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趙守鈺（1881年5月15日-1960年10月26日），字友琴，號式如，山西太穀人，國民黨陸軍中將。
性喜武術，與南漢宸、王嗣昌、賈蘊高拜宋氏形意拳宗師宋世榮為師，得宋氏形意拳真傳，曾任陝西國術館館長。
早年入山西武備學堂，1908年轉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三期，參加同盟會。
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征蒙軍左翼總指揮。
後返山西任山西陸軍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團長。
1913年參加征蒙作戰。
1915年任寧保（寧武、保德）衛戍司令官。
1920年任路工局局長，督修平遙經汾陽至離石、軍渡之晉西公路和由平定、陽泉經昔陽、和順之晉東公路，從1921年春開工，冬完竣。
1923年任綏遠都統署參謀長。
1924年依附馮玉祥，任旅長、師長。
1926年9月五原誓師時擔任騎兵第五師師長，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國民聯軍最高特別黨部十二名執行委員之一，併兼任軍事政治速成學校（原西北陸軍幹部學校）校長，後任西北聯軍騎兵第一集團軍總指揮兼騎兵第六旅。
1926年10月，任西安警備司令、第八軍軍長。
1928年後，歷任河南“剿匪”總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員兼鄭州市市長（1928年12月到1929年7月）、鄭州警備司令。
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聯合反蔣，任國民政府軍委委員、洛陽豫西警備總司令。1930年10月，蔣中正任趙守鈺為山西宣慰使。
反蔣失敗後到上海避難，後受楊虎城之邀，於1932年7月到1934年5月擔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1934年任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委員。
1936年任國民黨特派護送班禪回藏大員行署(簡稱專使行署)，護送班禪大師回藏，駐西寧，直到班禪大師於1937年12月1日在玉樹圓寂。在戴傳賢甘孜致祭完成後，趙守鈺於1938年8月29日率護送行署職員、官兵離開甘孜。
期間，1937年2月西安事變後受周恩來委託與西北二馬（馬步芳和馬步青）秘密談判營救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從青海回內地後任行政院非常時期戰地服務團主任兼總幹事。
1943年時任陝西省政府參議，赴重慶設法營救楊虎城未果。
1945年冬任國民黨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兼黃河堵口復壩工程局局長。1946年參加國共兩黨黃河歸故談判。
1946年任監察院監察委員。後去台灣。
1960年10月26日在台灣病逝，葬於陽明山。
人物事跡
征蒙作戰
1913年5月下旬，內蒙西部地區的形勢日益緊張。西路軍已退到鄂爾多斯旗（今內蒙包頭西南一帶地區），包頭等地相繼告危。張紹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軍與叛軍進行多次戰鬥，均獲勝利，遂採取分進合擊之策： 趙守鈺團從中路、 譚涌發團從北面、 寧雙安團從南面，向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6月9日，劉 廷森所率之 趙守鈺、寧雙安兩團，與叛軍千餘人於老爺廟遭遇，將該敵擊退。次晨，叛軍分三路來犯，劉廷森率部迎擊，再敗叛軍，收復台梁（大佘太東南二十三公里）。此時，譚涌發部由北路襲占了二分子（今內蒙固陽西北三十公里），威脅叛軍後路。6月13日，劉廷森令各團繼續發動猛攻。叛軍不支，紛紛逃竄。劉廷森率部乘勝收復大佘太和台梁南面的烏拉山。此時，寧夏鎮守使馬福祥率百人路過河套赴京，與王德呢嗎叛軍遭遇。馬福祥所帶兵力雖少，但能隨機應變，以接洽“助戰”為名，於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嗎及其參謀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統領韓福海等十人。該股叛軍因無人統率，遂全部潰散。
