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南漢宸 辛亥革命爆發。10月29日，太原革命黨人起義成功。南漢宸和十幾個同學積極回響。起義後的第五天，他們被派回晉南趙城、洪洞、汾西一帶招收民軍。
南漢宸等回到家鄉，不到半月就集合了兩千餘人。他們把這兩千餘人帶到太原，編為義務敢死隊，直接開拔娘子關，抵禦清軍南下。只惜晉燕聯軍功敗垂成，敢死隊隨即遣散，南漢宸重回師範讀書。
師範畢業後，南漢宸對實業救國產生濃厚的興趣，遂考入太原高級工業專門學校。工專一畢業，他便和友人商議，集資五千元，在趙城東山辦起了“義集煤炭公司”，自任經理。由於無力與大企業競爭，公司兩年後停辦。嘗試實業雖未成功，但南漢宸由此積累了一生受益的經營經驗和理財本領。
如願入黨
1922年，山西籍革命黨人續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醞釀反對北洋政府，邀南漢宸出山。1923年，南漢宸離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鬥爭之中。1924年北京政變後，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三方改編為國民聯軍第一、二、三軍，南漢宸參加了孫岳的第三軍，任軍需、訓練處長等職。
1926年9月，馮玉祥考察蘇聯回國，奉行親蘇政策，在國民聯軍總部成立了以共產黨人劉伯堅為副部長的總政治部；各軍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員會，南漢宸擔任第三軍政治工作委員會委員長。
在劉伯堅等共產黨員的具體指導下，南漢宸開始對共產主義有了較深的認識，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救中國的危機，並渴望自己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
1926年10月，國民聯軍組織參觀團訪問蘇聯，南漢宸主動要求前往。啟程前，他找到劉伯堅，鄭重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劉伯堅素知南漢宸追求進步，是個練達的政工幹部，遂和高敬軒一起介紹他入黨。
地下工作
1927年6月，參觀團回到西安，正值馮玉祥先後參加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準備公開“清黨”之時。南漢宸趕到潼關找到劉伯堅，一起交換了對大革命失敗和北方時局的看法，劉伯堅囑咐他一定要想辦法繼續留在西北軍中工作。之後，南漢宸按照劉的指示隨鹿鍾麟到達河南開封，任河南省政府秘書主任。黨內受河南省負責人任作民領導。此時，黨的工作處於隱蔽戰線，環境非常險惡，但南漢宸在隱蔽戰線上仍幹得有聲有色。
1927年冬，為加強對皖北工作的領導，中共河南省委決定讓南漢宸帶一批共產黨員去皖北開展工作。南漢宸接到通知後，秘偕武勉之、高敬軒、劉仲華等離開鹿部，直往皖北。他首先向地方黨組織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然後決定將工作重點轉向在當地駐軍楊虎城部發展力量。楊虎城素聞南漢宸在孫岳處訓練幹部有方，熱情邀請南漢宸等到他的第十軍去。並決定從全軍基層官佐中選擇400多名進步青年，成立革命軍事幹部學校，任命南漢宸為校長。南漢宸利用校長一職，在第十軍中發展了不少黨員。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屆特別委員會在太和成立，南漢宸任特委書記，第十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魏野疇負責組織工作。1928年春，為隱蔽力量，南漢宸和魏野疇等分頭行動發動武裝暴動。南漢宸到了亳縣。把鹿邑、拓城一帶我黨力量及第十軍官兵、幹校學生共五六百人集結起來準備暴動。不料第十軍黨內有人告密，交出了黨員名單，200多名共產黨員被當政者孫蔚如集中送走。起義雖於4月8日如期舉行，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激戰兩日，最終失敗，魏野疇等中共黨員壯烈犧牲。
1928年10月，山東軍閥韓復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鍾麟舉薦，南漢宸作了信陽縣長。他利用合法職位多次掩護革命同志轉移，幫助安排工作。
統一戰線
1930年7月，中原大戰，馮、閻在隴海線失敗，楊虎城被蔣介石任命為陝西省政府主席。10月，南漢宸被楊虎城委任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
南漢宸到西安後，以楊虎城所授專權全力整頓陝政。他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楊虎城的命令，釋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釋放了大批諸如潘自力、李暢英（即李大章）等共產黨員，有的被安排到十七路軍和各地、縣工作。1931年春，劉志丹被捕。南漢宸力勸楊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並請陝西名士杜斌丞從中斡鏇，最後把劉志丹營救出來。
楊虎城處理的第二件事是恢復生產。經過多年戰亂，尤其1929年赤地千里的大旱，陝西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南漢宸協助楊虎城團結鼓勵省內外人士獻計獻策，多方救濟。經過兩年的努力，陝西各方面情況井然有條，特別是財政收入，足夠供養楊虎城的五萬西北軍。
1932年夏，楊虎城在三原養病，國民黨行政院電告楊虎城，南漢宸是共產黨員。不久，蔣介石又派胡逸民攜函會見楊、南。胡逸民把委任狀和通緝令一起擺在南漢宸面前，臉色一沉說：你要么到南京當中央監察委員，要么就到南京下獄，任選一張。南漢宸說：“我寧願選擇通緝令”。然而，楊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對他重用共產黨不肯善罷甘休，建議南漢宸夫婦東渡日本避難。
