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年表
任仲夷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邢台市威縣西小莊人。
1935年在北平市中國大學就讀期間參加“一二·九”抗日救國學生運動。
1936年3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5月轉中國共產黨。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區委書記。
1937—1938年在濟南做平津流亡學生中黨的工作，後任山西友軍第六十六師政訓處組織科科長、政訓處中共黨總支組委，魯西北聊城政治幹部學校中共黨總支委員兼政治教官。魯西北抗日游擊第三縱隊司令部秘書長、泰西八路軍六支隊軍政幹校校長、冀南行政公署教育處處長、中共冀南區黨委黨校總支書記、冀南政治學校校長、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專署專員、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專署專員、中共邢台市委書記兼市長。
1946—1952年任中共遼南三地委常委兼三專署副專員，中共大連市委書記兼副市長，中共旅大行政公署黨組副書記、行政公署秘書長，旅大市委常委兼秘書長。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
1953年任中共哈爾濱（直屬市）市委第二書記。
1954—1966年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兼市政協主席、市警備區第一政委，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1966年秋開始被批鬥，後下放農村勞動。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5年11月15日於廣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一、二、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遼寧任職期間，曾主持張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廣東任職期間，大力開展市場經濟試點，使廣東走在全國的經濟前列，並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之路。
人物經歷
受命南下
接棒耕耘“試驗田”
1980年，廣東改革開放已經開局，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勛、楊尚崑調中央工作，誰來接棒呢？中央經過反覆挑選和研究，最後確定由任仲夷、梁靈光去擔此重任。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從黑龍江省調至遼寧省這個深受林彪、“四人幫”干擾的“重災區”，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大力撥亂反正，政績斐然，人們有口皆碑。他作為地方領導人，在全國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帶了一個好頭。
任仲夷他衝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張志新這個冤案翻了過來，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他首先提出要給被高度集中的計畫體制捆綁得死死的國營企業“鬆綁”。他大膽提出農村要敢於“抓富”，並恢復了過去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市場。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領導下，短短兩三年的功夫，遼寧大地顯示出一派勃勃生機。任仲夷無論從思想理論上，從膽略氣魄上，從領導藝術上，都表現出卓越非凡。讓他到廣東挑起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重擔，可謂理想的人選。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擔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的梁靈光，受命於黨中央，調往廣東省工作。赴任前，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對任仲夷和梁靈光面授機宜。鄧小平說：“特區不僅是深圳、珠海那幾塊地方，是指廣東、福建兩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對於搞特區，你們要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靈光，肩負黨和國家的重託，面對南粵人民的期望，赴粵上任了。
勇立潮頭
堅定敞開“南風窗”
任仲夷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以任仲夷為班長的廣東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1981年，由於對外開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了走私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視，並於1982年開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在這一重要時刻，廣東省委提出兩個堅定不移：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堅定不移。
1982年，白天鵝賓館部分試業，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但心裡沒底。結果，任仲夷到場，並應要求題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意味深長，表達他對中國和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樂觀態度。
特區初創，任務很重，還要面臨一些指責。當時有“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的說法。對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會有損主權，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又說：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會損害社會主義，而是大大地有利於社會主義。
中央要求廣東“對外更加開放”，廣東更加躍躍欲試。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也要吸引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對前者，廣東是“近水樓台”；對後者，要學會“長袖善舞”。
變通搞活
闖關破壘先一步
任仲夷廣東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張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搞活經濟，為全國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廣東後，遇到一個難題，就是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八個，但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辦？他也很苦惱，要求社科界研究。
