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0年出生於奉天（今瀋陽市）。
1931年赴英國倫敦留學。
1932年在倫敦加入英國共產黨。
1932年——1934年4月和“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其他成員一起建立外圍組織“旅英華僑反帝大同盟”。
1934年4月——當年底，在莫斯科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在蘇聯各地參觀學習。
1934年底——1935年初，被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派回中國東北開展工作。由於東北我黨地下組織被敵人全部破壞，因而張為先沒有和組織聯繫上。
1935年初，張為先以官費留學的身份東渡日本。在東京，聯繫丁宜、陳卓毅等人，成立“旅日華僑反帝大同盟”。
1936年，張為先隻身回國，尋找黨組織。
1937年春，與組織接上關係，轉入中國共產黨。受中共中央北方局華北聯絡局局長南漢宸指派，回東北建立和領導東北情報網。
1937年春——1938年，張為先以“志城銀行”股東代表兼監事的身份作掩護，領導“志城銀行”董事兼總經理鞏天民和先期招回的“東京反帝大同盟”成員丁宜、陳卓毅等人，開展地下情報工作。
1338年——1939年，張為先和丁宜在志城銀行內部組織成立讀書會——覺社。為情報工作積蓄力量。
1940年，張為先派丁宜到長春，聯繫已經陸續回國的“東京反帝大同盟”成員60多人，一起參加抗日的地下情報工作。“東京反帝大同盟”改為“東北救亡總會”。
1940年——1942年，張為先將“東北救亡總會”總部遷至瀋陽。
1942年，志城、實業、世合公等銀行被日寇強令合併，“覺社”併入“東北救亡總會”。
1943年，瀋陽成立黨支部，李振遠任書記，張為先任副書記兼組織委員。
1943年——1947年底，領導東北情報網蒐集了大量日偽和國民黨的情報，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1947年底——1948年10月底，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在獄中堅持鬥爭。
1950年——1956年，分別擔任東北煤炭管理局行政處長和國家煤炭總局行政處長。
1956年——1961年4月，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科學記錄》編輯室副主任。
1961年5月——1963年4月任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編輯室主任。
1963年5月——1970年，任《中國建設》雜誌社英文編審。
1970年，光榮退休。
1977年，因病逝世。
革命經歷
英國留學時加入共產黨
上世紀30年代初，張為先到英國留學。這時赴英國勤工儉學的中共黨員蒲子政、何松亭、原政亭三人在倫敦組成“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直接受英共總書記波立特領導，並建立起外圍組織“旅英華僑反帝大同盟”。1932年5月，來自黑龍江的留學生於炳然經蒲子政介紹加入英國共產黨，後當選為中語組書記。同年，張為先經於炳然介紹在倫敦加入英國共產黨，成為“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核心成員。“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成員後來又有擴大。後續加入的有王北辰、陳玉麟、陳洪海、侯雨民、涂長望、喬辛煐、楊亦周、老潘，和從莫斯科轉來的楊秀峰、由柏林轉來的老郭。隨著黨員力量的壯大，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更加活躍，領導有“留英學會”、“留英東北學生抗日救國會”、“旅英華僑工商學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等組織。
赴俄學習
受派遣赴俄觀禮和學習
1934年4月，英共中語組書記於炳然接到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廖煥星來信，要他從“旅英華僑反帝大同盟”中選派六、七人，赴莫斯科參加“五一”節觀禮。張為先、涂長望、楊亦周、喬辛瑛、鍾殊漪隨同於炳然前往。他們在莫斯科還聆聽了季米特洛夫和加里寧的報告，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各種文化組織和一些大工廠。還去了基輔、哈爾可夫、史達林格勒、列寧格勒等地。
同年，張為先與何松亭（1925年在國內入黨）經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分派回到被日寇占領的東北。此時的東北黨組織已經遭到破壞，他們一時無法接上關係。
東渡扶桑
東渡扶桑創立抗日組織