西安事變
1933年夏，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成立，南漢宸在日本收到吉鴻昌的電報，邀他回國共商抗日大計。但他回來時，抗日同盟軍已經失敗。南漢宸暫留天津在西北軍中從事上層統戰工作。
華北事變後，北方抗日浪潮如火如荼。南漢宸和王世英等在學校中大力發展黨的力量，吸收了40餘名黨員，並且團結了許多著名學者，如楊秀峰、張申府、張友漁、齊燕銘、吳晗等。
楊虎城在南京參加完國民黨五大返回西安沒幾天，長征初到陝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的親筆信到西安見楊。楊虎城不知真假，復派省府科長、秘密中共黨員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漢宸詢問。正巧南漢宸、王世英要去陝北向黨中央匯報白區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見到楊虎城，證明了汪鋒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楊虎城經過商談，在南漢宸早先提出的六項建議的基礎上，商訂了四項合作原則。這些原則由王世英帶給東征前線的毛澤東、周恩來，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認同。從此，紅軍和西北軍的合作序幕正式開啟。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震驚中外。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後，周恩來徵得楊虎城同意，決定調南漢宸協助代表團工作。
南漢宸根據周恩來指示，在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總部處理十七路軍和西安綏靖公署的公務，他和王炳南一起成為楊虎城處理複雜局面的左右手。
這時，張學良已送蔣介石去了南京，東北軍和西北軍統歸楊虎城指揮。當蔣介石背信棄義，軟禁張學良的訊息傳到西安時，東北軍少壯派群情激憤，主張以死戰保出少帥。十七路軍中也有波動。南漢宸奉命前去做楊虎城的工作。他反覆宣傳我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對穩定十七路軍的思想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聯合抗日
七·七事變後，南漢宸見到了當時正準備由西安赴山西同閻錫山商談抗日問題的周恩來等。一次會上，周恩來風趣地問大家：“在座的誰是老醯兒（山西人）？”南漢宸和程子華等舉起了手。周恩來看了看，說：“好，是老醯兒的跟我回山西，找閻錫山去！”9月1日，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南漢宸、程子華等人離開西安，前往太原。
周恩來、彭德懷和南漢宸等到太原後，又轉到太和嶺前線和閻錫山商談有關抗日事宜，並擬在山西合作建立戰地動員組織。1937年10月1日，經閻錫山同意，由各黨、各派、各軍及晉、綏、察各省政府代表組成的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成立，續範亭任主任委員。我黨派鄧小平、程子華、彭雪楓、南漢宸參加，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
1938年春節後，閻錫山電告續範亭到秋林參加會議，企圖在會上通過解散第二戰區總動員委員會的決議，以達到削弱新派力量的目的。南漢宸同續範亭仔細地研究了對付閻錫山的幾項原則。5月閻強令解散動委會。南漢宸在奉命處理完善後事宜後，於9月回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負責統戰部的日常工作。
理財能人
1941年，由於日寇的殘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和經濟遇到了極為嚴重的困難。一次，毛澤東在棗園召見南漢宸，風趣地說：“我們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們要自己動手。中央決定由你任邊區財政廳廳長，我就是要你作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
南漢宸不負領袖重託，一到財政廳，就把“錢”作為解決邊區迫在眉睫問題的關鍵，緊抓不放，一抓到底。為了保證供給，解決財政與發展生產的資本，他提出禁止法幣流通，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的建議。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代表中央明確表態，支持南漢宸的主張。1941年1月28日，邊區政府委員會正式決議發行邊幣，並宣布禁止法幣流通。
為了搞好商品流通，南漢宸還很注意建立健全邊區的稅收政策。在調研的基礎上，他主持草擬了各項稅務政策和糧食徵收章程，把原來商人採取的以厘股攤派負擔的辦法加以改進，吸收大、中、小商人參加商會領導，結果方法雖然簡便，收益卻大增，糧食徵收的具體措施也日臻完善。
1941年，糧食問題的解決，使邊區渡過了難關。隨著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許多機關和部隊達到了糧食和副食品自給或部分自給，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負擔自然逐年減輕，很快達到了豐衣足食。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中充分肯定了陝甘寧邊區克服財政經濟困難所作的努力。
