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戰國時期哲學家]](/img/0/ad8/nBnauM3X2gDMwEDM3ETM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xEzL2M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尹文[戰國時期哲學家]")
生平
治理天下
尹文的學說，《莊子·天下篇》說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就可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企想，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寬容思想
尹文的思想，與宋鈃大致相同，都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化干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只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才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即道家創始人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而治”思想。
無為而治
尹文認為，要做到“無為而自治”，名實相副，就要堅持做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條。這八條，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術”。因此，對於“博施於物”的“仁”，“以道之”；對於“以立節行”的“義”，“以宜之”；對於“以行恭謹”的“禮”，“以行之”；對於“以和情志”的“樂”，“以和之”；對於“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對於“以齊眾異”的“法”，“以齊之”；對於“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對於“以勸忠能”的“賞”，“以勸之”。並且，他認為這八個標準（“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的思想，是以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為主，融合了儒家的思想因素。尹文所說的“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所謂“恕道”，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其中突出了“名實”思想，即所謂“深見辱而不鬥”，“名實審也”。尹文認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尹文所說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實相副。尹文說：“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這樣，他的“無為而自治”的思想不僅與“恕道”聯繫在一起，而且也與“名實”思想聯繫在一起。這些哲學上的命題，在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老子的話說：“道者，萬物之俱，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他認為“善人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這就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他認為，“有形者必有名”，反過來，“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無益於治理國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辦到的事而對於治事沒有好處，這樣的事“君子弗為”。他要求人們做事情要看對於國家和人民是否有益，從而做到“名”“實”相副。否則，便會“相亂”。因此，“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一切要按“名”“實”相副的次序辦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達到致世經用的目的。
尹文不僅在倫理學上用“恕道”容忍別人，做到“見辱而不鬥”；而且還用“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對戰爭，提倡“無為而能容天下”，這不僅與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脈相承。
所屬流派
關於尹文的學派問題，有幾種說法：
（一）、《莊子·天下》以宋鈃、尹文為一家，“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尹文（二）、歸尹文為名家。先秦無“名家”稱謂，“名家”稱謂首見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班固因之，撰《漢書·藝文志》歸《尹文子》於名家類，但並不等於列尹文為名家，亦不等於尹文與惠施、公孫龍是一家，“《漢志》分家，不是根據那個人的根本學說，乃是根據當時所傳著作的內容的要點”（見《古史辨》卷六唐鉞《尹文和》）。
（三）、以尹文近於道家。《周氏筆》謂：“劉向謂其學本庄老”。《容齋續筆》引劉歆語，也說《尹文子》意本《老子》。
（四）、本庄老，名為根，法為柄。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一二《經籍考》子類名家“尹文子”下引《周氏筆》云：“劉向謂其學本庄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諸子書》亦認為尹文是名家而兼法家。
（五）、歸入雜家。高似孫《子略》：“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衡，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四謂：“《尹文子》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正因為《尹文子》內容淆雜，故《四庫全書》列入雜家。