由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準許一些富豪子弟到日本留學深造，妄想把這些豪門或漢奸子弟培養成一批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勞的高級奴僕和統治工具。這恰恰給張為先提供了公開赴日留學的藉口和開展抗日愛國統一戰線的工作契機。於是，張為先於1935年初東渡日本，本意是利用豪門富家子弟的身份去披染一層東洋留學生的保護色再返回東北。何松亭則隻身入關到華北找黨。
1935年秋，在東京，張為先聯繫丁宜，後來又有陳卓毅、趙家賓、於靜純等，秘密發起成立了“旅日華僑反帝大同盟”。他們利用同鄉同學關係，與進步留學生發生接觸，經過謹慎地考察了解，逐批吸收他們參加到大同盟中來。盟中的這些赴日留學的學生和偽滿軍隊派去進修的軍官，後來不少人積極投身抗日反滿鬥爭，成了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掘墓人。1937年，侯洛、田琛、丁非、高亮、馬崑山等人，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會”。1938年，“旅日華僑反帝大同盟“成員趙家賓和“社會科學研究會”成員侯洛、田琛結識，經共同商議，於1938年8月將“旅日華僑反帝大同盟”和東京留學生 “社會科學研究會”、“東北留學生讀書會”合併，改稱“東京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還成立了一個外圍組織“新知識研究會”。
回鄉找黨
回鄉找黨接上組織關係
在東京幾個月，張為先等幾個組織者越來越感到沒有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不行，必須派人回國找黨。張為先是英共黨員，找黨方便些。於是，在1936年張為先隻身回國。
再說何松亭。此時的何松亭已經在天津找到了黨組織，開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華北聯絡局負責人南漢宸的領導下做地下情報工作。
1937年春，何松亭派妻子佟挽新回奉天了解東北的情況，偶遇從日本歸來在奉天尋找黨的張為先。在何松亭的介紹下，張為先前往北平，會見中央北方局華北聯絡局局長南漢宸，詳細匯報了他在英國入黨和後來到日本的情況以及回國找黨的經過，還交給南漢宸一份《東北現狀》的報告。經過審查，組織同意給他辦理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手續。南漢宸指示張為先：繼續回東北建立地下組織開展情報工作，由何松亭單線領導，還規定了張、何二人的接頭方法：一種是張為先到北平的某報紙上登尋人啟事，何見報後來找張為先，南漢宸還親自為之擬定了尋人啟事的條文；第二種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員，往返於北平與奉天之間。
情報生涯
建立和領導東北情報網
張為先，奉命回到老家奉天（瀋陽），並從東京招回丁宜、陳卓毅等人，他們很快將秘密情報系統建立起來，成為我黨在東北地區重建最早的秘密情報組織之一。
當時在奉天，有一個志城銀行。這個銀行是1932年11月成立的，是晉商曹家經營的五家錢莊在奉天市商會會董、信貸業同業公會主席鞏天民的主持下，共同組成”志城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取“眾志成城”之意。後與張學良將軍的東北銀行合併統稱“志城銀行”。志城銀行舊址位於瀋河區朝陽街25號（已損毀）。
鞏天民是1925年入黨的中共早期黨員。但是，組織上認為他不公開黨員身份對黨的工作更為有利。時間長了，鞏天民和黨的組織中斷了聯繫。
張為先的二哥張其先是1926年成立的奉天匯華銀行的董事長，是奉天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和志城銀行董事兼總經理鞏天民是經常往來的老朋友。張為先通過這層關係認識了鞏天民，並且，張為先的父親張惠霖在志城銀行擁有股份，所以張為先就以股東代表的身份，並任監察，在志城銀行開展地下工作。
1938年，張為先又把地下黨員、公開身份為實業銀行總務科長的丁宜介紹給鞏天民認識。在張為先、丁宜的領導下，在志城銀行內部，組織了一個名叫“覺社”的讀書會，參加的有鞏天民、燕又新（余謂）、郭尊三、齊貫一、范萍、闞奉箴、馮土傑等人，主要學習馬列主義、國內外形勢和中共刊物。
為了不被敵人懷疑，經組織同意，覺社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和條件打入日偽內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張為先、丁宜、鞏天民等參加了“協和會”（這是日偽打著日滿親善的幌子奴役中國人民的團體）。鞏天民是金融界知名人士，利用這種身份，鞏天民等人將蒐集到的情報匯報給張為先，張為先再報告上級，他們單線聯繫，配合默契。張為先和組織接上關係後由南漢宸領導（與何松亭單線聯繫），1937年下半年，南漢宸調回延安，南漢宸的工作由謝甫生接替（張為先仍與何松亭單線聯繫），1939年春，東北情報網由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0年後稱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領導（1939年春——1941年底，張為先仍與何松亭單線聯繫）。