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尹仲容，湖南省邵陽縣(今邵東縣)人,1903年4月16日生於邵陽縣太乙鄉一個士紳家庭。1925年畢業於南洋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先後兩次供職國民政府交通部電政司。1936年,出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協理,主持民營給水與電力投資開發,籌建和改進了西安、南昌、漢口等城市的水電設施。1939年冬奉命赴美,擔任國家資源委員會國際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主任,兼任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器材組組長。抗戰勝利後,應宋子文之邀,赴南京協助策劃戰後生產與交通的恢復。1947年4月,回中國建設銀公司任常務董事,兼揚子電氣公司、漢口既濟公司執行董事。
1949年4月隨國民黨政府遷居台灣,任台灣國民黨政府中央信託局局長兼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誠兼主任),擔負重整台灣經濟的重任。1953年7月兼任台灣經濟安定委員會下屬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主持研究、修正並訂立台灣工業發展的設計、籌劃、籌措資金、推動設廠等。1954年6月,任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部長”,對改善工業生產環境、扶植公營民營企業；改善技資環境,吸引外資、僑資,增加工業資金投入；拓展對外貿易,減少管制,擴大自由競爭；加強部門協調發展,提高工業水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台灣經濟在短時期內走出困境,步入發展軌道。1955年11月,因涉嫌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辭去所有職務,出庭應訴。1957年8月,案情大白,又被重新啟用,先後委以“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台灣銀行董事長等要職,主持制訂了台灣《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對外貿易中改革複式匯率為單一匯率,取消“進口申請限制辦法”,發展為自由貿易；在工業生產中擴大民營企業範圍,維護自由競爭；集中信貸技資於製造業,使之成為台灣經濟起飛的帶領力量；控制消費品生產的投入,使每一分錢都成為增加經濟發展的動力,促進繁榮。他為台灣經濟活動步入正軌和台灣經濟實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作出了貢獻,被台灣工商界稱為“中國的歐哈特”、“台灣經濟之父”、“台灣工業化之父”。
著作
他兼職不兼薪,生活非常節儉,在對日交涉貿易事務方面獲得佣金40餘萬美元,全部留歸公用。其事跡被收入《中華民國名人傳》。著作有《電磁學》、《工程數學》、《呂氏春秋校釋》、《郭筠仙年譜》等。1963年1月24日,病逝於美國,終年60歲。蔣介石曾明令褒揚:“背能竭慮殫精,善為規劃發展工業建設,更多成就,改革外匯貿易,厥功尤偉。綜其生平,忠以謀國,孝以事親,好學深思,長才自奮,於艱難之際,為台灣經濟開創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復興。”
尹仲容生平事跡
博覽群書，根植中國傳統文化
尹仲容非常好學，分秒必爭，經常手不釋卷。在極其繁忙的工作之餘，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無論在出差途中，或開會之餘，手中總是捧著一本書。他是工科出身，對自然科學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過頗有影響的《工程數學》、《電磁學》等專著。後來由於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學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寫過很多經濟論文，並有十分獨到精闢的見解和主張。他的中學西學、舊學新學根底之深，在當時台灣的政界乃至學術界都是極其罕見的。
由於出身於士紳之家，他對中國的古籍涉獵很廣，研究頗深。在他早期所發表的文章中，經常引用孟子、荀卿與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說的：“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也輕。”他更信“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他雖是學理工出身，在公餘閒暇，卻為呂不韋作傳，為《呂氏春秋》作注，編寫《郭嵩燾年譜》。呂不韋是戰國時期的大商人，郭嵩燾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學的倡導者。這兩人的著作對尹仲容一生的經濟思想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尹仲容的座右銘--"豈能盡如意，但求無愧我心"坦然認錯為人處事正直廉潔
尹仲容曾一人擔任台灣外貿會主任委員、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等三要職。他根據外貿會部屬的簽報知悉，中藥藥材中的甘草，以伊朗價格最低廉；黃花、紅參等，以韓國價格最低廉。為節約外匯計，他立刻制定了限定採購地區的辦法。該辦法公布之後，因為伊朗與韓國的船期不定，而且他們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台灣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採購，勢必增加業者資金與利息的負擔，結果買賣雙方僵住了。雙方的觸礁，引起中藥價格的暴漲。尹仲容發現錯誤之後，在新辦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復原來的辦法，並公開向報界承認他的錯誤。當時有記者問：“您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率直地回答：“知錯了還不改，那還了得！”，記者追問：“這豈非有損政府威信嗎？”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地有損政府威信，而且還可能會害死許多病人。”這就是尹仲容勇於拋棄面子，坦然認錯的真實故事。
尹仲容在經濟工作中，以廉潔奉公，一心為民享譽台灣民眾。一次，有兩個單位給他送來豐厚的“車馬費”，被他嚴詞斥責，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他從不報銷差旅費，說：“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應再報差旅費了。”下屬因祝壽等送來的“紅包”，他都要其秘書一分不少地一一退回。在政府官員中，其官職可謂不低，可他一直住著一間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舊房子。許多商界巨富，為他購買的豪華別墅，他都一一拒收，並對這些巨富提出嚴肅批評，同時一再叮囑“下不為例”，這充分體現出了他正直廉潔的特色。
