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義疏》是吳林伯先生關於《文心雕龍》研究的代表著作,從準備到成書前後 40餘年,即至成書以後,又不斷更易,去舊布新。《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自序》云:“余齒在志學,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習其儷辭而已。迨入本師馬一浮先生之門,朝夕親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為論文之作。於是請益問難,載歷寒暑。雖謏聞陋見,未能知類通達,而簡練揣摩,要亦粗識微言;重以古、今舊說,義多不愜,唯恐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故搦筆和墨,歷四十二年而定。” 《文心雕龍義疏·自序》云:“余撰《義疏》,屢移寒暑,熔意練詞,不知所裁,常恐醬瓿之譏;然知難而進,舊典攸昭,妙識所難,其易將至,先難後獲,自然之數也。且不遠千里,擇師而事,終入馬先生之門,執贄請為弟子,親承音旨,不同研味遺言,探賾索隱,日不暇給,知至至之,欲與幾也。夫蘭為國香,服媚彌芳,書亦國華,玩懌方美,簡練揣摩,恆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嚮往之,去故取新,知進而不知退,旁通發揮,袬多益寡。稱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學有輯熙於光明。”先生這些關於《文心雕龍義疏》寫作的緣起及甘苦之言,體現出吳先生在《文心雕龍義疏》一書中傾注的心血。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作為先生一生心血之最為重要的結晶,其獨創的義疏體例,就體現了先生匠心的獨運。先生在《文心雕龍義疏·緒論》中說:“我注釋《文心》,根據讀者的要求以及個人的想法,制訂《義疏》的體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層排列,而每段後面的《義疏》內容,不外字詞的解說,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講,思想理論的分析、評議。”吳先生把校勘、訓詁、層次分析、內容的解釋與理論的闡述結合起來,既具有坊間流傳的校注的特點,又囊括了吳先生對《文心雕龍》理論問題的深刻獨到的見解,而這些理論闡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對《文心雕龍》文本的精確掌握的基礎上,眼界高邁,而又體現了樸學大師的堅實學養。吳先生把這種寫作方法叫做“理論聯繫實際”。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的理論聯繫實際,有三個層次,一是結合作家、作品的實際。先生讀書,嘗自謙雲唐以後的文學書籍,他唯讀杜甫和魯迅,實際先生博極群書,不僅對先秦漢魏六朝的著作無所不讀,無所不通,且熟稔於心,瞭然於口,瞭然於手,而且對佛學經、律、論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於先生曾經親炙於由佛入儒的佛學大師熊十力先生,更由於經學大師馬一浮先生遊歷歐美,出入儒釋道學,而佛學與劉勰的親密關係,使先生不能捐棄佛學典籍。先生認為,只有通讀先秦漢魏六朝的所有傳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和價值判斷。所以,他通過對劉勰《文心雕龍》的分析,得出劉勰論作家,舉其文章中最優秀者,不在一處一一敘列,這是劉勰論文的特點。即理解劉勰《文心雕龍》中的作家論和文學批評,應該把全書看作是一個整體,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聯繫在一起,來考察他的真正的文學理論觀點。
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疏》的理論聯繫實際,還表現在結合文學史的現實來討論問題。先生認為,《文心雕龍》的許多篇章,都與文學史有關係,如《時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學史,《明詩》是上古、中古的詩歌史,《詮賦》是先秦、兩漢、魏、晉的賦史,《樂府》是上古、中古的樂府史。有通史,也有專史。了解文學史的真實面貌,對於正確理解劉勰《文心雕龍》的理論觀點,意義同樣非常重要。
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疏》,同時也結合創作經驗。吳先生認為,《文心雕龍》的許多理論概括,都是劉勰創作經驗的總結。吳先生工詩與駢體文,這些經驗,對先生正確理解《文心雕龍》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作用。
吳先生指出,《文心雕龍義疏》重視從總體出發,看問題的全面,不看問題的片面,不形上學。先生認為,劉勰有《春秋左氏傳》桓公三年杜預注所謂“互舉其義”的筆法,對一個作家,劉勰在這裡肯定,在那裡又有否定,闡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在這裡強調內容的重要性,在另一個地方,可能又只談論形式,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體現了劉勰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不虛美、不隱惡的特點。對於同一個詞語,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內涵,如《文心雕龍·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規律”、“自然而然的創作規律”、聖人之道三種不同內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種差異,就會導致牽強附會的毛病。吳先生認為,劉勰《文心雕龍》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無他。先生還強調要重視《文心雕龍》語言的特點,《文心雕龍》用駢體文寫成,結構特殊,或辭有顛倒互動,或有聲律、對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學者因為不明乎此,竟然錯誤地指責劉勰《文心雕龍》犯了常識性或者知識性錯誤,那無疑是論者自己所犯的一個大錯誤。而有的學者抓住劉勰是佛教徒的歷史事實,不加分析,形上學地認為劉勰的《文心雕龍》體現的是佛學思想,有的學者以調和論形式,認為劉勰的思想是儒釋雜糅,或者儒釋道雜糅,顯然都是沒有歷史的觀念,沒有整體的觀念,沒有辨證的觀念所帶來的錯誤。