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對東北地區採取“各線派遣，單線領導”的方針，幾年間，先後有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中共冀東區委、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東北工作委員會、中共膠東區委、晉察冀豫八路軍前方總部等，分別派幹部潛入東北，遵照“隱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白區工作方針，建立情報組織，或做民眾工作，開展地下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許建國指示張為先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絕對不允許和地方黨的任何組織發生橫向聯繫。在上級黨的正確領導下，情報工作開展得越來越好。
1939年時，張為先在日本建立的“東京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會員已經發展到60多人。這些會員陸續畢業分兩批回到東北。回國的會員先期雲集長春，東京的總部機構也隨之移至長春，由侯洛、田琛、夏航主持。統一領導瀋陽、哈爾濱、長春及東京等地分支機構。
1940年春，張為先和丁宜商議，由丁宜北上長春，同骨幹會員見了面，告訴他們已與黨接上了關係，接受了黨交給的情報工作任務。問大家願意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為黨做情報工作，大家一致同意。鑒於大部分會員從東京回到東北，故將“東京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更名為“東北青年救亡會”，後來又改為“東北救亡總會”。接受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的領導，並將總部遷至瀋陽。從此，以瀋陽、哈爾濱、長春三大城市為中心，將分支機構和成員輻射到牡丹江、吉林、四平街、扶餘、郭爾羅斯前旗、圖們、密叮、錦州以及山海關等地。
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進一步壟斷東北經濟，實行“強化整備”措施，對我東北地區的各行業民族資本進行強制組合。志城、實業、世合公等銀行被強令合併，統稱志誠銀行(大志誠)，鞏天民為專務董事兼總經理，張為先為副總經理。志誠銀行就成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在東北的地下堡壘和情報機關。甚至銀行的由武裝押運的運鈔車，有時也被他們用來轉送黨的機密材料。志誠銀行位於瀋陽和平區中華路118號，現為工商銀行瀋陽市分行舊址。
1942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許建國派情報科李振遠、周梅影夫婦到東北指導工作，又將瀋陽的“覺社”與“東北救亡總會”合併，改稱“晉察冀東北救亡總會”，簡稱“東北救亡總會”，以後又改名為“東北人民解放同盟”。領導機關設在瀋陽志城銀行。長春設分會，由田琛、高亮、關克、夏航負責。1943年，又派張有恆代表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到東北檢查工作，並開始建立黨的組織，於是在瀋陽成立了黨支部，書記李振遠，副書記兼組織委員張為先，宣傳委員丁宜、周梅影，在長春、哈爾濱建立黨小組，發展了夏航、高亮、石迪、張晉、田琛等人為中共黨員。在”東北救亡總會”70多名正式成員中共產黨員占四分之一。張為先等在東北開闢的這條隱蔽情報渠道，不但保存最好、損失最小，而且工作業績受到過毛澤東主席的稱讚。
主要功績
虎穴戰猶酣業績更昭彰
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東北救亡總會“成員做了很多工作，獲取到不少重要情報，造就許多優秀的情報工作者。例如偽滿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的小兒子張夢實（原名張紹紀）和侄子丁非（原名張紹維）；偽滿地方自治指導部（直屬日寇關東軍）部長於沖漢的兒子於靜純（他是偽滿軍校中校教官，其兄於靜遠是偽滿經濟部大臣）；偽滿皇帝溥儀的侍衛少將處長佟濟熙的兒子佟志彬（亦寫為佟志杉，本人是偽滿軍校中校教官，前江上軍艦長）；溥儀的本家侄子偽高射炮兵中校團長憲東；偽滿軍法處少將處長的兒子王誠（原名王恆烈）和侄子王謙（原名王恆緒）；偽哈爾濱軍管區上校旅長的兒子孫為（原名孫仲元）等。這個情報組織的成員中，潛伏在海軍的有金有聲（偽海軍上尉、江上軍司令官憲原的秘書）；陸軍方面有石迪（偽陸軍中校，曾任軍事部參謀，後調任黑龍江省密山軍管區參謀）；張進（偽軍官學校少校教官）；於清淮（偽軍少校教官）；馬凡（偽哈爾濱軍區學校教官）；空軍方面有關明修（偽空軍上尉、瀋陽航空部隊飛行官）；警察方面有張克誠（任過黑龍江省黑河討伐隊隊長，後調任偽吉林省扶餘縣警察署長）；還有關克（偽軍事部次長秘書官室文官秘書）。