尹文曾在著名的“稷下學宮”學習。“稷下學宮”是戰國時代統治者創設的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學術團體。它不同於一般的大學，而帶有研究院性質，近似今天的社會科學院。由於它設定在齊國國都臨淄的稷門之下，故名之曰“稷下之學”，通稱“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是中國古代一處百家爭鳴的著名陣地。根據班固《漢書.藝文志》里的分類，稷下學士中有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公孫固和魯仲連；有道家，代表人物是環淵、（關尹）、田駢、黔婁和捷子；有陰陽家，代表人物有鄒衍、閭丘子；有法家，代表人物是慎到；有名家，代表人物是尹文。
思想
老子思想
尹文對老子的“道”即是“氣”思想進行闡發，明確提出了精氣說。
1、“道”就是“氣” “氣”的精粹、精微部分就是精氣。老子已經有了“道”就是“氣”的思想，曾經提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的觀點。道中有精微的東西，這個精微的東西真實而有實效，包含著精氣說的萌芽。宋鈃、尹文常將“道”、“氣”並提，並且發揮說：“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2、精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 宋鈃、尹文繼承了老子的“道”是“至大”與“至小”統一的觀點，認為精氣“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內業》），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小到不可分割，大到沒有邊緣，都包含有精氣。精氣“下生五穀，上為列星”（《內業》），構成宇宙萬物。
3、精氣構成人體，產生生命和智慧 精氣是構成人體的材料，但主要是賦予人體以生命和智慧。
宋尹學派
尹文畫像尹文的思想是戰國時代的 道家學派的前驅，其學說兼儒墨．合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這正是稷下黃老學風。因其思想來源及內容與宋鈃聯繫密切，後人將其與宋鈃並稱為“宋尹學派”。宋尹學派主張以“寬”、“恕”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總原則，“設不鬥爭，取不隨仇”，“見侮不辱，救民之斗”。他們主張在國與國之間“禁攻寢兵，救世之戰”，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對諸侯間的兼併戰爭。據《孟子》記載，秦楚構兵，即宋鈃曾要往秦楚二國“說而罷之”。他們“救民之斗”、“救世之戰”的目的，是“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為了達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內心修養方面，他們提倡“以情慾寡淺為內”，認為人類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五升之飯足矣”。因此，荀子批評他們是“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又說“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慾寡，不知滿足人的合理欲求。
宋尹學派提出“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認為只有破除了見侮為辱、以情為欲多等偏見，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他們力圖從主觀上清除榮辱、譽非、美惡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榮辱等等是屬於外在的東西，不應以之妨害內心的平靜，即使身陷牢獄之中，也不以為羞恥。莊子認為他們“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普天下人讚譽，他們並不因此更受鼓勵；普天下人非議，也不因此更加沮喪。他們認為，如能做到人人“見侮不辱”，雖然被侮，但不以為恥辱，這樣就不會互相爭鬥，能夠“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寧了。
宋尹學派“以情慾寡為內”，當受到儒家安貧樂道和墨家刻苦精神的影響；而其“以禁攻寢兵為外”，則明顯是對墨家“非攻”的繼承。宋尹學派思想帶有不少墨家特點，以致於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墨翟和宋鈃並列。
認識論
宋鈃、尹文在認識論方面是有貢獻的。《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主要是講認識論。也就是《莊子·天下》所說："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它對戰國諸子認識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宋鈃、尹文強調"心"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說："人皆欲知，而摸索其所以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①即人們都想獲得正確的認識，而沒有去考察正確認識是怎樣獲得的。"知"就是對被認識的對象的認識，獲得這種認識就要靠心。宋鈃、尹文所說的"心術"，就是討論心如何獲得對事物正確認識的辦法。他們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心之在體，君之位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②即是說，"心"在人體處於統帥的地位，耳朵、眼睛這類感覺器官處於從屬的地位。宋鈃、尹文說："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③就是說，"心"如果為物慾所擾亂，則感覺器官耳朵、眼睛就會失去它們的功能。他們認為："不修之此，焉能知彼。"④即不修養心，怎么能獲得正確認識呢？
因此，宋鈃、尹文提出了"虛"、"靜"的養"心"之道。他們說："修之此，莫能（如）虛矣"。⑤即修養"心"的辦法最好是心"虛"。他們解釋說，"虛"就是"無藏"。即是說，已被認識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裡，要把它拋在一邊，否則就會影響對新事物的認識。所謂"靜"，就是使心安靜。宋鈃、尹文認為，"心"如君一樣，應該"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⑥"心"本身動搖不定，就無法觀察事物。只有心靜才能"一意專心"，從而正確認識事物。"心"認識事物，宋鈃、尹文認為應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⑦即好像照鏡子一樣純粹客觀地反映事物。
基於這種認識，宋鈃、尹文提出了唯物主義的"名"、"實"論。