勇於擔責，大力主張“計畫性自由經濟”
尹仲容的基本經濟思想是“藏富於民”、“均富”與“養民”，要把台灣經濟在“計畫性自由經濟”方式下，進行快速地發展。台灣初期既沒有資本，也沒有人才，資源又有限，要讓民間自然地產生企業，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營企業也無力發展，不得不依賴當局。
尹仲容認為應該由當局先發展工業，然後再把初具規模的工業轉為民營，這樣就形成了有計畫的自由經濟。當局只是統籌全局，並沒有掌握生產設備，也不控制經濟活動，各個民間企業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間。扶植王永慶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實例。王永慶經營幾家
民營企業，“屢戰屢敗”。最後，他選中塑膠工業，但手中缺乏資金，向政府及銀行貸款均遭拒絕。最後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眾議，決定給王永慶以大量貸款，終於使王永慶這個瀕於倒閉的民營企業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塑膠企業之一。
那時，台灣政治經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灣政客官僚的口頭禪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尹仲容則挺身而出說：“人民的事，總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人勸他明哲保身，少負責任。他正氣凜然地回答說：“你知道責任二字的真意嗎？責字頭部是‘主’字，下面是寶貝的‘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工作，只有負責才能生產寶貝的錢財。如果把責任推給他人，不就變成個‘債’字了嗎？一個官員對國家負債，國家就要對人民負債了。”這就是性格耿直，勇於承擔責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銘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目光長遠，率先發展電力、紡織業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闊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遠，他所參與制定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無私，雷厲風行。他為台灣制訂實施的“代紡代織”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資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紡織者來台灣時帶來了一些機器，於是他管制日本棉花與棉紗的進口，再批發大量的美援棉花給台灣的業者，還支付業者一筆加工費，最後的成品也由當局收購。當時，社會上對尹仲容的攻擊之聲響徹朝野，但是尹仲容卻絲毫不為所動，終於使台灣的紡織業由原來的年進口一千餘萬美元，變成出口六千萬美元。到1953年當局停止這項政策時，台灣的紡織業已經進入了穩定階段，為以後十幾年的紡織品外銷，打下了很深的基礎。
台灣經濟界兩巨人-尹仲容（前）與李國鼎後來，人們總結：當時尹仲容大力實施的“代紡代織”政策，使紡織業者獲得前所未有的巨額利潤，積累了雄厚的資本。這些資本轉而投資於其他工業，從而促使台灣經濟全面飛速發展。台灣的遠東、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財團，沒有一家不是起家於尹仲容的紡織政策的。對於台灣的電力與交通運輸，由於其為經濟運轉之樞紐，尹仲容更是殫精竭慮。其時，台灣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國際上已出現拒收的的跡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萬美元的外匯存貯購置了大量的發電機，供脆弱的台灣工業發展之用。1952年底，各項生產指標已達到日本占領台灣時期的最高產量，經濟也趨於相對穩定。他常說：“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諤諤”者。
深思熟慮，大膽改革外匯貿易制度
尹仲容的經濟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張經濟全面改革與發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台灣經濟在尹仲容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推動下，總的說來已經逐步趨於穩定，通貨膨脹已基本解除。但台灣經濟要想再進一步發展，則受到台灣較小的市場限制。突破這一艱難的瓶頸，唯一的途徑是打開外銷市場，改革外匯貿易政策。為此，尹仲容審時度勢大膽地進行了三個十分重大、充滿風險的改革。一、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制度，取消數量管制和複式匯率，恢復價格機能；二、調整匯率，部分採取有彈性的機動靈活的模式，以取消對很多進口物資不必要的變相補貼，取消對很多出口物資的變相課稅；三、採取很多鼓勵出口的強有力的措施，刺激台灣內部經濟的迅速發展。
上世紀60年代初，很多人建議在台灣採用世界上普遍採用的凱恩斯以消費促進投資和生產的理論。尹仲容經過認真研究和科學思考，認為凱思斯這一世界普遍採用的理論並不適用於台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消費促進生產和投資，並非完全是紙上談兵，但當時的台灣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是需要用台灣有限的可用資源去建立強大的生產能力。如果以冒險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費的方式來刺激投資，將台灣十分有限的可用資源消費掉，還有什麼可供投資方面的資源需要？經過科學論證，他堅決主張在台灣發展經濟的複雜過程中，應當穩定幣值,堅決執行信用膨脹的政策。在尹仲容經濟思想的指導下，台灣投資和生產都有十分穩定和良好的發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節儉,兼職不兼薪，在對日交涉貿易事務方面獲得佣金40餘萬美元,全部留歸公用。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病逝於美國,終年6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