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國際禮拜堂國際禮拜堂是基督教教堂，由禮拜堂和三層高的副樓兩部分組成。國際禮拜堂主體建築樣式為德國的仿哥德式教堂建築，禮堂可容納700餘人。禮拜堂占地733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372平方米，為紅磚結構，堂高16米，江裕記營造廠承建，平面為L形。教堂與左面一幢三層樓房相連。大堂屋面兩坡陡峭，鋪蓋石板瓦。內為3廊型巴雪利卡式，側廊2層。大堂正中為祭台，兩側為二層廊式樓廳。1931年建造了3層側樓小禮堂、牧師住房、辦公室、活動室，後又置管風琴和建造400平方米交誼廳（今衡山路網球場）。各處走道均為磨石子地坪，堂內設備齊全，有暖氣，全部造價約為3.3萬美元。
該堂於1925年3月8日落成，由在滬美國僑民及其他外國僑民集資建造，初名協和禮拜堂，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堂內可容700人。教堂建成後，因為參加禮拜者均為外籍教徒，且來自不同教派，所以不久後改名“國際禮拜堂”。該教堂散居海外的堂友很多。來教堂舉行婚禮的也極多，在海外有較大影響。1936年，顧子伍出任該教堂牧師，是為該堂第一任中國牧師。該堂自1980年復堂以來，40多個國家地區與港、澳、台的上萬名基督教徒及美國前總統卡特全家來此參加禮拜或訪問。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倫西博士、著名和平戰士、南非的圖圖大主教、美國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等，都曾應邀在此講道。該堂也為在滬外僑舉行英語禮拜和其他宗教儀式。
這裡的聖工有主日崇拜、聖餐禮拜、音樂崇拜、洗禮、堅振禮、查經班、讀經班、禱告會、喪禮（即追思禮拜）、家訪。此外、聖侍、財務、總務等各項都有一定的制度與規定。
該堂有專職與兼職的牧師6人、傳道員2人。88年6月，上海基督教教務委員會在沐恩堂舉行祝聖孫彥理、沈以藩二人為主教的典禮。
國際禮拜堂曾以優美的聖樂而斐聲滬上。國際禮拜堂的一大特點是這是不分教派、國家的基督教禮拜堂。
目前該堂每星期日上午分兩次舉行禮拜（7：30與10：00），該堂保持了優美聖樂的傳統，每逢宗教節日和每月第三周的星期日上舉行盛大的音樂活動。 1983年以來，接待大批海外人士，其中有美國前總統卡特，以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主教等。
交通：捷運一號線衡山路站、02、15、49、93、548、824、830、927路、旅遊10號線
地址：衡山路53號
開放時間：平時不對外開放，星期日7：30、10：00、19：00做三次禮拜，遊人可進去參觀。
簡介
國際禮拜堂“文革”期間，教堂停止宗教活動。1980年聖誕節正式復堂，恢復了禮拜。現在，教堂除了主日崇拜以外，平日還有禱告會、查經班、讀經班、老年之家、唱詩班、婦女會、青年聚會等團契活動，主日上午還有主日學。每月一次晚間音樂崇拜。每逢聖誕節、復活節都舉行盛大的音樂崇拜。牧師們為信徒舉行感恩、結婚、追思等禮拜，併到信徒家探訪，為老年信徒送聖餐。為了照顧不方便來堂禮拜的老年信徒，教堂還在僻遠地區設有三個聚會點。教堂還有三百餘名義工在唱詩班、聖侍組、醫務組、聯絡組、外事組參與教會服事。
位於上海市衡山路53號，1924年由上海的外僑，主要是美國僑民集資興建，於1925年落成，占地7300平方米，建築面積1372平方米，是近代哥德式的磚木結構建築物，堂內有1400個座位，為各國、各教派的基督徒共同禮拜的場所。最初參加禮拜的均為外籍教徒，後中國上層人士中的教徒也陸續參加。近年來修繕一新，環境幽雅，各種宗教活動均已正常舉行。該堂有水平較高的聖詩詠唱班，每逢宗教節日和每月第三周的星期日上舉行盛大的音樂活動。 1983年以來，接待大批海外人士，其中有美國前總統卡特，以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主教等。
該堂於1925年3月8日落成，由在滬美國僑民及其他外國僑民集資建造，初名協和禮拜堂，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堂內可容700人。教堂建成後，因為參加禮拜者均為外籍教徒，且來自不同教派，所以不久後改名“國際禮拜堂”。該教堂散居海外的堂友很多。來教堂舉行婚禮的也極多，在海外有較大影響。1936年，顧子伍出任該教堂牧師，是為該堂第一任中國牧師。該堂自1980年復堂以來，40多個國家地區與港、澳、台的上萬名基督教徒及美國前總統卡特全家來此參加禮拜或訪問。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倫西博士、著名和平戰士、南非的圖圖大主教、美國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等，都曾應邀在此講道。該堂也為在滬外僑舉行英語禮拜和其他宗教儀式。
這裡的聖工有主日崇拜、聖餐禮拜、音樂崇拜、洗禮、堅振禮、查經班、讀經班、禱告會、喪禮（即追思禮拜）、家訪。此外、聖侍、財務、總務等各項都有一定的制度與規定。
該堂有專職與兼職的牧師6人、傳道員2人。88年6月，上海基督教教務委員會在沐恩堂舉行祝聖孫彥理、沈以藩二人為主教的典禮。
國際禮拜堂曾以優美的聖樂而斐聲滬上。國際禮拜堂的一大特點是這是不分教派、國家的基督教禮拜堂。
目前該堂每星期日上午分兩次舉行禮拜（7：30與10：00），該堂保持了優美聖樂的傳統，每逢宗教節日和每月第三周的星期日上舉行盛大的音樂活動。 1983年以來，接待大批海外人士，其中有美國前總統卡特，以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主教等。
歷史
國際禮拜堂今天，任何人都會明白，在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時，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壓迫之際，這座教堂的主權當然只能在美國人手中，無論是該堂的管理機構理事會的理事，還是該堂的牧師、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國人為主。更為荒唐可悲的是，進入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座教堂內不能講中文，卻都得講英語。在該堂偶爾有少許幾名中國牧師，也只是充當配角而已。這是一部屈辱歷史的真實寫照。