營救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
1937 年2 月, 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 同國民黨方面多次談判停止進攻紅軍西路軍問題, 並派人前往馬步芳、馬步青部, 協商釋放西路軍官兵的有關事宜。在營救西路軍的整個過程中, 周恩來與國民黨愛國將領 趙守鈺(山西省太谷縣楊家莊人), 曾進行過多次秘密聯繫,並與之建立了誠摯的友誼。
1936 年10 月, 奉中共中央指示, 紅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開始執行寧夏戰役計畫。但西路軍出師不利,一進入甘肅、青海等地, 即遭到馬步芳、馬步青部優勢兵力的圍攻。在冰天雪地中, 西路軍浴血奮戰, 但終因寡不敵眾,招致嚴重失敗。西路軍的許多指戰員壯烈犧牲, 還有大批人員被俘, 有些高級領導人也下落不明。
毛澤東、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得悉西路軍失敗的訊息後, 不勝焦急。他們一面同國民黨當局交涉, 要求其嚴格履行“ 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達成的協定, 停止一切敵對行動;另一方面又派人與青海、甘肅方面的馬步芳、馬步青部斡鏇, 敦促其釋放我被俘的西路軍官兵。可是, 由於馬步芳、馬步青在河西走廊與我軍交戰損失慘重, 對西路軍恨之入骨, 所以, 對中共中央的聯繫根本不予理睬。當時,在楊虎城部從事地下工作的南漢宸向 周恩來建議, 請 趙守鈺將軍前往馬步芳、馬步青部斡鏇。南漢宸認為, 趙守鈺原是馮玉祥部一位威望很高的愛國將領, 在出任西北聯軍騎兵第一集團軍總指揮期間, 曾指揮過二馬的部隊。他為人正直、坦誠, 不僅與中共方面的某些要人關係密切, 且頗受馬步芳、馬步青的敬重。如由趙將軍與馬部疏通關係,可以說是最合適的人選。趙專使的秘書吳波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任財政部長），專使行署的辦事員張文彬（紅三軍團保衛局長，44年犧牲）、劉秉琳（後任山東省副省長）也是共產黨的幹部。 趙守鈺把他們留在西寧，利用行署的名義開展活動，並最終促成了張琴秋、王定國、徐立清（開國中將）、黃鵠顯（開國少將）等紅軍幹部的獲釋。
當時, 趙守鈺將軍正出任國民黨政府專使, 負責護送九世班禪進藏,居住在西寧。中共方面欲與之取得聯繫, 必須經過馬步芳、馬步青控制的防區。 周恩來考慮再三, 連夜給 趙守鈺寫了封信, 懇請趙以自己的影響疏通二馬。如對方態度有所鬆動,中共方面願進一步與之協商談判條件。信件發出後不久, 周恩來把南漢宸找來, 要他利用與 趙守鈺的密切關係, 再給趙發一份電報, 邀其來西安與他面商解決西路軍的事宜。 趙守鈺接到南漢宸的電報後,躊躇再三。他覺得,“ 西安事變”後, 社會各界都把西安看成反蔣的中心, 他本人雖然同情共產黨, 而且暗中掩護過在西北方面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些共產黨人, 但他的公開身份, 畢竟是國民黨的高級軍政要員, 如果貿然前往西安拜會 周恩來, 必然會引起國民黨方面的無端猜測, 非但於解決西路軍問題無補,反而會造成不良後果。
經過反覆考慮, 趙守鈺決定暫留西寧, 相機與二馬接觸, 同時修書一封, 著他的秘書長吳波前往西安, 親手面交 周恩來, 並一再叮嚀吳波, 務必要設法見到 周恩來, 徵求他對解決西路軍問題的具體意見。吳波接受任務後, 次日便趕往西安, 在南漢宸的安排下,秘密會見了 周恩來。
周恩來對 趙守鈺未能親來西安表示理解, 並對他的熱情相助深表欽佩。 周恩來表示,解決西路軍問題的關鍵, 是要做好馬步芳、馬步青的工作, 讓他們全部釋放我西路軍被俘人員。紅軍方面可以贈送一批可觀的武器彈藥, 作為雙方交換的條件。這樣, 對彼此都有利。吳波在返回青海時, 周恩來派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的張文彬、劉林一同前往, 順便調查在西寧和蘭州方面的我西路軍被俘人員情況。