他們認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①就是說，事物的"名"要與"實"相稱。他們說："正名自治，奇名自廢。"②名副其實的叫正確的"名"，這種"名"就自然被人們採用。而"名"不符其"實"的叫不正確的"名"，這種"名"就自然被人們所淘汰。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名實"論，在戰國時期是比較早的。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還提出了"別囿"（yòu 右）說。所謂"囿"，是指知識的狹隘性或局限性。他們主張"接萬物以別囿為始"，③即認識事物要從克服人的主觀片面性開始。《呂氏春秋·去宥》中保存了宋鈃、尹文的"別囿"說。其中有個有趣的故事說：齊國有個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來披上衣服就到賣金器的人那裡去，把金器從主人手裡奪了過來，當場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綁起來。主人問他："明明有人在這裡，你竟敢搶走金器，這是為什麼？"這人回答說："我沒有看見這兒有人，只看見有金器。"這個故事對理解"囿"很有幫助。宋鈃、尹文認為，這個齊人由於特別主觀，才如此妄為。所以，他們說："人必別囿，然後知。"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承認人的認識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這很明顯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但是，他們認為人的認識只是對客觀事物的消極反映，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它帶有機械主義的性質。
不過，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在先秦哲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墨子重視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義的經驗論，但有忽視理性認識的片面性。宋鈃、尹文克服了墨子經驗論的片面性，強調了"心"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但過分強調純客觀地反映事物，無視於認識的主觀性，從而走上另一個極端，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孟子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把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引向了唯心主義。後來，荀子繼承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義，同時又吸取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面，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能最後達到先秦哲學史上的高水平。因此，宋鈃、尹文⑤ 《管子》卷十三《心術上》。的認識論，在先秦思想發展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宋尹異別
宋鈃思想中有豐富的形名內容，他也在先秦名學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評宋子“見侮不辱”是“用名以亂實”，“情慾寡”是“用實以亂名”，就是從形名的角度批駁的。
稷下爭鳴就這兩個命題而言，宋子依據名稱（概念）之間的相對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來論證“侮”非“辱”，所以可以見“侮”而不“辱”；又依據事物與名稱（命題）之間的相對性即存在著具體的某人“情慾寡”的事實來論證所有人“情慾寡”的普遍性。正是由於宋鈃用形名方法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才引起荀子也從形名的角度進行批駁，這是與荀子批駁“山淵平”、“殺盜非殺人”等有關形名分析的著名的名學命題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論證方法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有了相當發展，孔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內容，而尤以墨法兩家為豐富。從宋鈃的命題論證方式看，他無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響。然而，《尹文子》所體現的尹文的思想卻幾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跡。從《天下》篇可見於《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現出的是鮮明的法家精神。
尹文在“別宥”的基礎上具體地闡述了法家的社會政治思想。《尹文子》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相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清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在這樣名法制度明確的情況下，才會有“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的政清人和、各得其所的法治社會。《尹文子》進一步又說“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深刻闡明了法家社會分工思想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又說“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矣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王誅之。”主張人人都應以名法為依據，言其分所當言之理，為其分所當為之事，不追求超出分外的理論和才能，一切以是否有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為準則；凡無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的理論和才能，應雖知而不言，雖能而不為，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只“周務”不“求名”的主張以及對儒墨思想和特立獨行者的激烈態度已與韓非的法家極端主義毫無二致了。這也是對《天下》篇中“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的法家新詮釋。
