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其升個人經歷
1981年9月開始任教於茌平縣杜郎口聯合校，先後任基層管理工作。90年秋到 1997年4月任杜郎口聯合校業務副校長，致力於國小目標教學的實驗與研究，為大面積提高教育質量的做出突出貢獻。
崔其升1997年4月，崔其升奉調任杜郎口中學校長。初任校長，他面臨的是瀕臨絕境的混亂局面：賬面上不名一文，還有數萬元的“普九”欠債；教學上完全失控，遲到早退現象比比皆是；學生輟學嚴重，當時有一個初三畢業班級，只剩下11名學生，而入學時的班額是60多人！崔其升開始了艱難的校長曆程。
“你能行動，行動才生困難，想法解決了困難，才是真知識的獲得。……行動是老子，思想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行動產生理論，發展理論。行動所產生髮展的理論，還是為的要指導行動，引著整個生活沖入更高的境界。”崔校長的選擇是：採取果斷措施，迅速穩定局勢，重建教學秩序，找回杜郎口的尊嚴。在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經過近三年的艱苦努力，杜郎口中學由亂而治，人心重新凝聚，教學質量回升。2000年8月全縣統一考核，在23處國中的排位中，杜郎口位居第四，多年來第一次進入先進行列。
2000年8月-2003年7月是杜郎口中學課堂教學改革的自主構建階段。在這一段時間裡，重點是課堂教學改革的逐步深入，小組合作學習、“10+35”、教師業務論壇等被專家稱為“原始性、開創性、紮根本土”的改革措施逐步推行並不斷完善。定期舉辦教師論壇，名師帶動工程起步，拜師學藝，課堂大比武，促進教師全員提高。邀請教學研究人員來學校作輔導報告、評課指導，提高全體教師的能力，開拓視野。改革帶來變化，變化帶來一片歡笑聲：課堂上，學生積極舉手發言，聲音響亮；熱烈討論，激烈辯論；爭問搶答，歡聲雀躍；多種角度，實踐創新；笑逐眼開，歡樂課堂。課堂學生活動面達80%。
2003年7月縣教育局對全縣21處國中綜合考評，杜郎口中學躍升至第二名。
2003年秋，縣教育局作出“遠學洋思，近學杜郎口”的決定。市教研室經過調研、論證，對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教學改革給予鼓勵和肯定。從此，杜郎口中學改革進入各級領導和專家的視野。
2004年11月28日，全市國中教學工作會議在杜郎口中學召開，杜郎口中學24個教學班的課堂同時向400多與會者開放展示，引起轟動。
從2004年12月18日到2005年6月，山東省教科所專家深入杜郎口中學課堂調查研究。由許愛紅、劉延梅、劉吉林撰寫的《農村中學課堂教學模式的重大變革——解讀杜郎口中學“三三六”自主學習模式》在《當代教育科學》2005年第11期上發表。
2005年11月12-13日，全省農村中學教育教學改革現場會在杜郎口中學召開。
2006年有六個全國性的教育教學會議在杜郎口中學中學召開。
付出就有回報。經過十年的創新、改革、實踐和探索，學校逐漸形成了“快樂學習、幸福成長”的辦學宗旨；形成了以培養“自主、自信、自強不息的性格，勇敢有為、探索創新的精神；團結合作，服務奉獻的品質”為目標；教師形成了“相信學生、發動學生、利用學生、發展學生”“不改變，就是不作為”、“放手就是愛”等理念。學校先後被評為 “全國學校規範化管理示範單位”、“山東省教學示範學校”等數十個市級以上榮譽稱號。崔其升本人也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全國中學十佳校長、山東省2008年度教育創新人物、齊魯名校長等榮譽稱號。
幾年的改革也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稱讚，如《中國教育報》稱杜郎口中學的教改為“課堂革命”、《齊魯晚報》稱之為“顛復性變革”、《中國教師報》3月22日頭版頭條發表長篇報導《杜郎口中學的非典型教改》，同時在A3深度訪談以近三個版面的篇幅全方位介紹了杜郎口中學的課堂教學及教改、同時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原國家總督學郭振有先生稱杜郎口中學的教改為“杜郎口中學在中國的一個鄉村里，寫出了一本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教育學”，教育專家郭永福、田慧生、陳光華等都多次來杜郎口中學調研並給予極高的評價。山東省政協主席王修智、山東省副省長王軍民等領導也對杜郎口中學給予極高的關注和評價。到目前為止，杜郎口中學已接待來自包括香港、台灣等全國各省市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的教育行政領導和教師已達40萬人次。