吳波回到西寧, 將 周恩來對解決西路軍被俘人員的具體意見向 趙守鈺將軍作了轉達。不久,趙將軍來到馬步芳的府邸, 就西路軍被俘人員的處置問題與對方進行了深入的磋商, 並分析利害得失, 認為還是把西路軍被俘人員釋放了為上策, 只要他們能夠釋放西路軍的全體人員, 即可得到中共方面贈送的一大批武器彈藥。馬步芳未置可否。之後, 趙守鈺又兩次通過馬步芳的親信魏敷滋的關係, 對馬步芳進行疏通。此時, 隨吳波進入青海、甘肅的張文彬、劉林,通過多種渠道, 也大體掌握了我西路軍被俘人員當時的狀況, 這為西路軍被俘人員獲釋, 無疑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護送九世班禪大師返藏
早在1925年5月，派羅桑楚臣在北京組成班禪駐京辦事處。1926年派卻本堪布旺堆諾布、朱福安抵西寧，組成班禪駐西寧辦事處；派大堪布阿旺金巴赴成都組成駐川辦事處。1928年，又成立班禪駐瀋陽辦事處。1929年2月，在南京組成班禪駐京辦事處。1930年，在西康組成班禪駐康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的先後成立，促進了西藏與內地的進一步聯繫。1933年12月17日，達賴第十三世在拉薩逝世，西藏政局起了重大變化。前後藏的僧侶民眾以群龍無首，請求班禪回藏主持政務。蔣介石乘機為利用班禪在西藏的政教地位，於1934年2月，任班禪為國府委員，即於同月20日在南京就職。並確定了班禪的回藏問題，組成護送班禪第九世回藏專使行署。派誠允為專使，馬鶴天為參贊，高長柱為參軍，繼又改任趙守鈺為專使，率領儀仗隊200餘人，積極準備護送班禪返藏。1934年7月，班禪由南京回抵北京，1934年8月至1935年3月，班禪又到內蒙古一帶進行宗教活動。不久，經寧夏飛抵蘭州。1935年5月12日飛抵西寧，15日到達了塔爾寺。這時前藏政府已派出僧俗官員及三大寺堪布和後藏代表等300餘人，都先後到達塔爾寺歡迎班禪回藏。
1936年5月18日，班禪離塔爾寺啟程返藏。經貴德、同仁等縣，於6月14日到甘南拉卜楞寺，再經過河南蒙旗、果洛及西康的石渠等地，於12月18日到達玉樹。班禪到達玉樹後，派大堪布旺堆諾布為代表，與西藏駐康總司令索康，在鄧柯青科寺舉行會議，具體商議班禪回藏問題。但是英帝國主義公然干涉我國內政和西藏的宗教事務，英駐華大使許閣森提出：“奉到本國命令，英方對班禪入藏帶儀仗隊不能同意。”即由蒙藏委員會轉令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趙守鈺，於1937年8月17日，通知班禪暫停入藏。但班禪及班禪堪布會議廳仍按照預定的計畫，於18日離開玉樹入藏。當班禪行至西海龍喜寺，接到昌都方面的訊息：“烏拉（烏拉是無償勞役的運解隊）均已籌備就緒，近奉藏政府通知：在交涉未完成前，不許供應。請暫勿西上。”趙守鈺也力請班禪暫緩入藏。蔣政府又電令：“抗戰期間，班禪應緩西行。”班禪本擬繼續前進，力求達到早日入藏的目的，可是終於在南京的壓力下，不得不停止入藏。鏇於10月19日，由龍喜寺回到玉樹。自是班禪在久經風霜，心力交瘁之中，情緒更加憂鬱。11月4日班禪左臂痛疼，病狀一天天加劇。18日西藏三大寺及前藏迎班禪代表多壬台吉，轉達前藏政府的回電：“漢官兵及儀仗隊由北路逕赴札什倫布，住憩兩三個月，即由海道或北路撤回，務懇佛駕早日回藏，以慰眾望。”看來歡迎班禪入藏，但從實質上給予了許多限制和掣肘，使班禪困難重重，在政府和宗教間陷入難於自拔的地步。由於班禪憂憤成疾，病體日重，醫治無效，於1937年12月1日晨2時，圓寂於青海玉樹，終年54歲。
班禪圓寂後，蔣政局改派趙守鈺為“護送班禪靈柩回藏專使”。趙與班禪堪布會議廳幾經籌備，即於1938年1月18日，移靈於甘孜香根拉丈。1月20日接蒙藏委員會電：轉達追贈班禪大師為“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
1938年8月5日，戴傳賢代表中央到達甘孜致祭。1939年冬，班禪堪布會議廳與當地駐軍發生衝突，堪布廳人員惟恐班禪遺體不保，立即退出甘孜縣境。1940年3月14日，班禪靈櫬運抵玉樹然仰寺。4月18日前藏派代表嘉色巴等來玉樹迎接班禪靈櫬回藏。8月27日後藏全體僧俗官民及前藏扎薩推出的大堪布王羅皆、卓尼絳巴朗達等為代表，也由藏來玉樹迎靈。11月4日起靈。1941年2月4日，班禪第九世的靈柩運抵後藏扎什倫布寺。
送子抗日
