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陵改革：
汪洋於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代理市長。銅陵是個較小而且貧困的省轄市，在安徽並無特別重要的地位，但在銅陵4年，汪洋雷厲風行，頗具改革和創新意識，並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情，震驚海內外。1991年11月14日，《銅陵日報》發表署名龔聲的文章《醒來，銅陵！》，呼籲“改革大潮洶湧澎拜。歷史不允許我們躺在計畫經濟上酣睡了。必須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陳腐、封閉的思想觀念開刀”一場有關思想解放大討論的序幕轟轟烈烈地拉開，在整個銅陵激起強烈反響。此文猶如平地驚雷，由這個貧窮的皖南山區傳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這件事的開創者。令人振奮的是，15年前在皖南山溝吹響的“解放思想”的號角，在15年後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粵大地再次響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但與其說是歷史的巧合，不如說是歷史的必然。汪洋當時在電視講話中說：要改變觀念！有人“養魚怕偷”，“做生意怕騙”，就是不怕窮。這與此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著名的南方談話思想很接近，顯示出汪洋敏銳的政治嗅覺。而銅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層，尤其是鄧小平的關注。
主政銅陵時，汪洋還對當地舊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打破“三鐵”（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幹部管理、機構設定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計畫，多家全民國有企業列入改革範圍。整個改革被推上高潮，但是，這些改革舉措很快就招致了許多保守勢力的反對。為了平息這場紛爭，中央高層放話：可以先行試點。此後，《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社論：《醒來，不僅僅是銅陵！》
對是次改革，汪洋自己評價：擬定方案，難得出奇；啟動實施，順得意外。而銅陵百姓也對他這個“娃娃市長”的做法從懷疑到逐漸認可，並評價他：聰明能幹、思維超前、魄力很強、做事果敢。銅陵改革的成功讓世人矚目。中國青銅文化節即是從1992年開始的，汪洋當時的主旨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直至今日，銅陵人依舊會不由自主地把後來的銅陵市長與汪洋作對比。
“銅陵改革”讓汪洋獲得了鄧小平的賞識。有說法稱，鄧小平南巡迴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並特別召見了汪洋。也有香港出版的相關圖書如此描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來到安徽合肥，接見安徽有關領導，時任銅陵市長的汪洋也被點名要求參加。會見後，鄧對汪印象深刻，認為其是個人才。知情人士透露，關於鄧小平接見汪洋的說法版本不一，很難有人能準確判斷，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鄧顯然在見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果然，此後不久，汪洋即調離銅陵，擔任安徽省省長助理兼省計委主任。1993年，38歲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長，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並繼而進入省委常委。在皖省工作期間，汪洋鮮明的施政風格，給當地官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稱，汪洋的超前意識很強，在任常務副省長分管財稅工作時力推一項改革，連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都說他“年紀不大、膽子不小”。
重慶治吏：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慶，正式履新。據信，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國家計委工作，熟悉經濟課題，並參與制訂“十一五”規劃，對中國經濟未來5年的發展脈絡非常清楚，可助力這座中國最大直轄市新階段的發展。 此外，中央曾為解決三峽庫區百萬大移民等因素而決定重慶直轄。8年間，重慶主城區獲得了發展，但三峽庫區卻困難重重。而在處理庫區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經驗。2004年，四川大渡河興建瀑布溝水電站，漢源縣約10萬人將被迫遷移。由於居民不滿政府的土地徵收賠償方案而引發抗議，並與警方發生衝突。當時，就是汪洋帶著胡溫的四點重要指示前往漢源平息。
當地官員稱，汪洋對中央三峽庫區的政策了解透徹，也因做過宣傳工作，他知道如何把握輿論，讓全國知道重慶在三峽工程中所作的犧牲，從而爭取到中央和其他省市對三峽的支持和投入。在汪洋的強力治理下，截至2007年4月，重慶已遷移三峽庫區移民102.4萬人，完成了113.8萬人任務的90%。汪洋當時自豪地說，“對於三峽百萬移民這個世界級難題，我們已是勝券在握了。”汪洋到任後，重慶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重慶官風被嚴厲整頓。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在重慶2006年遭遇特大旱災時，汪洋到農貿市場視察，菜農坐在地上回答他的問題，隨行人員便態度傲慢地兩次叫菜農站起回話。汪洋突然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從菜農籮筐里抓起一個大青椒，轉身砸向該工作人員，事後表示：“今天我對有些工作人員不客氣，乾什麼要民眾站起來說話？我們是人民的公僕，站著的當然應該是我們！”也有人指汪洋是在作秀。但後來的一些事實讓這種論調很快破產。