“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之後，帝國主義便在中國開始活動，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便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1950年9月，由吳耀宗、江文漢、江長川、崔憲祥、劉良模、鄭建業等26名基督教領袖及團體負責人共同倡議發表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一划時代的三自宣言中的這段結論，不正是對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歷史，包括國際禮拜堂歷史，最好的總結嗎？ 只有當中國革命勝利，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國際禮拜堂才與全中國千千萬萬座教堂一起，真正回到了中國信徒的手中，國際禮拜堂才得以新生，中國基督教史才得以翻開嶄新的一頁！
新生的國際禮拜堂見證了50年代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見證了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國人組成的國際禮拜堂理事會推薦出了該堂第一位中國理事長李仲道，當李仲道先生以理事長的身份站在主席台上代表國際禮拜堂作擁護三自宣言講話時，他的眼眶應該是濕潤的，眾多的中國信徒的眼眶一定也是濕潤的。
1958年，國際禮拜堂同樣見證了上海基督教實行的聯合禮拜，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匯區聯合禮拜的主要場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國際禮拜堂與全國千千萬萬個教堂一樣，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堂里的管風琴、洗禮池、銅十字架等宗教設備毀於一旦。禮拜堂的石柱在流淚，信徒的心在流淚！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歷史性會議改變了整箇中國。不久，牧師與信教民眾隨之獲得了相應的尊嚴，莊嚴的禮拜堂同樣再次獲得了它的新生，人們比作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一個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星期日，千萬個信徒會永遠銘記著的一天。因“文革”而關閉了15年之久的國際禮拜堂重新開放！從清晨開始它就迎來了來自四面八方久違了的信徒，整日絡繹不絕。信徒眼中盈著熱淚，牧師眼中也盈著熱淚，他們相互擁抱著，祝賀著。這是幸福之淚，喜悅之淚！從此，莊嚴的聖樂又重新在大堂內迴蕩！
現況
國際禮拜堂復堂以來，教堂已先後接待了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外國朋友與海外僑胞，有些被我國教會邀請來訪的外國教會人士都曾在該堂講道或致詞。不少在滬工作的外僑和港、澳、台同胞來本堂參加禮拜。這些交往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團契和友誼。如今，隨著參加崇拜的信徒人數越來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兩場禮拜開始之前，大堂、二樓大廳、三樓小禮拜堂， 1400餘個座位就早已坐滿。90年代來，信徒先後奉獻了雙層大型電子琴、三角鋼琴、閉路電視等設備，近年在大堂內又安裝了幾台大功率空調機，既增加了宗教氣氛，又使禮拜堂條件大為改善。
近二十年來，國際禮拜堂信徒中湧現了眾多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師和“三八”紅旗手。他們中有不辭辛勞長期義務為街道里弄居民送醫送藥的退休醫生張鍔、為祖國爭光贏得“女排三連冠”的中國女排前主力隊員李國君，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的上海市海峽律師事務所女律師項黎等，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作光作鹽”。90年代以來，當我國部分地區遭到嚴重自然災害時，國際禮拜堂的信徒積極參加“獻上一份愛，奉上一片情”的賑災活動，為災區踴躍捐助棉被、棉衣，為希望學校捐款助學。送往災區的包裹中既有剛從商店中買來的嶄新的棉被棉衣，也有慈祥的老媽媽在燈下用針線補上每一粒紐扣的寒衣，送往貧困山區孩子們手中的都是簇新的書包、文具和課本。至於為福利院、敬老院、傷殘兒童特殊教育基金會、社會幫困基金捐款，信徒中的醫務人員下街道里弄提供義診、醫療諮詢服務，配合社區為街道里弄一些孤寡老人洗頭、洗腳、洗衣、護理等義務服務，其人次更是無以計數。這不正是處於新時代的廣大信教民眾愛國愛教、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貢獻。
背景詳情
前主任牧師
李儲文（1918年1 月30日出生），中國共產黨高級官員，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外事辦公室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中國福利會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顧問、全國政協委員、《辭海》副主編之一，現任上海杉達學院董事長、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永遠名譽會長，以長期隱藏在基督教會內從事地下工作和於1980年代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期間，為香港主權交接所進行的準備工作而著稱。
地下黨員