抗日戰爭開始後, 趙守鈺將軍仍與 周恩來保持著密切聯繫。當他得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山西奏凱報捷的訊息後,心情格外振奮。於是給 周恩來和南漢宸發去一封電報, 要求將自己的兒子趙祥德和趙祥禮送往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為抗日救亡竭誠盡力, 務請他們滿足自己的這一願望, 妥為安排解決。 周恩來很欽佩 趙守鈺的愛國熱情,當即復電錶示同意。1938 年8 月1 日, 周恩來派人將趙氏兄弟接到延安, 安排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抗大畢業後, 趙祥德、趙祥禮兄弟雙雙奔赴抗日前線。趙祥禮被分配到晉察冀政治部抗敵劇社工作。1940 年, 在一次反“ 掃蕩”戰鬥中,趙祥禮不幸犧牲。得悉這一訊息, 周恩來和 趙守鈺一樣,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治理黃河
1945年8 月抗戰勝利。是年冬, 趙守鈺被調往南京, 出任國民黨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兼黃河堵口復壩工程局局長, 全面負責黃河工程的管理改造事宜。此刻, 抗戰剛剛結束, 國民黨政府又指示新上任的 趙守鈺, 用兩個月的時間, 根據“ 先引黃入故道,後復堤”的計畫,實施治黃工程。其目的是妄圖利用黃河天險, 切斷晉冀魯豫解放區和蘇北解放區的聯繫, 以便集中兵力, 各個擊破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國民黨政府的這一如意打算, 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我黨的拒絕。於是, 圍繞這一問題, 國共雙方又展開了一場複雜而緊張的談判。代表國共雙方談判的代表就是 周恩來和 趙守鈺。 1946 年3 月3 日,剛剛抵達河南新鄉視察治黃工程的 趙守鈺, 與正在新鄉視察工作的國共三人軍調小組舉行了首次會談。會談結束後, 趙守鈺又來到 周恩來的下榻處進行私人拜訪, 誠懇徵求 周恩來對治黃工程的具體意見。 周恩來認為, 黃河回歸故道事關重大, 宜由各方派出代表深入談判, 慎重解決。雙方還初步商定了堵口、復堤、勘測、移民等有關事宜。擬由 趙守鈺出面,直接與晉冀魯豫解放區政府代表商討具體解決辦法。
不久, 根據 周恩來指示, 晉冀魯豫解放區成立了“ 黃河水利委員會”, 負責與國民黨方面商討解決黃河歸故道的有關事宜。1946 年初,國民黨政府迫於各方壓力, 開始同我黨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代表在開封正式舉行會談, 並於1 月7日達成《開封協定》, 決定對黃河故道作進一步考察。8 日, 趙守鈺不顧年邁體衰, 協同我晉冀魯豫行署代表和美國顧問, 以及黃河水利委員會總工程師等人, 沿黃河下游作實地考察。之後, 趙守鈺鄭重其事地向國民黨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 因黃河下游堤防未予修復, 短期內不宜引黃回歸故道。4 月15日,國共雙方又在山東菏澤達成《菏澤協定》:在黃河下游先行復堤, 然後堵口;給黃河故道兩岸居民發放遷移費;遷民救濟問題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國民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負責擬訂方案; 施工機構由國共雙方派人聯合組成, 負責修復交通, 並保證經費不挪作軍用。 周恩來對 趙守鈺先生在談判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坦誠態度, 及其在兩個協定的簽訂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蔣介石對談判結果深表不滿, 趙守鈺回到南京後, 即遭到蔣介石的斥責。7 月, 國民黨軍隊發動全面內戰，《開封協定》和《菏澤協定》成為一紙空文。 趙守鈺一怒之下， 稱病辭去了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全國解放前夕， 趙守鈺先生被脅迫到台灣。
對這位老朋友的真摯友情, 周恩來一直十分懷念。建國初期,中共中央還計畫請 趙守鈺先生出任新中國水利部長, 周恩來滿腔熱忱地期盼他能夠從台灣返回大陸, 再次與我黨攜手共建新中國。遺憾的是, 周恩來的願望未能實現。1960 年10 月, 趙守鈺先生離台赴港, 在即將返回大陸的前夕, 不幸因病去世。彌留之際, 趙守鈺先生仍深深地懷念著他與 周恩來之間所建立的真摯友情, 懷念著他魂牽夢縈的治黃工程,嚮往著他無比熱愛的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