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強調抓住重點,突出《文心雕龍》作為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的理論特色,並且,把考鏡理論的源流,當作《文心雕龍義疏》的一個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龍》中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問題,先生都一一辨析,折其中矣。先生的這個工作,使我們對《文心雕龍》重要的命題,有一個歷史的深度的把握。而先生所撰《文心雕龍字義疏證》、《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以及《周易與文心雕龍》、《文心雕龍與文選》、《文心雕龍與詩品》等論文,都是貫徹抓住重點、考鏡源流的研究方法的著作。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辨證原文和舊說的訛誤方面,這個成就,散見於整部書中,如《文心雕龍·原道》對“太極”為“太古”的訓解,解決了近世學者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想在中國哲學體系中尋找一個先驗唯心論的理論支點,因此把“太極”作為“絕對精神”、“上帝”、“造物”的訛誤,還中國古代學者以“太極”作為時間至早的表述的實際,無疑是對一些一知半解的學者煞有介事的宏論的棒喝。又比如《辨騷》雲“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寫本改“真”為“貞”,以求訓正,使奇正對舉。吳先生舉《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識曲聽其真”曰:“真,猶正也”,實不煩改字。又如《通變》曰“志合文則”,元本則作財,先生認為文則本為陳言,郭璞《爾雅圖贊》曰“時維文則”,其意是說修辭的規律。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先生的這些真知灼見,不僅僅是解決了一個文獻校勘方面的具體問題,同時也給我們文獻校勘工作提供了一個思想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傳世的文獻中的詞句與新出文獻的差異,不一定就是緣於傳世文獻的以訛傳訛,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獻訛誤的可能性,所以,在這樣的時候,不一定著急去以新出文獻去判斷傳世文獻的是非,而應承認傳世文獻在傳播過程中保存下來,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歷史事實,這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吳先生轉益多師,篤志好學,嚴守師法,而又以獨立之學術追求為念。仔細閱讀吳先生的著作,特別是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著作,我們可以看出吳先生以一貫之的優良學術態度和學術追求。
吳先生恪守馬一浮先生治學的一貫,強調從經學入手,而守專門之學。吳先生受馬一浮先生啟發,而選定《文心雕龍》為自己終身專攻,從此,緊緊圍繞著《文心雕龍》這個題目,遍考先秦漢魏六朝載籍,無所不讀,並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龍》這部有關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偉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績。
吳先生崇尚《漢書·儒林傳》所謂“樸學”傳統,而謂“樸學”,即“實事求是”之學。吳先生特彆強調《漢書·景十三王傳》之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吳先生以為,“朴”之言實,實則不浮,雲胡為實?曰上山采銅,下井取礦,作文必讀文,著書必讀書,自感性到理性,由個體至總體,過此以往,語不虛設,春發其華,秋登其實,充盈而有光輝。且書不範圍於文字,自然、社會,亦皆書也。讀之未遍,妄下岐黃,紕繆差失,見笑大方之家。吳先生認為:“不讀書而能研究著述者,蓋有之矣,余未之聞也。”(見吳林伯先生《馬先生學行述聞並贊》,畢養賽主編《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
《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進德修業。”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之有《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於教人作為君子,而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區別,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類而言之,只是仁與不仁,公與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區別,未有如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 1957年春,馬一浮先生至曲阜闕里朝孔,先生與同門高贊非請見,馬一浮先生問曰:“相別三年,汝治何學?”先生回答說:“研精《論語》。”馬一浮先生曰:“汝得讀書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經,自以熟知其故,並授教二三子,語高而旨深,學者當先求之,庶幾能明六經之指歸。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為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為讀書痛下針砭。”先生問曰:“何以謂之讀也?”馬一浮先生概乎其詞,曰:“讀書之道無他,求其反身修德,懲風窒慾,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履而行之,荀卿所謂‘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讀書必改變氣質,非徒記其文句以為談資耳”。( 《馬先生學行述聞並贊 )