看到一位研究生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論文後，他很感興趣，親自約見。他說，現在對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我們要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私營經濟的正式名字，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他主政的廣東，對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堡壘發起了一次次攻關。外貿改革，突破獨家經營，打破大鍋飯。物價改革，按價值規律辦事，放開豬、蛋、魚、菜的統一購銷。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當一些經濟決定權下放到企業。
任仲夷認識到單靠財政撥款搞建設不可行，必須改革投資體制，用“以電養電”、“以路養路”、“以橋養橋”等辦法集資搞建設。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門向外商集資1.5億港元，並自籌資金8000萬元人民幣，將廣深線的兩個渡口和廣珠線的四個渡口改渡為橋，通過收取車輛通行費來償還貸款。
投資體制改革，使基礎設施建設一日千里，極大促進了廣東經濟的迅速發展。
廣東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經濟的思路明確堅定，成效越來越明顯。
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資市場調節量已超過5%，企業用人基本放開，各級財政已實行包乾，鄉鎮企業完全由市場調節，一些地區對鄉鎮企業負責人實行重獎。另外，國有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小國有企業可以承包。
在全國引發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熱”。
解放思想
立言排污不排外
任仲夷與葉劍英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有些同志看不慣青年人穿喇叭褲、留長頭髮，意見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說，我認為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裡，就像萬里同志所講的，我們要抓大事，不能盯著穿喇叭褲、留長頭髮這類事，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裡，而是少數幹部收受賄賂、貪污中飽私囊等歪風。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開始不顧黨紀國法鋌而走險，更多人是不了解黨的政策，走私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提出，應當劃清因經驗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誤和違法犯罪的界限；劃清走私販私、投機倒把同正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界限……這期間，任仲夷提出：“要自覺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任仲夷說，最初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為了對外開放，要實行改革開放，就必須解決長期以來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後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都看成是有害的。
否則就會使我們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絕開來，就不能學人之長、補己之短，永遠使自己處於落後挨打的地位。如果不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想進行真正的改革開放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廣東驕傲
1980年—1985年
1.最早一批“香港游”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廣州考察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從廣州出發到香港，改變了過去長期限制內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觸外面世界的情況。廣東人從過去的冒著生命危險“逃港”到以旅遊者身份到香港消費，只有短短几年。今天，廣東已全面開辦個人赴港澳“自由行”，居民只要憑身份證和戶口簿即可申請。
2.率先物價闖關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還用46種票證，香菸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市民很不滿意。遵循“放調結合，以放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進”的方針，按照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在全國率先進行物價闖關。原來空蕩蕩的商店貨架，忽然之間變得琳琅滿目，原先輕飄飄的米袋子、菜籃子，一下子都變得沉甸甸了。
3.最早利用外資建五星級酒店
1983年，引進外商投資的廣州白天鵝賓館全面營業，這是由中國人自行設計、自行建造、自行管理的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大型賓館。1984年春節後，又一家中外合資的花園酒店竣工開業。在改革前沿建設起來的一座座五星級賓館，記錄了廣東由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進程。
4.最早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1980年，廣東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個體勞動者協會。20多年過去了，廣東的個體私營經濟異軍突起，從“拾遺補缺”、“重要補充”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市場經濟大
任仲夷文革被批鬥場景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5.最早“借雞生蛋”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1984年1月1日，廣深線東莞中堂大橋建成通車並投入使用，一舉成為全國首個路橋收費站，闖出了通過“貸款修路、收費償還”加快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新路子，極大地推動了全省公路建設的發展。
“借雞生蛋”，從以路養路、以電養電、以水養水，發展到以橋養橋，以通訊養通訊。珠江三角洲飛架座座橋樑，廣東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日千里。
