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孝宗是朝鮮仁祖的嫡次子，孝宗的生母仁烈王后在他16歲時就過世，慈懿大妃是仁祖的繼妃，也是孝宗的繼母。根據《儀禮·喪服》的規定“父母為嫡長子服三年之喪，為眾子服期年之喪。”，問題在於，孝宗並非嫡長子，但卻以承重、進入王統，作為孝宗繼母的慈懿大妃應該如何為孝宗服喪？對如此複雜的問題，《國朝五禮儀》沒有相應的條文可以依據，朝中官員有的主張服三年之喪，有的主張服期年之喪，莫衷一是。經過
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沈之源、領敦寧李景奭、延陽府院君李寺白、完南府院君李原淵、原平府院君元斗杓等認為“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期年之服”。服制事大，為慎重起見，禮官徵詢西人右贊成宋時烈的意見，宋時烈依據《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的規定，贊成期年服制說。因為，孝宗雖然已經承重，但並非以嫡長子的身份繼位，在倫序上依然是嫡次子，因此，慈懿大妃為之服喪，不能超過期年。南人的尹鑴上疏批評宋時烈不知士庶之禮與王朝之禮的區別，他引《儀禮·喪服·斬衰章》賈公彥疏“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之語為據，認為慈懿大妃應服斬衰三年。他還舉了鄭玄注的《喪服》“立第二嫡子，亦名長子”，證明嫡長子過世之後，第二嫡子也可以稱作嫡長子，。仁祖以孝宗為嗣，恰是鄭玄說的原則。朝鮮孝宗雖然以嫡次子繼位，但已有嫡長子之名分，不得再視為庶子。
宋時烈反駁尹鑴的觀點，宋時烈認為《儀禮·喪服·斬衰章》之中確實有“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但還有下文“嫡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賈疏明確提到“雖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庶孫為後是也”，其中“體而不正”正切中顯宗承重之事，根據《大明律》和《國朝五禮儀》規定，無論長子、嫡子，母親都只能為之服期年之喪，於是，領議政鄭太和宣布，根據《國朝五禮儀》定為期年之喪。
顯宗元年（1660年）三月，喪服即將滿一年，按照喪禮的規定，練祭之後，就要除喪。此時，南人的掌令許穆上疏“請令禮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請求將期年之喪改為三年齊衰之喪。之後，許穆再次上疏，引《儀禮》為長子喪服圖，申述“立嫡以長則三年，立庶子為後則期年”之論，並主張“第一子死，為次長傳重者斬，所重在嫡嫡相承，尊祖稱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之疑也”、“昭顯（仁祖嫡長子）雖有子，先王之所廢。孝廟實仁廟次嫡，既冊立為世子，承統受重，禮所謂正體傳重者也”，許穆認為無論長嫡、次嫡，只要是嫡子，繼承王位者就是正體，而“體而不正”者是指妾子，許穆又引《喪服》“父為長子”、“君”、“母為長子”、“君為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周禮．司服》等經註疏的文字為據，申述其三年之說。
南人的尹善道上疏支持許穆，稱“孝宗大王既為世子之後，其可不謂之長謂之嫡，而猶謂之庶子乎！”稱讚“許穆之言，非徒議禮之大經，實是謀國之至計”。
宋時烈上疏，對許穆的說法逐條駁斥：
第一：“第二長子亦名長子”一語不傳於經傳，而是賈公彥的說法，賈公彥之所以不說“長子死”而說“第一子死”者，意思是第一子未成年而夭折，其父不得為之服斬；第二子立，方可以名為長子並為之服斬。如果第一子是成人而死，其父已為之服斬，則第二長雖承嫡統，也不得稱為長子；許穆疏中的“妾子故”三字，不是疏文，而是許穆的“自下之下言”，屬於想當然之說，故不足為憑。
第二：“庶”不是賤稱，是相對於嫡而言的稱謂，庶是眾的意思，嫡長子以外的子統稱庶子或眾子。
第三：昭顯世子之喪，仁祖當從《禮經》服斬衰。不料卻從《經國大典》服期年，既然如此，就沒有理由為次嫡服三年之喪。
尹鑴則多次上疏論服制，聲稱自己“欲據周公之禮，明繼統之重，立君臣之義”，指責宋時烈“以家人之禮而為王朝之典”。尹鑴見自己的三年之說沒有被採用，心中不服，便再次上疏表示希望顯宗收回成命，再次提醒顯宗注意服制爭論的要害是王權，接著又引述《喪服．斬衰章》“君喪，內宗婦女皆斬”之文，提出“大王大妃亦當服斬”，以證明其三年之說無誤。總之，尹鑴的意見可以歸納為：為長子，不管上下服三年喪；為君王無論內外宗都服斬衰。
宋時烈駁斥他的說法“君王之喪，內宗因為都是臣子，所以要為君王服斬衰三年，而慈懿大妃是孝宗的母親，哪有兒子把母親當臣子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