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順之(1507～1560)
正文
明代散文家。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官翰林編修，後調兵部主事。當時倭寇屢犯沿海，唐順之以兵部郎中督師浙江，曾親率兵船於崇明破倭寇於海上。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禎時追謚襄文。學者稱“荊川先生”。唐順之學識淵博，對天文、地理、數學、曆法、兵法及樂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葉重要散文家。與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等同為明代重要文學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順之的文學主張早年曾受前七子影響，標榜秦漢，贊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中年以後,受王慎中影響,察覺七子詩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襲、模擬古人，故作詰屈之語。於是拋棄舊見，公開對七子擬古主義表示不滿，提出師法唐宋而要“文從字順”的主張。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兩漢文學傳統，同時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繼承和發展。提出學習唐、宋文“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在其選輯的《文編》中,既選了《左傳》、《國語》、《史記》等秦漢文，也選了大量唐宋文，並從此逐步確立了“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順之又提出詩文寫作應“直據胸臆,信手寫出”,要師法唐、宋而“卒歸於自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並以“未嘗較聲律、雕文句”的陶淵明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的沈約加以比較。說前者的作品為“第一等好詩”，指斥後者之作“不免為下格”。唐順之上述見解在其後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門知縣書》中，較全面表露出來，其反七子模擬、剽竊傾向異常鮮明、激烈，呼籲文章應“如諺語開口見喉嚨者”。
唐順之的文章實踐了自己的主張,文風簡雅清深,間用口語，不受形式束縛。如《信陵君救趙論》，立足於社稷，批駁以私義救人。“詞嚴義正”、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如對席論辯，一氣呵成而結構謹嚴。《明史》說唐順之文章“洸洋紆折,有大家風”。就此文來看,不為過譽。他的記敘散文《竹溪記》,本應約為園寫記,而著眼於園名的由來，讚揚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諧於俗”的品德。文筆清新流暢,別具一格,立意新穎。唐順之其他記敘散文，大多有敘有議。往往敘中擇其一點，引申開來，情思遐飛而哲理蘊其中，自然渾厚而暢達豁然。如《西峪草堂記》、《書秦風蒹葭三章後》，及《永嘉袁君芳洲記》等，皆能看出此種特色。唐順之還沒有完全擺脫復古主義理論的束縛，他師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還有八股文作法的影響，此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順之等唐宋派為後來撼動後七子文壇統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點開拓作用。當然，唐宋派與公安派的文學主張是不能相容的。
唐順之著作有《荊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詩 4卷。輯有《文編》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編列，其中選錄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順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編》40卷，《史纂左編》124卷,《兩漢解疑》2卷，《武編》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荊川稗編》120卷,《諸儒語要》、及舊本題為李攀龍撰唐順之校的《韻學淵海》12卷等。近代林紓輯有《唐荊川集》，為較通行的唐順之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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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順之(1507～1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