大凡以學術名家者,皆能不自滿假。吳先生以《論語·學而》之言“無友不如己者”,皇侃《義疏》、顏氏《家訓·慕賢》、朱熹《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則無益而有損,非為孔子本意,而發明道同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謂“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長補短,所謂“過則毋憚改”。因此,“無友不如己者”,當指善於發現朋友的優點,每一個朋友皆有優點。善於發現自己的不足,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成書後,除部分公開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為武漢大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頗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為時流謬許,余以天道惡盈,不自滿假,盡力而為,功庸弗怠”,“昔仲尼勉焉孳孳,鍥而不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事,卒而非之,學然後知不足;先生(指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余師範賢聖,亦將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誤正俗,恆久以求真是。因為先生讀書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能“不懼我書與糞土同損,煙燼俱滅;亦不懼君山復出,以為絕倫必傳,好學修古,實事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馬先生學行述聞並贊 》)。
吳先生治學,強調學術創新的價值,並把創新和恪守師法結合起來。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歐陽竟無大師的師生之爭,熊十力先生是歐陽竟無大師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識論》,與老師的意見相左,但不影響熊十力先生對歐陽大師的尊師感情。類似的例子,先生還舉劉向、劉歆父子為例,劉向是今文學者,而劉歆則服膺古文學。先生認為,這種區別,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動學術進步。吳先生論述創新的重要時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應人,大亨以正,四時成而文明說,革之為義大矣哉。”( 《馬先生學行述聞並贊》)
吳先生術業粹沖,在我所接觸的前輩學者之中,先生是最純粹的學者,一生追求,唯有讀書二字。我以 1984年入武漢大學,為先生研究生,齒不及二十,正是躊躇而多志之年齡,多旁騖,先生神智澄照,洞察入微,以我受四人幫殘酷迫害之一代人,經術淺薄,嘗以自己三十餘歲,始知學問之不易,而辭南開中學教職,負書擔囊,徒步行至樂山烏尤寺復性書院晉謁馬一浮先生之事教我,並示門人弟子曰:“為山不虧一簣,窮理止諸自足”,宜“以高度韌性自勵”,所謂“非議再多,堅定不移;處境再窘,堅定不移;工作再忙,堅定不移;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成績再好,堅定不移”。命門弟子牢記之。
1984年前後,吳先生年屆古稀,孑然一人,生活儉樸,每日在食堂用餐,讚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以米飯為食,輔以青菜,少食葷腥,以豬肉虛物,多食傷身,告誡於我。先生每日亦必健行數里,而後則閉門讀書,手不釋卷。1979年前,先生之《文心雕龍義疏》一百餘萬言已經寫定,並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審定通過,即將出版,但是先生仍然不斷修改,以毛筆小楷抄寫之《文心雕龍義疏》一百餘萬言,竟然有七稿之易,即可見出先生之執著之態度之一般。
吳先生明白讀書非為讀書而已,而欲以養成君子,而先生執君子之業也,守君子之道,以人為善,不與人為惡。善修容儀,不內顧,不親指,淵嘿尊嚴,博覽古今,淡漠名利,遠離是非,安心於著述。吳先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住家鄉宜昌,當塗者固不能會心於先生之深旨,即使到了曾經人文薈萃的武漢大學中文系,因先生正道直行,心之向道,不能順應時勢,留出半分時間虛以逶迤,也頗遭部分權貴與同儕之藐視,惟黃先生焯,蘄春黃季剛之兄子,國學名家,深愛接之。吳先生之此種遭遇,令人深思。
吳先生以經子及《文心雕龍》教授數十載,門生私淑廣布,身受弟子愛接。後期在武漢大學,及門弟子雖不多,然如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湖南社會科學院陳書良教授、湖北大學陳桐生教授等,皆學有大成,影響廣遠。我自 1987年赴京謀食,生生不易,學業荒疏,先生修書,命我就近問學於王利器先生。1989年冬,我因公事赴武漢,當日即叩先生,時先生因鼻疾新好,仍孤身一人,日日誦讀。臨別,先生送我出武漢大學校門,諄諄叮囑,深以我之學業為念,曰“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揮手作別,燈影之下,煢煢孑立,使我頓生依依不捨之情。多年之後,每念及先生,便出現先生揮手當日之情景。1993年,先生在信中提及來年將來北京開會,曰:“重見亦不遠矣!”1994年北京香山召開《文心雕龍》國際學術討論會,先生蒞京,由於我行蹤未定,竟錯失一謁之機會,及至先生離京數日,我始得知先生已經返回武漢。荏苒至1998年,忽接先生仙逝之報,從此天人永隔,竟無由再聆教誨。近年,我有數次赴武漢之機遇,每次必一人至先生故居樓下,先生故居雖已無人居住,先生之書稿遺物,仍然保存其中,佇立先生窗前,雖不再看見先生窗前的燈光,但仍能馳想先生之音容。先生一生坎坷,且對現實社會之權勢人情,異常隔閡,如此氣度,本不應受世俗物累,然某些當塗之人,竟然不能善待先生,以致同事之中好學之士欲及門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擊先生之氣節追求為樂事,念之令人唏噓。雖然,先生始終不改志士氣質,高尚其志。
先生家中廳堂之上,高懸馬一浮先生畫像,每至忌日,必作禮拜,數十年不輟,而對門人弟子,時時牽掛,每念及此,令我汗顏。謹以此文,以為對先生之懷念。
原文系吳先生及門高弟方銘所作《吳林伯先生的主要著作和學術追求——紀念吳林伯先生誕辰90周年》 詳見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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