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吳伯竭，出生於四川省名山縣（今雅安名山縣）車嶺鎮吳溝一個書香人家
吳伯朅當今的礦產為富商大賈所掌握，他們“因沿為奸”，採取了“罔上巧法”等手段，貪得無厭地“烈山涸澤”，掠奪山川之寶藏，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地氣鬱而民不紓，民心怒而不首”。他認為開礦確是國家和百姓的一項利源，國家應採取“上下兼資”的經營辦法，“置廉平之長司之”，“以工輸之，以商化之，以賈平其賈而不昂”，並為之“交通運輸，周海內而亡雍閼之患”，既可以供國家開支，也可解除部分貧民流亡之苦，老百姓一遇災年，也有賑濟的費用。
同時，他還提出寓兵於農的政策，認為強國之要，在於重視農、兵，“兵是強資”，“農是富資”，朝廷應設法“墾田以援農”，解決一些農民無田可耕的現象。平時，“練農以為兵”，戰時，“即驅而用之”。提出“上農有賞，下農有罰，公戰有賞，私鬥有罰”。只有這樣，國家才會富強起來，才能抵抗列強的侵略。
他在論文中提出的選賢與能，嚴法治政，著重理財，重視農兵等一系列變法圖強之見，雖大多出“托古改制”思想，但他並不拘泥於古人之法，而是主張相時而變，因事而變，“即起古人而更生之”。他說：“大局固遵古矣，其餘目皆可變也”，“通其變以並行之，則新法也，皆救敝之良藥也”。
憂國憂民
正當吳之英以滿腔熱情在報上發表維新主張時，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幽光緒於瀛台。28日殺害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罷一切新政，維新運動宣告失敗，《蜀學報》與“蜀學會”遭禁斥，宋育仁被罷黜回京賦閒，吳之英受到審查。他經過這場驚濤駭浪之後，逐漸消沉下來，產生了“因感蓴鱸思舊鄉，掛冠我逐歸鴻去”的思想，回到灌縣任上，轉而悉心研究歧黃之術。
1900年，八國聯軍藉口義和團反帝反洋教，發動了對中國人民又一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義和團鬥爭失敗，慈禧與八國聯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吳之英非常憤慨，寫下了長詩《頤和園》，怒斥慈禧的賣國行徑，讚揚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精神，謳歌“神拳弟子代國憂”。並在《東湖詩》中悲憤地寫道：“可憐庭議和西醜，租界通商分割剖。邊檄相望盡藁街，官家何處是梅柳。”
在慈禧專制殘暴的統治下，國勢更加一落千丈。吳之英深感“四海已無施巧之地”，於1901年“淚隨腸轉，回到家鄉，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閉門著書，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賢者避世》一文中，他表白自己的真情：第一，因變法失敗，禍及清流，而今“名賢遁消，支柱為難”；第二，朝政腐敗，其勢已不可挽回，“故波瀾滔滔者，將遂有陸沉之勢”；第三，“氣運遞降，而欲就未來之人事，始竭吾願，力之所窮，蓋不啻顛踣摧傷焉”。
他在家鄉的7年裡，仍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國事和人事的變化，一顆愛國憂民之心猶存。
建學育才
吳之英雖然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擊，救國宏願受到壓抑，但他不遺其所學，始終抱著益世的思想，致力於建學育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後一代身上。他在貴州藝風書院，簡州通材書院先後任教八年，以治國小、通經術、習詞章三者啟迪後進，對學子潛樂教思，循循善誘，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教育學生不但要有刻苦的意志，更要有求實求是的精神；為學之道貴在博，重在精，宜深思，多考據。在《答人問博學書》中，對於精、專問題解釋說：“唯專乃精。要所以成此專，執薈精於一家固無害其通材，乃有裨於雅教，不然涉獵失御，枉媚心目，泛濫忘歸，尤矜口耳。”
吳之英在灌縣任訓導時，因盡忠職守，辦學有方，全縣文風為之丕變。《灌縣誌·政績記》讚揚他說：“為人和易而峻潔，學尤深邃，卓然成家，迥邁流俗，居官廉介，訓迪學子，文行兼備，獲益者多，蓋不徒以言教也。”這段記述表明，作為人師的吳之英不僅以廣博的知識課授生徒，且以自己的思想和德行影響後輩。他愛護學生，“且留讀書種，毋與他人戮”。他的學生、“五四”時期被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學者吳虞，在其《鄧守暇荃察余齋詩文存序》中說：“始予年二十歲時，常同陳白完、王聖游從蒙山吳伯去曷先生游，側聞緒論，始讀唐以前書”，“余於蒙山門下為小卒矣”。
宣統元年，吳之英拒絕了清廷禮學館顧問官的聘請，欣然接受了四川存古學堂的工作。
他殷切期望自己的學生能夠出類拔萃，青出於藍。民國初年，他受聘為四川國學院第一任院正，劉申叔為院副。他親自撰寫了“國學院”三個大字和一副聯語懸掛在學院門口,藉以鼓勵後進之士，繼承發揚祖國的燦爛文化，將來為國家民族乾一番事業。吳虞後來為國立四川大學專門部同學錄寫序，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國學專校，創自民國。其時吳伯竭師，廖平前輩、劉申叔、謝無量諸公，聚於一堂。大師作范，群士響風，若長卿之為師，張寬之施教，蜀才之盛，著於一時。”
1913年，吳之英因體弱多病，上書四川都督尹昌衡，張培爵，辭去了國學院院正職務。臨行前，慷慨解囊，捐獻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資助學院辦學。回鄉後，又以多病之軀擔任教育會會長和本縣高等國小堂校長，最後卒於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