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中國西漢時期史學家]](/img/1/faa/nBnauM3X0QTM4ITN3IzN1UzM2QTM5QDO1gzNzQTNwAzMwIzLyczL0Y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司馬遷[中國西漢時期史學家]")
人物簡介
司馬遷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48歲終。中國西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被後人尊稱為“史聖”。
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龍門，即龍門山，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生平經歷
人物生涯
司馬遷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
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十歲時，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時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光元年）1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時在夏陽耕讀，時在長安求學。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年朔二年）19歲，從夏陽遷居長安。漢武帝從主父偃建議遷民於茂陵。司馬遷隨家遷於京城。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孔安國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20歲，遊歷各地。司馬遷漫遊江淮，到會稽，渡沅江、湘江，向北過汶水、泗水，於魯地觀禮，向南過薛（今山東滕縣東南）、彭城，尋訪楚漢相爭遺蹟傳聞，經過大梁，而歸長安，歷時數年，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為協助父親著作史記做準備。公孫弘為丞相，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司馬遷得補博士弟子員。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23歲，為郎中。以考試成績優異為郎中，即皇帝的侍衛官。
公元前122年（漢武帝元狩元年）24歲，為郎中。司馬遷侍從武帝巡視至雍，祭祀五。獲白麟。司馬談始修《太史公書》。《史記》原計畫記事止於此年。《史記》《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後來司馬遷修改下限述於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28歲，為郎中。漢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陝西淳化縣境內），司馬遷以郎中身分侍從。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元鼎四年）33歲，為郎中。隨漢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陝西鳳翔縣），到河東（今山西夏縣東北）。有司與太史公司馬談、祠官寬舒議祭祀後祠。始立后土祠於汾陰（今山西萬榮縣）。冬十月，“武帝自夏陽東幸汾陰”，司馬遷隨武帝回夏陽故鄉。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34歲，為郎中。冬十月，司馬遷以侍中身分侍從漢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風、平涼、崆峒。太史公談、詞官寬舒等向武帝建議立泰壇。太史公談議泰典禮。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歲，為郎中將。漢武帝與公卿、諸生議泰山禪。司馬遷受命為郎中將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昆明（今雲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定五郡。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元封元年）36歲，為郎中。漢武帝前入泰山封禪，太史公司馬談隨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陽）而病危。司馬遷自西南歸，見父於周南。談臨終囑司馬遷繼孔子而續《春秋》。司馬遷以郎中身分侍從漢武帝至泰山，又至海邊，自碣石至遼西。又經北邊、九原（今包頭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37歲，為郎中。春，司馬遷隨漢武帝到緱氏（今河南偃師），又到東萊。四月，黃河決口，司馬遷從武帝至濮陽瓠子決口處，與群臣從官負薪塞黃河決口。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39歲，為太史令。冬十月，司馬遷隨漢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經回中道，批出蕭關（今寧夏固原縣東南），經涿鹿，從代地（今河北蔚縣）而還，經河東回長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40歲，為太史令。冬，司馬遷隨武帝至南郡盛唐（廬江），望祭虞舜於九嶷山，自尋陽（今湖北黃梅縣西南）過長江，登廬山，北至琅琊（今山東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41歲，為太史令。冬，司馬遷隨漢武帝行至回中（今陝西隴縣西北）。三月，經夏陽至河東，祭於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42歲，為太史令。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曆》，漢武帝宣布廢《顓頊曆》，改用此曆法。太初曆對後代有極大影響。冬十月司馬遷隨武帝祭泰山。司馬遷開始著述《史記》。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43歲，為太史令。司馬遷專心著述。“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開漢元年）46歲，為太史令。蘇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發兵討伐匈奴。李陵為將，請“自當一隊”。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47歲，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敗被俘，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把他投下監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
公元前98年（天漢三年）48歲。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忍辱苟活，自請宮刑。《悲士不遇賦》約作於是年。
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49歲，為中書令。被赦出獄，任中書令。《漢書·司馬遷傳》：“遷既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發憤著史記。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53歲，為中書令。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間有信給司馬遷。
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征和二年）55歲，為中書令。《報任少卿書》作於是年。完成《史記》。《報任少卿書》說：“仆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改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56歲。司馬遷約死於這一年。死因不明。一說司馬遷死於公元前87年（漢武帝後元二年），又一說死於公元前86年（漢昭帝始元元年）。《漢書·舊儀注》：“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郭沫若《關於司馬遷的死》：“下獄死事，必世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於書，諒不能無中生有，以歪曲史實”。
官場生涯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直言受宮刑
