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三家合刻
清詩總集，王隼輯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詩作彙編而成此書。成書時間為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共24卷。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均為廣東人，且居處相鄰，在創作上亦互相推崇，同享盛譽，世稱“嶺南三大家”，故三人的詩歌合集被稱為《嶺南三家合刻》。
相關條目
屈大均（1630—1696）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初名紹隆，字介子，一字翁山，番禺（今屬廣東）人，明末諸生。1647年1月清兵攻陷廣州之後，屈大均參加了老師陳邦彥領導的抗清鬥爭。鬥爭失敗後，奔赴肇慶，向永曆皇帝進呈《中興六大典書》。正當授官之時，聞聽父親病危訊息即刻返回家鄉。父親病逝後，於番禺縣雷海峰海雲寺削髮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余。清順治十三年（公元1655年），出遊大江南北，曾到南京、北京等地，並北出山海關，留意塞外形勢。所到之處，遍交豪傑，志圖恢復明朝基業。後來曾經東至會稽，與當時的抗清志士魏耕、祁班孫等秘密參與鄭成功、張煌言水師進襲金陵之謀，但不久事情即被敗露，清廷指名搜捕，一度避居桐廬。不久還俗，更名為“屈大均”。復出後，曾北游關中、江西，與顧炎武、李因篤等定交，後歸粵。吳三桂反清時，屈大均曾參加其部隊，並任廣西按察司副使，監軍桂林，不久覘知吳三桂不足以成大事，遂辭歸故里，直至去世。
除後文將要介紹的《嶺南三家合刻》中的詩作外，屈大均還是一頗受近人推崇的詞人，朱祖謀列舉清代填詞名家時，即以屈大均冠首。其小令［夢江南］《悲落葉》四首，長調［紫萸香慢］《送雁》、［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等，或“聲情激楚”（葉恭綽《廣篋中詞》），或“無限悽惋”（況周頤《蕙風詞話》）均獲好評。其文則胎息秦漢，“簡古雅潔”（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也卓然自成一家，享有盛譽。
陳恭尹（1631—1700），明末清初詩人。字元孝，初號半峰，晚號獨漉子。順德（今屬廣東）人，其父陳邦彥曾為南明重官，順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曾舉兵抗清，兵敗後全家均遭禍害，僅陳恭尹（時年十五歲左右）一人隻身逃脫，後因父親緣故官居南明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南明政權消亡前後，他與抗清志士多有交往，曾經東入閩浙一帶，北上中原，最後歸居廣州。他也曾因“三藩之亂”牽連而入獄一百餘天，被釋放後便寄情詩畫，晚年以詩文自娛。
梁佩蘭（1629—1705）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字芝五，號藥亭，南海（今屬廣東）人。順治十四年鄉試第一，後屢應會試均失利，於是便與同仁砥礪文學，潛心於詩歌創作，名重一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時年梁已六十歲。未滿一年，便乞假還鄉。主持風雅，獎掖後輩，聲名愈廣。鄉居十五年後，康熙四十二年被召回翰林院供職，又因為不認識滿文，第二年即告老回鄉。
《嶺南三家合刻》共二十四卷，集內以梁佩蘭、陳恭尹、屈大均為先後順序，每人各收八卷。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王隼編輯此書的目的是想以此與當時的“江左三大家”（指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及其《江左三大家詩抄》相抗衡，而事實上，它也的確起到了這一作用，集內三家詩各有千秋，但總體成就應以屈大均為最高，但《嶺南三家合刻》卻以梁佩蘭居首位，未免有所允當。究其初衷，大概因為三位詩人雖都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但入清以後屈、陳二人依然堅守氣節，以明朝遺民終老且均進行過抗清活動，而梁佩蘭則出仕應清朝科舉，官居翰林院庶吉士，以此為序大概可以避免清廷文字獄迫害吧。