李儲文是浙江寧波慈谿人。1937年－1940年，李儲文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今上海中山公園附近蘇州河畔，原址上現為華東政法大學）。在抗戰期間，他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畢業後，他任職於基督教青年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儲文受周恩來的直接指派，離開上海前往大後方的昆明，以在基督教青年會學生服務處工作為名，進行地下黨活動，吸引西南聯合大學的華羅庚、吳晗、聞一多、潘光旦等著名學者在政治上向中國共產黨靠攏，同時向美、英外交官、新聞官以及美國志願航空隊（陳納德的飛虎隊）成員積極宣傳共產黨，盡力批評國民黨如何腐敗無能，促成愛德爾曼、貝爾、海曼等美國士兵到重慶與毛澤東見面，此外，他還利用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之便，到滇軍中進行反內戰宣傳。1946年－1947年，李儲文前往瑞士日內瓦，從事青年會世界協會工作。
紅色牧師
1949 年，李儲文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神學，獲得博士學位。1950年? 有人懷疑，獲得博士學位時間太短。，李儲文回到中國大陸，擔任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宗教教育部幹事，不久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副牧師。上海國際禮拜堂原是一所上海美國僑民設立的一所英語禮拜堂，信徒一直以美國僑民為主。中日戰爭期間吸收少數熟諳英語的華人知識分子信徒。韓戰爆發後，外國僑民紛紛離華回國。此後進堂的信徒以中國人為主。1951年4 月，政務院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控訴運動開始，李儲文積極控訴「帝國主義分子」上海國際禮拜堂牧師、美南長老會傳教士畢范宇，畢范宇因此被驅逐出境，而該堂的另外兩位副牧師孫恩三、顧政書，一位自殺身亡，另一位死在獄中。此後，李儲文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總部設在上海）秘書長 。
李儲文雖然是一位秘密的高級別共產黨員，不過他在上海國際禮拜堂擔任牧師長達10餘年的時間中，講道還是注重《聖經》，並不像當時吳耀宗等人那樣夾帶政治宣傳。1953年復活節，李儲文在上海基督教青年復活節聖樂崇拜中的講道《我是復活與生命》，還被評價為信仰純正。他還在《天風》上發表《羅馬書講解》，表明他還能講很屬靈的道。
不過對於表示不願與其合作、參加「三自」的基督徒（如鄭惠端），談話不久後即被公安機關逮捕。1958年，上海市實行基督教聯合禮拜，徐匯區原來分屬於中華基督教會、聖公會、衛理公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靈工團、自立會、五旬節聖潔會、靈糧堂的17座基督教新教教堂的信徒都集中到國際禮拜堂和救主堂實行聯合禮拜，李儲文繼續擔任該堂牧師，但是由黃培永任聯合禮拜主席。直到1966 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上海各禮拜堂的神職人員無一倖免，均遭到殘酷野蠻的批鬥，這時李儲文才被迫向批鬥他的紅衛兵公開表明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隨後被有關部門保護起來。李儲文的共產黨員身分的公開，使得許多不知內情的基督教人士感到十分震驚（與之類似的還有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總幹事、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趙復三牧師，在1964年夏作為革命幹部奉命調入世界宗教研究所，負責批判神學的任務，並在1980年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據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表示，李儲文確實是長期「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
外事領域
此後，李儲文就不再以宗教人士身份出現，調回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工作。1977年，他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外事辦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2 月升為主任 。1978 年起又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僑務辦公室主任 。
1983 年6月30日，李儲文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日後被中共官方評價為「為香港回歸做出貢獻的知名外交家」在香港期間，李儲文似乎仍然分管宗教人士的統戰工作，雖然沒有公開與宗教人士聯絡，但是仍然邀請一些香港的基督教領袖，與他們進行私下接觸，許家屯仍然對這些宗教人士表示「李儲文就是你們的人」 。
1988 年，李儲文從香港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顧問（一直到1994年）、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1993年起又任中國福利會副主席，並出任上海杉達學院董事長至今，曾為該校募集辦學資金數千萬元。李儲文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劇票友，在上海市社會名流及港台、海外人士組成的「上海國際京劇票房」中，擔任副理事長。
現在李儲文的公開簡歷中，通常都迴避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任基督教牧師的經歷，只是說「廣泛從事社會與外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