然收起振振有詞的各自理由？具體說來，我們的一切文化行為會不會在人們心中產生真正的積極反應？這正是我多年來最為苦惱的難題。去年在哈爾濱，詩人李琦給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長白山，路遇一位外國少年背著帳篷準備到山上野營，這位已經很勞累的少年手上還挎著一個塑膠口袋，邊爬山邊拾撿著沿路的廢紙、果皮、空罐。他靦腆地告訴那些文化人，從小在書本中就知道了長白山，這是他夢中的山，當然要把它收拾乾淨。他離開文化人獨自繼續爬山，撿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車，但大家都長久地沉默著。過了很久，氣氛才重新放鬆起來，其中有一位隨手把一塊果皮丟向窗外，車上的其他人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齊聲喝道：“你還是人嗎？！”
傳播
這個在長白山上踽踽獨行的外國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動。我終於明白，一切有志於傳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這個孩子，孤獨地爬山，默默地拾撿，既沒有表演意識也沒有抱怨情緒，只是暫時性地清理了一條路，乾淨一座山。明天也許還會被弄髒，但今天還要拾撿。什麼時候被幾個有心人看到，引發起有關“你還是人嗎”的人本主義的思考，這真是可以滿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