6.最早突破傳統企業建制模式
1984年1月1日，全國鐵路系統第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廣深鐵路公司成立，從此突破了傳統企業建制模式，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改造、自我全面發展的經濟承包的管理體制。
時事評論：緬懷這位引領我們的勇者與智者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氣至為關鍵；在改革開放的驚濤駭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
以思想解放、作風開明的官聲，憑糾正“左禍”、落實政策的能力，在中國歷史開闢新局的起點上決毅受命，在經濟改革的試驗田裡耕耘播種，任仲夷這個名字，當然要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史書上留下濃墨。這位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老人，於昨日闔然長逝，留與我們這些改革事業的受惠者與後來人去緬懷，去承繼。這位先鋒與長者的身上，有我們不可遺忘的智慧與勇氣。
從上個世紀之初，到本世紀之始，他度過了近百年的時光，跨越了世紀的風浪，及身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契合民族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與關鍵轉折。
1937年7月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在所以，他有資格論斷說：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在取得政權之前，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民眾“由奴變主”；在取得政權之後，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由窮變富”。
正是如此，所以他才能夠情緒共鳴地執行鄧小平的“先富”設計，才能夠心領神會地“變通”廣東的經濟棋局，才能夠果敢地主持制定中共廣東省委“31號檔案”，將蛇口“放生”為一個名震海內外的“改革試管”。在今天看來，這一切早已是勢之所趨、理所當然，在上世紀的80年代初期，卻是在陳規腐制下的艱難掘進，是在猶豫躑躅下敏感挺進，是在眾目睽睽下的孤身奮進。
必然的改革開放，未必會有一個必然的開局。商品經濟，打開國門，廣東試水，示範全國。成則全局盤活，敗則時機錯落。任仲夷主政廣東，不但要思考“變通”的經濟布局，還要思考“打通”種種質疑非難的保守思想———廣東“放羊”了，廣東“精神污染嚴重”了，“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猖獗進攻”了……一篇《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文章適時而出，矛頭直指廣東的經濟特區。
批評要挨，檢討要寫，但任仲夷堅決不讓廣東就改革開放的政策搞大辯論———因為那只會導致亂抓辮子、亂扣帽子；對於“加強統管”的要求，則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二十四字方針；對於對外開放的利弊取捨，更言簡意賅地歸納出“排污不排外”的邏輯與口號。在情勢複雜的改革年代，這是一份理論與意志的堅定，更是一份能夠成全這份堅定的謀略與智慧。
人生不過百年，情懷彌足留戀。一個名字值得被尊重，被紀念，因為他在一個需要他的時間和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功地拓寬了前路。
但他卻並不是停留於此的，年屆高壽的任老，不願聽人祝他“身體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對於廣東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思考與祝福，也是不停留於此的，他經常寄語他的同志們要有再繼續的努力。
這樣的一位改革勇士，這樣的一位智慧老人，這樣一位披荊斬棘的行動者，這樣一位進步無止境的思考者，在離開我們的時候，讓我們傷感，讓我們惆悵，但不必有遺憾。因為他的勇氣沒有老去，他的智慧沒有老去；因為這是一個不曾結束的時代，這是一場還沒完成的變革。正如任老離休之後的廣東，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繼續充當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讓我們再用一句“天天向上”來緬懷任老，來祝福任老投以奮力、深情與熱望的這片熱土。
人物軼事
任仲夷1997年7月2日到深圳看望習仲勛在依然嚴峻的政治空氣下，任仲夷果敢地繞過“禁區”，為張志新平反定調。張志新對常識的堅守、衝破思想奴役的勇氣，強烈地撼動著一個盲從時代的麻木民族。
1979年春，中國人看到了現代社會以來最殘酷的行刑方式。
“沒等張志新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幾個躥上來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頭枕一塊磚，強行切斷了喉管。為了維持呼吸，就把一個三寸來長的小手指粗的不鏽鋼管插進氣管里，再用線將連線著鋼管的金屬片縫在刀口兩邊的肉上。張志新奮力反抗，劇痛使她咬斷舌尖，血水淌滿了前胸。她脖頸上的傷口，不時地冒著帶血的氣泡，嘴裡不時地嘔吐著似血似水的唾液。”《遼寧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連續發表長篇報導，一步步試圖還原這4年前的酷刑。這是個艱難的過程。至今我們也不知道具體是誰下達的虐殺命令，是哪些人具體執行了虐殺命令的——他們的姓名、年齡、身份、這么多年來他們如何做到讓自己的良心安寧。被披露部分的真相，使“張志新”三個字，一夜間在中國社會翻騰。愕然、憤懣、譴責、憐惜、喟嘆、控訴、詠頌——各種情緒以累積了十年的驚人能量，在詩歌、連環畫中持續發酵。
張志新生前是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她之所以被虐殺，是因為她指出“文革”走的是左傾政治路線，當時全國瀰漫著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不對。她說：“再過幾十年的人看我們現在和黨的領袖的關係，就像我信鬼一樣可笑，像神話一樣不可理解。”
她的話沒有深刻的哲理和獨到的洞見；然而，她對常識的堅守、衝破思想奴役的勇氣卻強烈地撼動著一個盲從時代的麻木民族。張志新之死，使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獲得了對極權政治的初次啟蒙，找到了獨立思考、堅守真理的精神力量。“黨啊，我的黨，你要將我引向何方？”當張志新把孤絕的遺言留給她至死追隨的政黨時，她或許沒有想到，自己能在4年後沉冤昭雪，並引起空前的迴響和共鳴。
任仲夷與胡耀邦親切交談1979年的春天乍暖還寒。“文革”的陰霾還沒散去。當年判處張志新死刑的原審法官，堅持他是“按照實事求是定罪的”。他對複審案件的法官說：“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張志新）反了。你能翻案？”