崔其升同志高尚的人格感動著人，先進的理念教育著人，率先垂範引領著人……杜郎口中學團結、和諧形成了一種濃厚的育人、教書環境，是每個教師施展才華的多彩舞台，是每個學生幸福學習、快樂成長的五彩的平台，師生因擁有這舞台和平台而自豪和快樂。
改革經歷
崔其升改革需要大膽的創新精神，也需要穩定的人文環境。在1997年4月28日崔其升走馬上任杜郎口中學校長之際，正是這所學校以亂聞名且教育教學質量步入低谷之時。3個年級每班有一半的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厭學思想嚴重，輟學現象時有發生。1998年春，初三年級一個曾經有60名學生的班，中考前只剩下11名學生。全校一年升入重點高中的學生僅是個位數，家長抱怨，社會影響每況愈下。教師情緒浮動，教學秩序混亂，師生關係緊張，體罰、變相體罰現象幾乎天天發生。縣裡已經將這所學校劃入了撤併學校的行列。
崔其升和校領導班子在分析調研學校的現狀之後，認為首要任務當系治亂建制。治亂就必然要批評人、處理人，建制則必然要規範人、限制人。個別人受到批評與懲罰心存不滿，違反規章制度受到處理由怨到恨，開始到教育局告狀。於是，教育局紀檢組派人來校調查所告問題的真偽。一年之間，連續數次調查。但成為“被告”的崔其升依然不改初衷，他說，寧願讓人“拉下馬”，也不能中止學校的發展。調查結果，還了崔其升一個清白。教育局不但沒有處理崔其升，反而將個別虛情告狀者調出學校。於是，學校有了風平浪靜的改革環境，所定規章制度有了順利實施的基本保證。
問及崔其升何以如此堅定不移地“堅持己見”，他說，如果是非不分，獎懲不明，就不可能建立長久而穩固的教育教學秩序；如果不講原則地求和息事，所謂的穩定只能是表面的、短期的。而他所追求的是長久的穩定和本質意義上的和諧。原則與穩定並非背道而馳，制度與和諧也非“不相為謀”。真正注目學校發展的校長，不但要有改革意識，還要有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個人榮辱並不重要，而學校發展才是根本之道。
坦率地說，崔其升走進杜郎口中學的第一年，只是學校改革發展的奠基階段，大刀闊斧的教育教學改革並沒有如火如荼地進行。但他完成了由亂到治的歷史使命，為其以後的大膽改革奠定了基礎。
擺脫困境：教學改革拉開帷幕
經過一年時間的治亂建制，杜郎口中學已經有了相對穩定的教育教學環境。崔其升感到，人心在思定的同時，也在渴望學校能夠擺脫既有的困境，走向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這與他的初衷不謀而合。於是，1998年暑假之後，學校教育教學改革拉開了帷幕。
量化指標
崔其升在一次又一次的聽課中發現，現有的接受式課堂教學，至少有半數以上的學生學無所得。從表面上看，他們在課堂上正襟危坐，認真聽課；實際上，有的學生根本沒有聽懂，甚至沒有聽，有的則漫不經心，不時地做著小動作，心早已飛到了教室之外。所謂的“為了所有學生”的教育，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口號而已。對這種有形無實的課堂教學不進行徹底改革，素質教育“皮之不存”而“毛將焉附”？
崔其升崔其升決定將課堂教學評價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將好課的評價基點定位於學生的動。為此，學校制定了3條量化指標：一是課堂氣氛要熱烈、和諧、民主，學生敢問、敢說、敢爬黑板、敢下桌討論，形成一種積極主動，爭先恐後，緊張活潑，讀、說、議、評、寫貫穿始終的課堂學習環境。二是課堂形式要多樣。採取各種各樣的學習方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男女生競賽、曲藝節目、討論辨析、小品表演、擂台比武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正式課堂。三是學生參與人數多、密度大，力爭做到人人有份。這是課堂教學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學校通過比例量化考評成績，以參與人數除以班級人數的比例高低衡量教師教學成績的優劣。
