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解釋
| 坦易 | |||||
| 拼音： | |||||
| 解釋： | 1.坦率平易。 | ||||
出處及分析
在中唐詩壇上，韓、孟詩派出現不久，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元、白詩派。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且包括張籍、王建、李紳等在內的詩派，與韓、孟詩派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創作之路。清趙翼云：“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甌北詩話》卷四）也就是說韓、孟追雄奇，求險怪；而元、白重寫實，尚平易。兩派雖取道不同，但都是創新。然兩派比較，元、白應占其先。
元、白詩派的“重寫實”，就是深入生活實際，將百姓的艱辛痛苦、悲慘遭遇化為忿怒不滿的詩句；“尚平易”，則是要求語言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健美清新。趙翼在《甌北詩話》卷四中又云：“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斗險，使人盪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這裡的“因事起意”，就是看重寫實，所謂“坦易”，就是崇尚平易。元、白推崇杜甫的寫實之作，白居易極力主張用平易樸實的語言寫親身的見聞，他在《與元九書》中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並積極從事諷諭詩和新題樂府的創作。在文中更為具體地舉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等寫實諷時的作品來作為效法的圭臬。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就具有真切坦易的特徵。張籍、王建創作了大量針對現實、通俗曉暢的古題樂府和新題樂府，對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有著較大的影響。
白居易、張籍、王建還能自覺地向民歌學習，創作了不少具有民歌風味的詩歌。如白居易的《竹枝詞二首》其一：“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南病使君。”張籍的《春別曲》：“長江春水綠如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楊樹君自種，那不長系木蘭船。”王建的《古謠》：“一東一西壟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一顛一倒池中麻。”這些詩都平實淺易，明白如話，風格清新，自然明快，極富地方色彩，充滿鄉土氣息。
他們的樂府詩也能向民間歌謠學習。白居易的新樂府主要向樂府古詩和杜甫學習，向民間歌謠學習。不僅學習其體制，更重要的是將當時民間口頭流行俗曲之精血注入自己的詩作之中，使他的詩歌寫事真切，用語通俗，意旨顯露，具有歌謠的色彩。正如他在《新樂府序》中所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他前期的詩作如《觀刈麥》、《宿紫閣山北村》，《秦中吟》中的《重賦》《歌舞》《輕肥》，《新樂府》中的《繚綾》《紅線毯》《上陽白髮人》等等。
元稹的“新題樂府”有與李紳“新題樂府”的和詩十二首。如《上陽白髮人》《五弦彈》等，但“少情致，概念化傾向很強，且敘事繁亂。”（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又有《樂府古題十九首》“全創新詞”“多用三五七相間雜的句式”，乃諷諭之作。如《織婦詞》《田家詞》有一定的代表性。
張籍跟韓愈、孟郊多有來往，與韓愈的關係尤為密切。但在詩歌的創作上，張籍的詩風更貼近白居易，注重寫實，顯得十分淺易通俗；不像韓愈那樣有意追求奇險怪異。他的古、新樂府詩也能向民間歌謠學習，具有地方色彩和鄉土氣息，如他的《採蓮曲》《江村行》《寒塘曲》等。他的詩取材廣泛，農民、樵夫、牧童、織婦、士卒屢屢以其主人公的身份在詩中出現；而對官府、商人、邊將的種種醜行則給予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如他的《野老歌》《牧童詞》《征婦怨》等。
王建與張籍是同窗好友，詩的風格亦相近。他的古、新樂府詩比張籍多，也多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極有生活氣息。不過，他的詩往往不會將其旨意說破，結尾就顯得委婉含蓄一些；也有的詩或在結尾輕輕的點一下，將其旨意表現出來。如：《田家行》《水夫謠》《當窗織》《織錦曲》《簇蠶詞》等等。
白居易云：“詩到元和體變新。”（《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中唐自大曆以來，至元和新體的出現，除了以韓愈為首的韓、孟詩派外，還有什麼派別能和白居易為首的的元、白詩派匹敵呢？明高棅云：“大曆以還，古聲愈下。獨張籍、王建二家體制相似，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意，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風。”（《唐音癸簽》卷七引）由此可見，張王在重寫實、尚平易的創作道路上，對元、白詩派的形成，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李肇以為：元和以後，詩應“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國史補·敘時文所尚》當時，無論是公卿、大夫、士子，還是僧道、妾婦、處子，甚至牛童、馬走之口皆能誦其詩，可見當時詩歌的通俗化傾向是蔚然成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