司馬遷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天漢二年夏，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漢武帝把他投下監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但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黃金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即成為太監）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又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
代表著作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畫，共經過十三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史記》。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史記》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遷有賦八篇，但大都不傳，只有《悲士不遇賦》保存在唐歐陽詢等編纂的《藝文類聚》卷三十之中。文約二百字，是否全文，已無從考察
墓與祠
司馬遷司馬遷墓與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西塬上徐村有司馬遷故里、祖墓碑。司馬遷墓、祠，東臨黃河，西枕梁山，涺水沖前，芝水環繞，屹立於懸崖峭壁之上，氣勢雄偉、壯觀。
據載韓城“城內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有孝廉徐氏攜香火入試燕京，號稱‘助文’。”至今韓城人仍有每逢節日就祭拜司馬遷的習俗，傳說可以保佑遠行之人，尤其是遠行的士人舉子得到平安與功名。
祠用磚石依山勢築成四個高台，面積一個比一個廣大，每個高台之間有石級相連，層層上升，前面三個台上都有建築物，最後一層是磚砌的司馬遷墓。墓圓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間畢沅題“漢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柏五棵，蟠若蛟龍。
祠廟內外古碑林立，敘述自晉朝永嘉年間（公元307年至公元313年）擴大修建後，歷代修繕情況。也有文人名士路過或者遠道來此瞻仰憑弔後所留下的詩碑。
祠廟正殿有司馬遷塑像，方臉，長須，兩眉入鬃，現出嚴肅、抱負不凡的氣概。1982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學術觀點
經濟學
司馬遷重視經濟問題，在《史記》中有專門記載經濟方面歷史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他在記述史實的同時，還對許多經濟問題作了評論和分析，形成比較系統的、有一定理論深度的經濟觀點。
西漢初年，面對凋敝的社會經濟，漢王朝以黃老的無為思想作指導，與民休息，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政策，比較放任，較少干預。經過70年的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初年，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不僅農業獲得了恢復發展，而且工商業也空前繁榮。封建國家、官僚貴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賈積累了大量財富。但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西漢王朝的政策也就從無為轉向有為，在經濟上實行了算緡、告緡、鹽鐵、酒榷、均輸、平準等政策，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了廣泛的干預。司馬遷正是面對這樣的社會經濟現實，從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發，對經濟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觀點
司馬遷認為對財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追求物質享受，追求財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樣的。不僅農工商賈追求財利，而且賢人、隱士、官吏、將士，以及賭徒、娼妓、流氓、惡棍，無一不是為了求利而活動。他特別稱道通過農虞工商的生產、經營而致富的人，認為這些人都是“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是“賢人所以富者”，值得稱道、借鑑的。司馬遷之所以在《貨殖列傳》中為這些人立傳，就是為了“令後世得以觀擇焉”（《史記·貨殖列傳》），“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對貧富差別成因的認識
司馬遷對社會上存在貧富差別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為深入的探討。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儉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勤儉雖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勝”。他還認為，要想致富，必須“誠壹”，即專心於他所從事的事業。又認為，富與貧是由於“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別造成的。“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司馬遷還把個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無本錢和本錢多少聯繫起來，認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貨殖列傳》），沒有本錢的人只能出賣勞動力，少有本錢的人可以施展經營本領，本錢雄厚的人可以逐時爭利，發大財。基於上述看法，司馬遷把富者奴役貧者看作是自然的事，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貨殖列傳》）。
對農、工、商關係的認識
司馬遷既重視生產，又重視流通；既把農業看作本業，又不輕視工商業。他認為要滿足人們消費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資源，還要有農、虞、工的勞動，以及商業的販運流通，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貨殖列傳》），農、虞、工、商的生產和經營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揮農、虞、工、商的作用，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
對放任與干預的看法
司馬遷司馬遷認為農、虞、工、商所組成的整個社會經濟，是合乎自然地在那裡發展的，並不需要行政命令約束。每個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因此，認為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最好聽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以，他對漢初的經濟政策是讚許的，司馬遷認為，“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貨殖列傳》）。司馬遷對漢武帝時所實行的某些經濟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與之爭”就是對當時的某些政策的批評。比如對“告緡”，他指出其後果一方面是國家財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於大批工商業者破產，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平準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沒有了。
但是，司馬遷也不主張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認為過分放任，“網疏而民富”會產生兼併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競相奢侈等現象，就會出現“物盛而衰”的局面（《平準書》）。商品貨幣經濟的過分發展，也會產生兼併投機，去本趨末，影響農業生產。因此，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採取某些干預的措施。比如，他對計然（見范蠡）所講的控制糧價以使“農末俱利”的干預措施，就是讚揚的。
平均贏利率觀念