還有些情報人員任偽滿各機構的中層職員，能接觸機要，如有的任偽國務院總理秘書室及八大部和弘報處的專職採訪記者，有的在偽官需局、協和會、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總局，圖們海關、偽滿圖書公司、中央鰍禮興農金庫、工商銀行、志誠銀行、商公工會，奉天省廣播電台等機構內任職。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偽滿國務院總理張景惠的小兒子張紹紀。張紹紀，又名張夢實，受其堂兄張紹維的影響，增強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193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並參加了“東京留日青年救亡會”。隨著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感情的加深。回國後積極為我党進行情報工作。他多次打著父親的幌子和利用熟悉偽滿高級官員的條件，把不少救亡會會員安插到有利於做情報工作的重要部門。特別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條件，曾幾次搞到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和機密。偽滿總理大臣張景惠的公館，雖然戒備森嚴，但張紹紀在張公館內有一處獨立的小院，一套寬敞的房子。長春情報工作者，經常來這裡開密會、抄寫情報、匯集資料等。偽滿總理大臣的府邸竟然成為我黨長春情報站的據點。日本投降，蘇軍進駐長春，張紹紀大義滅親，帶領蘇軍把包括他父親在內的13名漢奸大臣一一抓捕，後被送往蘇聯戰犯營。幾年後，偽滿總理張景惠、偽滿皇帝溥儀和眾大漢奸及關東軍的將領、特務機關頭目，聽說張紹紀是中共的情報工作者，無不目瞪口呆。他們作夢也沒想到共產黨竟然在總理張景惠公館裡也埋藏了一顆定時炸彈。
東北情報組織在抗日戰爭中，恪盡職守，積極工作，向抗日根據地送回一系列的重要情報：一、關於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和戰略思想；二、關於住在偽滿日本人民的反戰思想；三、關乾偽滿陸海空軍的編制、兵力、武器裝備、軍事部署，軍隊訓練情況、作戰能力，軍官、士兵的思想動態；四、關於海軍艦種、數量、性能、航線、港口要塞設施；五、關於空軍的機種、性能、機場、基地；六、關於港口要塞設施和機場基地詳細地圖；七、關於遼寧地區、長春（新京）、瀋陽、鞍山等地的重要設施，武器生產工廠、交通要道等都畫有詳細目標地圖，以備供空中轟炸時使用；八、關於偽滿陸軍、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偽軍對我東北抗日游擊隊襲擊的情報；九、關於軍、警、特聯防鎮壓、防諜等措施；十、偽滿財政、金融、預決算，重要經濟和文教政策等。
我黨給蘇聯送重要情報
1941年秋，一份特殊的電報放到了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手裡，這是一份來自晉察冀社會部（諜報組織）的轉發電報：要求在一周內摸清日軍中將山下奉文是否秘密到了東北——蘇聯急需了解日本下一步進攻方向是南進還是北進。
這個任務很快交到了奉天志城銀行內，經過張為先和鞏天民研究後，這個關係著反法西斯戰爭進程的重要任務很快被交給當時身處“新京”（今長春）偽滿洲國總理府的張紹紀手中。
1941年秋季，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納粹德國不宣而戰入侵蘇聯，蘇聯遭受重大損失，美國尚未參戰，英國處於挨炸階段，我黨處在反日軍圍剿的根據地建設中。
當時的蘇聯處於莫斯科保衛戰的關鍵階段，德軍包圍了莫斯科，但是久攻不下。而蘇聯也沒有充足的軍力打破德軍的包圍。交戰雙方處於膠著狀態。哪一方如果增加一支生力軍，將決定此戰役的勝負。當時蘇聯只剩下一支唯一的機動兵力，駐紮在與中國東北交界的遠東地區。史達林欲調這支部隊反擊德寇，又怕日本關東軍從中國東北向北進犯蘇聯，以配合希特勒德國。史達林反覆思量，難以下定決心。
山下奉文作為日軍重要的將領，即將接受新的任務，他是南下入侵，還是北上與德國共同夾擊蘇聯？這是當時蘇方最為關注的情報。要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務，非我黨地下黨員張紹紀莫屬。
張紹紀接到任務後，立刻開展了行動。張紹紀每天以學習為名，到父親的辦公地點看有關機要檔案，很快他留意到一份機要檔案：山下奉文辭去“滿洲”防衛軍司令職務。
然而，這份檔案並沒有對山下奉文的實際去向給予回答。此後，張紹紀多方打探關東軍、華北方面軍等戰場的高層動態，均未獲得有關訊息。
最後，他從機要檔案內找到了答案：關東軍的精銳部隊開始南下集結，駐防在東北的日軍高層沒有變化。鑒於此，張紹紀判斷，山下奉文極有可能到了南方。果然，在隨後的偽滿洲國機要檔案內顯示，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從東京出發後，已秘密抵達三亞。
張紹紀馬上把這個情報送往長春地下黨聯絡站，隨後情報就送達志城銀行。由張為先將情報轉交給單線聯繫的上線何松亭，何松亭再將情報送到晉察冀社會部。