就《嶺南三家合刻》所輯三人詩作來看，梁佩蘭的詩就思想內容而言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揭露現實生活、描寫民生疾苦的詩作，另一部分則是吟詠景物和酬贈友人的唱和之作。這兩部分詩作數量以後者居多，而以前者成就較高，如《養馬行》、《採珠歌》、《採茶歌》等。由於他雖作官但時間短暫，長期居鄉里，所以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非常熟悉，故這些描寫“採珠”、“採茶”、“養馬”等勞動生活的詩歌都寫得非常樸實生動，自然流暢而且感情充沛，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藝術感染力。而那些吟詠景物及應和酬唱之作，則稍嫌內容空洞，藝術魅力也略遜於前者。在藝術上，梁佩蘭的詩極富才情，曾受到王士礻真、朱彝尊、潘耒等人的推崇，而其中尤以七古最為出色。他的名作也往往集中於七古一體，如集中收入的《養馬行》、《日本刀歌》等。
這些詩作，其神理音節均來源於古樂府，但同時梁佩蘭又對之加以變化，因而往往能別開生面、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沈德潛曾稱讚他們這些詩作“光怪陸離中律令極細，措辭極妥。”（《清詩別裁集》卷十六）。另外，其他各種詩體，梁也有少數較好的作品，如集中收入的五古《寄懷屈翁山客雁門》、五律《獨立》、《次京口》、七律《沛口》、《閣夜》等等。但是多數有欠錘鍊，失之於粗率直露。總體來說。他的成就遠遜於屈大均和陳恭尹。
就藝術而言，前面介紹過的梁佩蘭長於七古，屈大均則擅長五律，而陳恭尹最工七律。在內容上，屈大均、陳恭尹的詩作亦有顯然不同於梁佩蘭之處，這也是與他們二人特殊的身際遭遇相適應的。屈、陳二人都曾致力於抗清鬥爭，失敗後均歸隱不仕，以明朝遺民自居，所以他們的詩作自然而然地也就表現出強烈的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表達了他們抗清復明的堅強決心以及民族氣節，這一點在曾官居康熙年間翰林院庶吉士的梁佩蘭詩作中是絕難找到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陳恭尹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目睹明王朝的衰亡，身經全家遭難而獨得活命的亡家之苦，他的心中充滿了國破家亡的悲苦和憤慨；在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中，他也親眼看見了戰亂所帶來的滿目瘡痍，所以他的詩也便以描寫亡國悲痛、抒寫故國情思為主要內容，呈現出悲憤淒涼、感慨深沉的壯美風格。如在他的《送屈翁山之金陵》中，詩人寫道：“神州蕭條環宇黑，英雄失路歸何門？”，在《秋生日西郊宴集》中他又抒發了“半生事業看流水，百戰山河見落暉”的淒涼感情，而在“兩地丹青留碧血，白年憔悴賦懷沙”（《答郭君章》）中，更是淋漓盡致地表達出清初遺民詩人那種特有的刻骨銘心的家園故國之痛和無力挽狂瀾於既倒的無奈情懷。
由於他本人曾經離亂之苦，曾親眼目睹了清初戰亂民不聊生的慘狀，所以他們這方面詩作感情更為豐沛，更能打動人心，如《感懷》詩：“空房呼狐兔，荒沼游蛇虺。居人去何之？散作他鄉鬼。新鬼無人葬，舊鬼無人祀。萬事今如此，相逢盡一哭！”若非親身經歷，詩人斷難將這種悲苦淒涼之情形抒寫得如此之撼人心魄。清代有人評他的詩為“時或尹嚶若伸所痛”（王瑛《嶺南三大家詩》鈔序），貼切地說出了陳詩的抒情特色。“發憤著書”，自古如此，亡國之痛，喪親之悲，鬱積於詩人肺腑，又怎能不借“詩”抒懷，一澆心中之塊壘呢！不過，晚年陳恭尹也曾與達官貴人交往甚密，詩歌唱和，有人對此不無譏諷，但有一點，他的詩中依然時時流露出深切的故園之思，對於家園的懷念始終是他詩作的中心內容，這一點，在集中所收入的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在藝術上，陳恭尹的詩，古詩、律詩各體均有，但其中以七律藝術成就為最高。他的七律有的悲壯蒼涼、有的綿麗流美，對仗工整而不露痕跡，寄託遙深而富有情韻，有很強的藝術魅力。代表作有《崖門謁三忠祠》、《九日登鎮海樓》、《虎丘題壁》、《隋宮》》、《鄴中》等篇。