司馬遷還認為，“庶民農工商賈”有同樣多的本錢，都同樣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贏利。一個千戶侯每年從一戶徵收二百錢，一千戶即可取得二十萬錢。農工商賈如果有一百萬錢的本錢，就可以取得和千戶侯相等的二十萬錢的贏利。如果哪個行業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贏利，就不值得投資經營。
星象學
司馬遷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古代的史宮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向明之處。司馬遷並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套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見等星象，聯繫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套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人物名言
1、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2、不知其人，則不為其友。
3、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
4、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5、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6、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7、刺客列傳：天雨粟，馬生角。
8、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9、戴盆何以望天。
10、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11、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12、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13、高祖本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14、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15、管晏列傳：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16、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17、淮陰侯列傳：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18、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銷毀骨。
19、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20、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21、酒極則亂，樂極則悲。
22、君子拙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
23、孔子世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
24、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25、李將軍列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6、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27、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28、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29、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30、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31、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32、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
33、騏驥之踞躅，不如駑馬之安步。
34、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35、屈原賈生列傳：舉世混（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36、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37、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38、日者列傳：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39、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40、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
41、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42、商君列傳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43、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44、太史公自序：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45、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46、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47、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48、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49、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50、以權利合者，權盡而交疏。
51、越王勾踐世家：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52、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53、智者貴在乘時，時不可失。
歷史評價
漢代
楊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聖歎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歎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啓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啓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路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路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家族世系
| 歷史時期 | 家族關係 | 姓名 | 簡介 | |
|---|---|---|---|---|
| 顓頊 | 先祖 | （不可考） | 天官 | |
| 戰國 | 八世祖 | 司馬錯 | 秦國武將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六世祖 | 司馬靳 | 秦國武將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秦朝 | 高祖 | 司馬昌 | 秦始皇時期鐵官 | |
| 漢朝 | 曾祖 | 司馬毋懌 | 漢高祖時期市長 | |
| 祖父 | 司馬喜 | 五大夫爵位 | ||
| 父親 | 司馬談 | 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司馬遷 | 漢武帝時期太史令、中書令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長子 | 司馬臨 | 後改姓“馮“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次子 | 司馬觀 | 後改姓“同”夏陽人(今陝西韓城) | ||
| 女兒 | （不可考） | 嫁丞相楊敞 | ||
| 女婿 | 楊敞 | 漢昭帝時搜栗都尉、大司農、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 ||
| 外孫 | 楊忠 | 漢宣帝時安平侯 | ||
| 外孫 | 楊惲 | 漢宣帝時左曹、中郎將、光祿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