一個突出事件就是，震驚2007年中國新聞界的“最牛釘子戶”事件。汪洋最廣為人知的事情是以開明、冷靜、務實的態度解決了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當時，“釘子戶”戶主楊武爬上孤島般的樓頂大喊：我要見汪洋！輿論一下子將汪洋推到了風口浪尖。汪洋沒有尋求有關部門封鎖媒體的報導，沒有動用執法部門“硬來”，而是指示各方與戶主積極談判，並最終以一種理性、和平的方式圓滿解決了此事，贏得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稱讚。
有媒體說，汪洋此舉為各級地方政府解決同類糾紛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模板。還有媒體甚至戲稱，汪洋通過了“考試”並獲高分。香港《亞洲周刊》評價說，“最牛釘子戶”結局皆大歡喜，汪洋為胡溫強力沖關通過的《物權法》、為大陸私權保護，寫下了一個理想的註腳。而就在“最牛釘子戶”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之際，汪洋的另一個重大舉動在山城重慶火爆出爐。2006年年底，重慶市出台了一份傳媒改革檔案，在全國首開先例。檔案要求，重慶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動以外的常規性調研活動，《重慶日報》二版刊發訊息，字數原則上不超過1000字；廣播、電視報導不上頭條，長度原則上不超過3分鐘。
汪洋的一句“讓讀者習慣到二版找汪洋”，讓重慶新聞界至今仍記憶猶新。
南粵新政：
2007年，任職重慶兩年之後的汪洋，奉調南下，主政廣東。汪洋履新廣東時曾表示，廣東要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不過，汪洋所面對的挑戰不少，因為今天的廣東已不是以前那個擁抱改革，時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廣東了，而是官場積弊重重。所以，汪洋要使廣東再次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就必須另闢蹊徑。當年鄧小平鋪開改革新局時，廣東也是他十分重視的地方。楊尚昆、任仲夷、習仲勛、吳南生等中共元老，均曾主政廣東，力推改革。1992年鄧小平向極左陣營開火，為市場化改革打氣，也是通過南巡廣東實現。
在就任廣東省委書記後召開的第一次省委全會上，汪洋就給各級官員以“當頭棒喝”，一口氣說了22個“解放思想”，並號召各級領導發揚當年“殺開一條血路”的精神。此外，汪洋還大力推動“雙轉移”經濟戰略，即進行全省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把落後的密集型企業驅趕到廣東偏遠地區，然後在原有的地方進行產業升級。汪洋還主張企業“該倒的就讓它倒”，讓發達起來的企業去施惠普羅大眾，問題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牽連，廣東近來有五萬多家企業倒閉，龐大的失業潮迫使總理溫家寶站出來表態“該扶的就要扶”，這種中央與地方互槓的罕見現象，令外界多所揣測。廣東媒體甚至報導，在去年舉行的廣東省特區工作會議上，汪洋還堅持說，“不管別人怎么說，雙轉移要堅決，‘騰籠換鳥’要堅決。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麼都繼續上”。與“解放思想”和“騰籠換鳥”相伴隨的，則是廣東官場的持續震盪。知情人士透露，廣東雖為改革開放排頭兵，但本土官員的保守意識卻由來已久。比之更甚的，則是廣東官場的貪腐之風。
2009年，廣東爆發官場大地震，原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省紀委書記王華元、深圳市長許宗衡因嚴重違紀，被中紀委革職查辦，廣東官員人人自危。知情人士表示，陳、王、許的落馬，與汪洋的強勢治貪有關。另有訊息指，汪洋治貪，曾得中南海意旨，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亦曾親赴廣東，坐鎮督辦治貪查黑。香港媒體指，解放思想，整肅官場，是汪洋主政廣東後的得意之作。但廣東本土官員對汪洋陽奉陰違、消極支持，使得汪洋治粵阻力重重。分析人士說，查辦貪腐案，對於汪洋來說，既是一次政治考驗，也是一次政治契機。汪洋如果在其任內大力刷新廣東吏治，引領廣東經濟更上層樓，其仕途再上一個台階亦未可知。觀察人士分析，廣東官場歷來排外傾向嚴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書記時，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方式來強化其權威，以便開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資歷最淺的委員，雖然有安徽、重慶工作的地方經驗，但這些省市的地位仍難與廣東相提並論，故部分廣東官員對其持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看他到底能否壓得住陣腳，能否帶領廣東走出新天地。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會上，汪洋還痛斥廣東官員的優越感，要求他們克服自滿情緒，增強憂患意識；克服狹隘視野，樹立世界眼光；克服見物不見人的觀念，堅持以人為本。同時，汪洋還痛批50名代表缺會，要求紀委嚴查，此舉迅速震懾廣東官場。
時至今日，多方事實證明，汪洋治粵已顯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