同恭尹一樣，屈大均一生為抗清復明的事業而汲汲奔走，歷盡坎坷不平，備嘗艱辛苦楚，因此有感而發，發而為詩，往往噴射出強烈的愛國熱情和詩人滿腔心憂天下的熾熱情思。他常常藉助登臨憑弔、感念四時等題材抒發懷報，寄託亡國的深痛，如《秣陵》：“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舊京感懷》：“羽翼秋高未奮飛，移家偏向帝王畿。文章總為先朝作，涕淚私從舊內揮”；《壬戌清明作》：“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消沉。龍蛇四海歸無所，寒食年年愴客心。”字裡行間，充溢著詩人滿腔的愛國激情和亡國劇痛，他渴望恢復明王朝的基業，迫切希望將國家從異族統治中解放出來，所以，他特別推崇荊軻、魯仲連、等以身許國、大義凜然的歷史人物，如他的《魯連台》詩寫道：“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
《讀荊軻傳》亦表達了相似的感情：“壯士至今尤發指，寇讎長枕報秦戈。”，既表達了他對魯仲連荊軻等義士的仰慕之情也暗示了自己強烈的抗清意志。而在他的另一部分詩作，即述志詠懷詩里，他更是盡情地、酣暢淋漓地表露了自己冀求恢復、矢志不移的堅強決心，他在《詠懷》詩第十二首中稱：“今天降喪亂，日月顛其行。……山鬼紛媚人，前驅從兩狼。忠誠夙所主，九死吾何傷。”，在《別王二丈予安》中亦寫道：“聖賢恥獨善，所貴匡時艱。太阿苟不割，蛟龍將波瀾。篋中有《陰符》，吾生焉得閒。”表達了自己以身許國、力圖匡復明王朝基業的堅強決心。這些詩歌，讀來悲憤激越，慷慨淋漓，充滿感人的力量。
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報負，屈大均也對民生疾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詩中也有很多反映現實生活的詩篇，如集中所收入的《大同感嘆》，揭露了清朝統治者殺人如麻的罪惡行徑；《大都宮詞》、《廣州弔古》控訴了清兵大肆虜掠漢族婦女的暴行、《民謠》則抨擊了貪官污吏的酷虐殘暴，《雷女織葛歌》描寫了織葛婦女生活的辛酸艱苦，《萊人哀》反映了大飢之年販賣人肉的慘狀。所有這些，都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了當時的動亂與黑暗，流露出詩人對下層人民生活的滿腔同情和對當朝統治者魚肉人民行徑的極端不滿。
就藝術上看，集中輯入的屈大均詩歌表現出沉鬱高渾、雄奇恣肆的美學風格，可以說兼具李白、杜甫之長，這正如王瑛在《嶺南三大家詩選序》中所評價的：“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龍神怪，非若平湖淺水，止有魚蝦蟹鱉”，可謂中肯之評。在詩歌形式上，屈大均長於近體，尤工五律，沈德潛評價其五律為“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令人望而難卻。大家逸品，兼擅厥長。”（《清詩別裁集》卷八），陳田也稱其五律為“雋妙圓轉，一氣相生，有明珠走盤之妙。”（《明詩紀事》）。集中所收入的詩作，如《攝山秋夕作》、《雲州秋望》、《魯連台》、《自白下至李與諸子約游山陰》等都是至今仍為我們所廣為傳誦的佳作。
儘管《嶺南三家合刻》的輯者為了避免受清廷文字獄之害而絞盡腦汁地將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詩作的順序作了調整，將曾入仕清廷的翰林院庶吉士梁佩蘭的詩作放在集首，但由於屈、陳二人的詩作中流露出太多的亡國之痛和故園之思，這自然是為文網密集的清廷所不能容忍的，所以這本書在清朝康熙年間遭到嚴厲禁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