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所謂“希臘病”，是指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不單是金融危機，而是一種生活觀念和社會制度在經濟全球化加速後出現的普遍問題。希臘染上的是富貴病：在福利和勞工保護政策上必須向歐盟標準看齊，可是在勞動生產率等一系列經濟指標上，希臘人又達不到歐盟的平均標準，只好靠發國債、借外債過日子。時間一長，主權信用危機就出來了。
希臘病主要教訓
首先，在經濟上，希臘成為政府欠債過多的象徵。目前其債務已經達到GDP的115%。希臘無法脫離麻煩，《經濟學家》說，它無法調整自己的財政結構，因為出口乏力；它沒法貶值，因為它是歐元區；它沒法削減工資和公共開支，因為人民不願意。儘管並沒有多少國家患有希臘病，但這帶來投資者的恐慌。葡萄牙的赤字高漲，西班牙陷入債務危機，也無力重組經濟。還有同樣有債務纏身的義大利。非歐元區的英國貨幣進行貶值，但財政赤字嚴重。
《紐約時報》社論說，希臘在5月19日就有一筆12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到期，“因此如果歐洲政治家再次阻礙，形勢就會失去控制——很快。”社論說，危機可能擴散到西班牙、葡萄牙，可能削弱德國和法國的金融機構。因此救援希臘，“不是一個慈善的問題，而是歐洲的自我拯救。”
在《經濟學家》看來，希臘危機也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帶來對歐盟的質疑。而德國將是導致救援遲緩的第一責任人。“它一直說支持希臘，但又要讓希臘為自己的錯誤受到懲罰；說支持希臘的經濟，但又不願意投入資金；而即便很多德國銀行和公民都是希臘的債權人時，德國依然強調那只是希臘的問題。”評論說，在兩周前，我們還認為希臘結構調整不可避免，還說歐洲的領導人有“三年時間去挽救歐元”。我們以為他們會拿出一個迅速的600億美元的救援方案，但我們高估了他們的共同立場。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寫道，這是個“歐洲圈套”。不久前人們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公共債務上，讓人以為這就是一個政府無法控制開銷的簡單問題。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他說，3年前這些國家都看不出有什麼債務問題，甚至希臘2007年的赤字水平也並不高。但作為歐元區被認為相對安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債券吸引了很多資金。但隨著全球陷入金融危機，流入的資金鍊斷了，收入銳減赤字暴增。歐盟的身份變成了一個圈套，讓市場不夠聰明地投入到這些危機國家。
這個圈套的實質，就是在資金很廉價時，這些國家的工資與價格比其他地方上漲更快，而當貨幣不再流入，這些國家就需要去想辦法把成本降下來。這對我們有什麼教訓？
克魯格曼說，很多反赤字的人會很高興，認為歐盟的危機給他們提供一個依據去反對政府大量投入。但這場危機真正證明的是：如果沒有給自己保留足夠的政策空間，結局將是如何的危險。當這些國家加入歐盟時，他們不僅放棄了做大量印刷鈔票這些“壞事”的權利，但同時他們也沒有了靈活回應的能力。
“當危機來臨，政府需要行動的能力。這是歐元的設計師們沒有想到的事情——也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記住的教訓。”克魯格曼說。
形成原因
如同古希臘眾神都有凡人一樣的七情六慾，現代希臘人也很懂得享受生活。現代希臘人是自信和驕傲的，他們居住在那個偉大文明的廢墟上，講著希臘語，很少有人質疑他們是梭倫和伯里克利的後裔，想到他們與古代希臘人之間的差異。
這種狀況有時會忽視一些重要的區別。雖然古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但光復古希臘文明的文藝復興運動不是在希臘發生的，現代希臘的民主觀念和制度實際上是從西方引進的，與其老祖宗的直接民主相去甚遠。
正因為民主不是本土的，或出口後返銷的，希臘獨立後的政治現代化之路一波三折，至上世紀60-70年代還出現過軍人政府，至今社會矛盾還要靠罷工這樣社會成本很高的街頭政治來解決。
從古至今，希臘人都信奉“人是萬物的尺度”，神靈和來世的觀念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重大的影響。如同古希臘眾神都有凡人一樣的七情六慾，現代希臘人也很懂得享受生活。這裡的區別在於：“人”在古希臘是“我們”，古希臘人眼中只有集體（城邦）而沒有個人；現代希臘的“人”主要指個體，加入組織或政府主要是為了個人生活得更好。
這些古今差異都是理解希臘今天困局的內線上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