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果敢地繞過“禁區”，為平反定調：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他將張志新批評毛主席的言論，模糊籠統地列入神志不清時所講，“把這些說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3月，遼寧省委作出了《關於為張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與此同時，國內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極左思潮正在頑強逆流。
在依然嚴峻的政治空氣下，任仲夷在各種場合，毫不諱言自己對張志新的讚賞和愧疚。
任仲夷說，張志新的惟一“罪名”就是公開說出並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而且這些觀點是對組織講的。對他個人來說，聽了覺得心中有愧。在看望張志新的母親郝玉芝時，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說。”
更可貴的是，任仲夷將張志新悲劇的元兇指向專制制度。他坦言，張志新冤案絕非孤例，倘不健全民主法治，類似悲劇還將發生。依當時之政治情勢，任仲夷所為所言承受的巨大風險，非今日我們所能想像。
這從後來戛然而止的宣傳活動可得印證。三個月後，張志新突然從主流宣傳渠道消失，一切歸於沉寂。這一“急剎車”，曾留給外界諸多猜想。有人說，這是張志新的第二次死亡。直到今天，張志新的審判案卷仍然在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絕密檔案封存。張志新案件的全貌還未得到完整披露。
儘管如此，張志新之死給國人帶來的震撼一直揮之不去，民間各種懷念她的文章、詩歌等時隱時現。人們為她建網上紀念館、寫墓志銘，祈願這位30年前為衝破專制思想牢籠殉難的女性，能在另一個世界獲得自由。
主要貢獻
任夷即任仲夷編輯《政治經濟常識教程》走過了92年的人生歷程，任仲夷見證了中國近百年的歲月更替：任仲夷是新中國發展壯大的見證人。
他參與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親歷了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參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力主實事求是，開拓創新；
就任遼寧第一省委書記期間，任仲夷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回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
他繞過“禁區”，親自主持烈士張志新的平反昭雪；
在任主政廣東期間，任仲夷率先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短短5年間讓長期落後的廣東經濟總量走在了全國前列，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譜寫了新的篇章。而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順德，也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發展成果。
精彩言論
“渾身是膽”與“無所畏懼”
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年近八旬，覺得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
“近水樓台”與“長袖善舞”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廣東地市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應積極引進港澳和外國的資金與先進技術時說：“我們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資金和技術，同時又不要局限於港澳。對日本和歐美等都要加強經濟往來和經濟合作。引進港澳資金和技術，廣東是”近水樓台“，引進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我們要學會”長袖善舞“。
“見怪不怪”與“少見多怪”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過去有人說，廣東對外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見怪不怪’。我認為，不能籠統這樣講，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
允許“變通”，不許“變相”
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所有幹部在執行上級政策時，都要起“變壓器”的作用，把上面輸送來的電流，進行變壓，使之成為適合本單位、本部門具體需要的電壓，去推動機器的運轉。
“變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這些政策去解決工作中的矛盾。講“變通”，不應形成“變相”地違反政策。
在正常工作中，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現行政策的規定，在執行中發揮積極性、創造性。
至少有三種情況允許變通：第一，政策規定有許多條，為了辦成於國於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時要多方查閱各種規定，這一條不行就用那一條，要積極找根據把好事辦成，而不應到處找根據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規定本身有幅度、允許靈活的，則應向有利於生產發展和搞活經濟方面去理解，靈活執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確實利國利民的改革，如果從現有檔案中找不到根據，還可以試點，在試點中允許突破現有規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認，實行改革開放，在長期封閉的牆上打開視窗，隨著新鮮空氣進來的，也難免有少許污濁的氣息和蚊子、蒼蠅。但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內污，只強調外來的一面還不夠，還必須看到我們內部這一面。蚊蠅有從外面飛來的，也有內部孳生的。古語說：“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
少用“否決權”，多投“贊成票”
一次，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不無氣憤地說：“當前經濟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管得死，效率低。辦一件簡單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門管著，不知要經過多少審批手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裡行使‘否決權’，而投‘贊成票’的卻很少。許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辦，許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一種體制性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比之純粹個人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難克服。”
就上述現象，任仲夷說，各部門都要儘量多‘開綠燈’，不要濫用權力‘亮紅燈’。要多讓‘車走直路’不要總是‘別馬腿’。
社會評價