量化指標的評價觸動了教師的靈魂，他們開始思考一種前無有之的行動?由原來注重教師單獨的教轉移到關注學生自己的學。
上好“三課”
雖然有了量化指標的規定，但許多教師依然心存疑惑：我這么苦口婆心地講，學生還學不好呢！要讓學生動起來，自己少講，恐怕更是“玩火”。許多教師和領導們玩起了“捉迷藏”：不讓明講，就偷著講；不在講台講，就在台下講。況且對於杜郎口中學絕大多數教師而言，新的課堂教學還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幻影。究竟什麼樣的課才是改革課，設若沒有引領與實踐，恐怕依然在教師的心裡難有一個清晰的思路。為此，崔其升通過上好示範課、過關課和跟蹤課等“三課”，讓全校教師一步一步向課堂教學改革之路上逼近。
上好示範課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示範的作用是巨大的。以榜樣引領，以示範課帶路，就成了杜郎口中學課堂教學改革的開端之舉。
首先，是學校領導班子上好示範課。學校領導班子成員理念新、影響大，他們的示範，在教師中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從崔其升到其他學校領導，全部走上課堂，並讓學生在課堂上真正動起來。老師們從這樣的課堂上，感受到了一種全新的理念，學習到了開放的教學方法。一些教學骨幹教師躍躍欲試，產生了嘗試課改的興趣，擁有了獲取新的成功的期待。
其次，便是各科骨幹教師上好示範課。崔其升有意在各科教師中培養課堂教學改革的骨幹，旨在通過他們的示範課，引導更多的教師走向課改之路。這些教師的新課，在全校教師中引起了廣泛的影響。看到自己同事的大膽嘗試以及獲得的成功，老師們也有了一試為快的積極願望。
上好過關課
有了學校領導與骨幹教師的示範，老師們已經學有榜樣，教有所依。這時候要求所有教師都上改革課，就有了水到渠成之勢。但崔其升仍然將全體教師上改革課稱之為“過關”，之所以如此，一是說明這一關並不好過，從而引起所有教師的高度重視，二是此關必過，不過則不能成為合格的教師。絕大多數教師經過努力，有了“過關斬將”的成功感，對於課堂教學改革充滿了信心與希望。
上好跟蹤課
老師們對課堂教學改革的認識水平不一，個體素質也有差異，所以，仍有個別教師被阻隔在“關”外。於是，由學校領導或骨幹教師對這些教師跟蹤聽課，有的放矢地指導，直到他們真正過關為止。因為在崔其升看來，改革必須是群體的行動，只有全校教師全部走向改革之路，杜郎口的教育教學質量才能持續快速地提升。
“一談二警三停”
崔其升在上好“三課”的同時，“一談二警三停”的相應懲戒措施也在實施。所謂一談，就是第一次課堂不達標者，崔其升先與其個別談話，談課堂要求，談教師角色，談學生表現，談課堂程式，談教改意圖等，指出問題所在，點明改革方向。所謂二警，就是第二次再不達標者，要在學科組會上予以警告。所謂三停，就是如果第三次還不達標，讓該教師停課一周，專門聽優秀老師的課，研讀教改理論，學習組織發動學生的方法，由業務主任作專題輔導等。
崔其升認為，懲戒的目的是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學生的發展。也許有的教師當時未必體會如此而為的良苦用心，可是，在其後的改革之路上，卻慢慢地感受到了師生共同發展的幸福。
3年的改革嘗試，不僅使學校擺脫了被撤的困境，而且結出了令人欣慰的果實。到2001年秋，一向在全縣中考倒數第一的杜郎口中學，已經步至中游地帶。更為重要的是，教師的改革意識大大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越來越高，課堂一掃往日的沉悶與單調，澎湃激盪起改革的活力與生氣。崔其升和老師們，開始領略未來發展的一線曙光所賜予的特殊美麗。
2012年崔其升榮獲中國“最受關注鄉村教師”榮譽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