金融事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派南漢宸去張家口，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處長，領導晉察冀邊區的財政工作，迎接華北的解放。1947年，應董必武邀請，南漢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財委副主任，後又調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華北銀行總經理。期間，他為統一華北、西北、華東和東北等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和貨幣，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統一貨幣的過程中，工委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籌備人民幣發行事宜。南漢宸帶領這個小組，克服重重困難，勝利完成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光榮任務。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48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南漢宸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從這時起，直至建國初期，他以主要精力投身於建立新中國金融體系的偉大事業中，主要進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各根據地銀行都統一為人民銀行，六大區成立區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區設支行。另外還建立了各種專業銀行，如農民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加上農村信用合作社，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二是接收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金融事業。在軍管會領導下接收國民黨的各個省銀行，對民族資本家的銀行、錢莊則採用接管並加以改造的辦法。三是保持原中國銀行的編制和名稱，先行改造。
1950年8月1日，在南漢宸主持下，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中央調整工商業的方針，研究調整了金融業中的公私關係，金融業與工商業關係，以及金融業內部的勞資關係。經過這次調整，不僅幫助私營銀行克服了困難，而且引導其開始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在以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改造中，南漢宸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使全國金融系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2年12月提前完成，成為全國最先完成改造任務的行業。
我國第一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是董必武寫的，但至今仍在使用的人民幣上的這五個字是誰寫的卻很少有人知道。原來，南漢宸平素喜歡書法，在考慮第二套人民幣的字樣時，他獲悉銀行員工馬文蔚隸書寫得好，便以試筆為名，大膽啟用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書寫的“中國人民銀行”及圓、角、分等幾個字，這些字一直沿用至今。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經周恩來總理反覆提出修改意見，經中央批准後，於1955年正式兌換髮行。
關於人民幣還有一個故事。1947年12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主任的南漢宸到西柏坡請董必武書寫了“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及人民幣的票額數字。當時，華北財經辦事處按照國際慣例，擬在票面上印毛主席像，毛主席不同意，說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現在我是黨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將來再說吧。
1952年，南漢宸著手籌劃第二套人民幣的發行，當時還處於保密階段。一次，南漢宸在中南海開會時當面請示毛澤東：“您現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在第二版人民幣的票子上可以印上您的像了吧？”毛主席說：“政府主席嘛是當上了，但當上主席還是不能印。因為進城前，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的決議，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築物的名字，所以當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國際開拓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衝破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發展對外貿易，加強外事往來，中央決定建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
1952年春，周恩來特派南漢宸主持貿促會工作，擔任貿促會主席。