任仲夷對改革的推動，終其一生，從未放棄，從未沉默。體制內的官員中，對改革的支持，像他這么堅定一貫、不遺餘力的，不多；對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像他這么深刻中肯、不稍隱諱的，更少。
改革開放的先驅，是各方對任仲夷的蓋棺之論。先驅，意指“在前面引導的人”，用來評價任仲夷，再確切不過。
1978年，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兩個凡是”，最早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9年，在遼寧營口，他就有石破天驚之語：“由窮變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廣東，就提出“生產力標準”問題，“計畫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主政廣東的1980到1985年間，他最早主持外貿改革、物價改革、投資體制改革，支持“蛇口工業區”政改。此間各種創舉，難計其數。這種改革最初的“敢為天下先”，一直延續到他退出領導崗位後。用他一位老友的話，打仗要有先鋒，辦大事難事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中國改革特區中衝鋒，更是在禁區和雷區中衝鋒：任仲夷被稱“任胡來”，被指要把廣東變成舊中國的租界，被質問“是否還是共產黨員”。
1982年情勢最為嚴峻。因為改革剛啟，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國家政策，走私販私現象頻現。中央有人直指廣東領導“放羊”，放言“再這樣下去，不出三個月廣東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為此，任仲夷連續兩次被召入京，寫了有生以來唯一的一份檢查。他後來回憶道，這份檢查，應當說是真心的，但也有違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實在不同意“廣東不是‘活’得不夠，而是‘活’過了頭的觀點”，“實事求是講，廣東還有很多該活的沒有活起來”。
這次“二進宮”最為外界所稱頌的，是任仲夷在重壓之下的擔當、對改革開放一如既往的堅持。在傳達中央精神的領導幹部會上，他開場就說：這不是一次殺氣騰騰的會，而是熱氣騰騰的會。廣東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省委要承擔責任，自己作為第一書記，更要承擔領導責任。對下面的幹部，他沒有傳遞“壓力”，反而強調，只要不搞違法亂紀和犯罪活動，工作上還是允許犯錯誤的，對幹勁足、闖勁大的幹部應予鼓勵。
廣東五年，是任仲夷事業達到頂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風雨飄搖”的五年。憑藉“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壓制”的開明、“明哲不保身”的擔當，任仲夷擊退了詆毀廣東改革的黑潮，使廣東成為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鐵證。他心秉真理的燭照，頂住種種強勢干擾，穿越了改革開放最初的幽暗歲月。1979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在全國排名23位，遠低於國內平均水平，當五年後任仲夷離任時，廣東省的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1980到1985年廣東發生的一切，已經將“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國改革開放史。
有人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任仲夷說，不，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沒。他還說，這是歷史，歷史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在歷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個忠誠的信徒。
出生於“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說自己參加革命，就是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復興。政治的舞颱風雲際會，對他來說，理想主義始終是風浪吹打不去的情懷。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幹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著大家，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麼？”見大家面面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
十年“文革”的磨難，使他對革命的初衷愈加堅定。無論處於何種位置，他總能擺脫既得利益羈絆，耳辨“左”風、眼明“右”路。
他堅持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滯後於經濟改革；認同人類社會進步，必經民主、科學、法治之道；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反對種種無端干預。
對好友于光遠的短文“講道理”，任仲夷點評道：世上總會有蠻不講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騙人、壓人、害人的人。對這種人，實難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時，聯合志同道合者，堅決與之戰鬥，真理終將無堅不摧，戰勝一切邪惡。他愛真理，常常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膽平反張志新案，上世紀80年代初期保護清華學生周為民，晚年鼎力支持開明報刊。他說，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啟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
任仲夷本人就是啟蒙者。他抗言直論，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內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發言，總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生動有力，真篤誠懇。慧解“和諧社會”便是絕妙一例：“和”左邊為“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要大力發展經濟；“諧”左邊為“言”，右邊為“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
晚年時分，他仍體察時局、放談國是，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風險，大有赴湯蹈火之無畏。
《政治體制改革更需要勇氣》這篇任仲夷留給中國的政治遺言，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讀來，如空谷足音，彌足珍貴。他常說，自己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達觀。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