尹文對宋鈃的“均平”思想也進行了徹底改造，清除了墨家取消差等的絕對平均主義，賦予了新的意義。《尹文子》寫道“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這是在種種名分差別確定的基礎上實現不均之均、不平之平的法家均平主義思想。更進一步則是“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的“道行於世”的道家自然主義的均平思想。那已經是難以企及的最高理想社會了，然而，就是在這種最高的理想社會裡也依然存在著貧賤富貴的差別。
尹文早年從學於宋鈃，接受了宋鈃那時已有很大社會影響的思想主張，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在社會上也沒有太大的聲望。大約在宋鈃去世後，尹文對宋鈃的思想產生懷疑，例如，《尹文子》有段宋鈃與田駢、彭蒙討論“聖人之治”和“聖法之治”的文字，批評宋鈃不懂法治。於是，他對所接受的宋鈃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改造，把宋鈃的基本思想從墨家的基礎上轉換到名法家的基礎上，從而使宋鈃所開創的學派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著作
流傳於世者唯《尹文子》一書。《尹文子》，舊列名家，今本僅《漢書·藝文志》一卷，為魏黃初末出，山陽仲長氏分《大道》上下兩篇，語錄與故事混雜，各段自成起訖。《漢書·藝文志》著錄《尹文子》一篇，列在名家。他的書在漢末已有很多脫誤，三國魏文帝時，山陽仲長氏試為條次，撰定為上、下篇。近人長沙王啟湘再次加以訂正訓釋，成《尹文子校詮》，分上下卷，並附逸文。
老子上篇論述形名理論，下篇論述治國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論的實際運用。其思想特徵以名家為主，綜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啟荀子、韓非。《尹文子》的形名論思想，為研究中國邏輯思想史者所重視，其對語言的指稱性與內涵等關係的思考，頗值得玩味。文章善於運用寓言說理，雖然不如“白馬非馬”有名，但是卻很有趣味，其中講一個人，給兒子取名“盜”和“毆”，結果挨了一頓打。拋開讓人猶如霧裡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調皮之處，也是一得。《尹文子》主張統治者自處於虛靜，並對事物要進行綜合核實。其學說與黃老刑名之學相近。《尹文子》書雖短小，卻記載了不少寓善．而且文字簡樸，含義深長．耐人尋味。
《尹文子》一書的真偽也歷經許多討論，20世紀初期有些學者據認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偽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間，已有學者認為書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時，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後，偽書之說更受到全面的批駁。
詩詞
黃玉順有詩《詠宋鈃與尹文》如下：
宋鈃宋鈃道可觀，稷下黃老開論壇。
寬恕之言宋榮子，均平之意華山冠。
情慾寡淺為內里，禁功寢兵為外端。
又有尹文亦止兵，刑名法術語多精。
夫有名者未必形，而有形者必有名。
名正則治喪則亂，聖人寡為天下清。
二人同游在齊宣，宋尹學派天下傳。
別宥為始接萬物，見侮不辱志不遷！
評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歡（歡），以調海內，請（情）欲置（寡）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倨）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莊子·天下篇》）
解說 ：此段對宋、尹的評述，頗為詳盡。從中可以看出：第一，宋、尹一派與道家有近似處，也有離異處。所謂“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類似於莊子一派的行徑，但從處世態度看來，又與道家避世、逃世的思想絕異。天下篇明說宋、尹為“救世之士”，一則曰：“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再則曰：“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此種與道家離異之處，正是與墨者近似之處，所謂其欲周行天下，“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不惜“上下見厭”而“強聒不捨”，正似“強求（救）之而不得也，雖枯槁不捨”的墨者的行徑。
其次，宋、尹一派與墨者雖有相貌合的論點，但也有相神離的論點。宋、尹派主張利天下，歸本於內心存養，因此，天下篇評述此派時，一則曰：“以此白心”，再則曰：“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此種與墨者神離之處又適為與思、孟一派近似之處。
其三，就內心存養而言，宋、尹一派並不完全與思、孟學派相同，思、孟說的內心存養，歸本於“誠”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情操，而宋、尹一派則歸本於倫理化了的道家之自然天道觀。這樣宋、尹在其淵源上還是屬於道家，因為他們的思想體系雖揉雜了各種學派的因素，而其所持之道體觀實為此一體系之出發點，所謂“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便是證件。可以這樣說，宋、尹一派的主要論點是道家自然天道觀的倫理化，就此種倫理化而言，一方面折衷於墨家利天下的實際活動，另一方面又折衷於儒家內心存養的道德情操。司馬遷父子謂道家采儒墨之善，這一點在宋、尹學派的思想體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依據莊子天下篇的這一段詳盡的評論，再參酌宋、尹學派本身的文獻（如經各家所考證確定的管子書中的心術、內業等篇），就可以對於此派學說勾稽出一條線索來。至於荀子把此派和墨家並列在一起批判的話，也可以參考，例如他說宋鈃“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衡，上功用，大儉約，而?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儼然而遊說，聚師徒，立師說，成文曲”，所論都是關於其揉合儒、墨的論點，但這還不是宋、尹思想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