世界和平理事會醞釀舉行一次民間性的國際會議，並推舉蘇聯、中國、法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印度等21個國家的代表組成發起人委員會，宣布於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開國際經濟會議。這次會議既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封鎖的反擊，又是新中國開闢國際貿易的一個難得機遇。
1952年4月，南漢宸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身份，率領由25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此次會議共有49個國家和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471人出席。
在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他接觸了與會的日本參議員高良富（女）、眾議員帆足計、宮腰喜助等三位日本議員，向他們介紹了新中國的繁榮景象，熱情邀請他們來我國訪問。這三位日本議員欣然應允，衝破阻力，繞道歐洲來到中國。以後飛抵北京，南漢宸又受周恩來委託，同他們進行了友好會晤。當這三位日本友人言及舊日戰事而深感內疚時，南漢宸說：“那已是過去的事了，我們應該往前看，以後中日兩國還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議員為之涕淚縱橫。經過友好協商，於1952年6月1日雙方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南漢宸與三位議員分別代表中、日雙方簽字。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簽署的第一個中日貿易協定，這一行動實際打開了凍結良久的中日關係的冰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中日友好往來，都是由貿促會負責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漢宸率中國代表團多次出訪亞、非、拉各國。每次出訪，他都堅持黨和政府的外交原則，既增強了同亞、非、拉人民的友誼，又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1961年，南漢宸訪問拉美國家。在巴西，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邀請巴西副總統古拉特訪華。古拉特副總統於同年8月應邀來華訪問，南漢宸陪同毛澤東會見了巴西貴賓。中國和拉美國家的友好往來，有力地衝破了美國推行的新“門羅主義”。
人際交往
摯友楊虎城
上世紀20年代末，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東路軍政治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南漢宸結識了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楊虎城，雙方一見如故，並在以後幾十年的交往中，二人成為肝膽相照的兄弟和摯友。
“七七事變”爆發後，被迫留洋的楊虎城因抗日報國心切，於1937年10月輾轉歸國，不料遭到蔣介石的監禁。
1938年底，南漢宸隻身帶領楊虎城的長子楊拯民，秘密來到貴州的玄天洞看望楊虎城。楊虎城百感交集地說：“漢宸，我沒有按你的意見堅持繞道從蘇聯回來，落此下場，悔恨莫及啊！”他一邊撫摸著兒子，一邊對南漢宸說：“看來我肯定是出不去了，今後拯民就交給你了。”並囑咐楊拯民說：“今後一定要走你南叔指的路。”此次相見竟成兩人的訣別。
手足傅作義
南漢宸與國民黨著名將領傅作義原為太原陸軍國小同窗，長期保持著聯繫，堪稱“手足之交”。因此，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南漢宸便多次擔任我黨和傅作義的聯繫人。
1936年8月，南漢宸奉中共中央指示，攜毛澤東主席親筆信秘密到綏遠，積極動員與鼓勵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將軍抗戰。11月，傅作義率部迎擊日軍，取得百靈廟大捷。毛澤東再派南漢宸攜親筆信赴綏遠。
1948年11月，東北大軍進關後，中共中央在軍事上對北平形成“圍而不打”的態勢，爭取傅作義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傅作義曾發電報請中共中央派南漢宸作代表來進行和談。當時作為傅作義副手的國民黨將領鄧寶珊單獨約傅作義在“全聚德”吃飯。席間，鄧寶珊從懷中取出了南漢宸的信，傅作義閱後頻頻點頭。鄧寶珊作為傅作義的談判代表，最終與中共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協定。
古巴朋友
1961年3月，南漢宸率團訪問古巴，並主持在哈瓦那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成就展覽會開幕式。作為古巴革命成功後中國政府高級代表團訪問古巴，南漢宸一行受到古巴政府、社會各界以及華僑的熱烈歡迎。
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工業部長切·格瓦拉、武裝力量部長勞爾·卡斯楚等領導人分別與南漢宸進行會見和會談，並參觀了中國展覽會。
4月，當古巴總理卡斯楚正在與南漢宸會談時，突然接到美軍登入吉隆灘的報告，卡斯楚既要去指揮作戰，又擔心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因此心中有些不安。南漢宸平靜地對他說：“你去指揮戰鬥吧，大不了我們和你們一起再上山打游擊！”事後，卡斯楚感慨地說：“中國才是真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