一個星期以後，史達林果斷將遠東地區的蘇軍調往前線保衛莫斯科，這些重要的預備隊對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起到關鍵的作用。
毛主席盛讚東北情報網
1943年末，許建國同志派特派員張有恆潛入瀋陽，對張為先領導的東北情報組織進行了充分的考查與了解，並與這個組織仍在東北的領導人進行了反覆討論研究。特派員回到社會部後寫了較為詳細的《滿洲工作報告》，此報告於1944年初送給正在延安開會的許建國，許建國看後轉呈毛主席審閱。原先我黨中央對東北情況難以得知，了解到東北情報工作的局面已經打開後，毛主席高興地說：“東北並非鐵板一塊，國防線（指偽滿洲國界）是可以突破的，滿洲工作大有可為”。
在漫長的抗日戰爭期間，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領導的這個組織在長期隱蔽過程中，除兩個同志因打人國民黨內部而在國民黨組織被日偽大破壞時被當作嫌疑犯逮捕外，再沒有遭到其他損失。據曾經代理過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部長的鐘子云回憶：“我黨多年在東北，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所建立的秘密革命組織被破壞殆盡的情況下，惟有由晉察冀社會部領導的這一情報聯絡組織一直保存下來。”
解放戰爭中再次立殊勛
抗日戰爭勝利後，這支隊伍又乘有利時機有了新的發展。如隱蔽在中長鐵路瀋陽站任站長的姚艮，打入蔣空軍司令部任工程師的白浩，埋伏在綏靖第二大隊任作戰室主任的白山，以及打入蔣軍要害部位的馬范、呂天、蘭中玉等，都是這時參加到情報戰線上來的。他們或獵取軍事情報；或者動搖瓦解以至策反蔣軍起義，或協助公安機關破獲潛伏特務組織，在隱蔽鬥爭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5年“8.15”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這個情報組織的大部分同志未有公開自己的身分，有的在敵人內部繼續秘密的做情報工作．他們在搜捕日寇、偽滿要犯，偵破國民黨特務組織，以及為東北解放戰爭服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張夢實同志向蘇聯紅軍提供情報，將以張景惠為首的偽滿大臣級漢奸一網擒獲。之後，他又隨末代皇帝溥儀等要犯一起在蘇軍押解下去了蘇聯，在那裡擔任翻譯6年之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回來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又如逮捕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直接派到北滿和哈爾濱等地開展特務活動的軍統濱江組少將組長張勃生，也是靠他們提供的準確情報抓獲的。還有，在解放戰爭中，東北黨的情報組織策劃駐防在南滿的國民黨部隊的師長王家善起義。以及在遼瀋戰役消滅廖耀湘部隊的作戰中，他們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寇投降後，先是八路軍接收瀋陽，中共東北局領導機關進入東北。1945年10月，張為先、丁宜介紹，經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負責人孔原、鄒大鵬批准，重新吸收鞏天民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不公開黨員身份。
1945年11月八路軍撤離瀋陽時，黨組織指示張為先、鞏天民作為工商界的代表繼續留在瀋陽，從事銀行工作，了解瀋陽一帶的敵情、社會情況。12月，國民黨軍占領瀋陽後，張為先、鞏天民等留在瀋陽同國民黨開展鬥爭，工作十分艱難。
1946年，中共中央社會部的潘漢年到達東北來負責情報工作。這時，內戰的火藥味已經相當濃烈，立足未穩的東北局機關正準備離開瀋陽向撫順轉移。潘漢年即與時任東北局社會部部長的鄒大鵬商量決定：鄒隨局領導機關撤離瀋陽，而潘漢年初來乍到，瀋陽還沒有人熟悉他，則由他留下指導此地的情報工作。為此，鄒大鵬將當時瀋陽情報工作的負責人張為先介紹給潘漢年，張安排化名為陳百學的肖向前，掩護潘的活動，讓潘住在肖的家裡。（1972年再恢復日中邦交談判中，我國政府決定派肖向前出任常駐東京的中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首席代表，負責中日建交談判的聯絡工作，協調田中首相訪華日程。周總理曾口頭上傳話給日方，指明肖向前是中方聯絡人。）
正當潘漢年在瀋陽的情報工作初步展開之際，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天，張為先跑來向潘漢年報告，說他以前的一個關係被捕叛變了，張本人必須暫時離開瀋陽。這樣，潘漢年在此地的工作就失去了依託。恰巧這時參加軍調部的饒漱石正在瀋陽活動，饒與助手住在市內一家大旅館裡，潘漢年設法送信給饒，饒見信後，遂派地下黨員《上海時事新報》駐東北特派員葉文津掩護潘漢年、張為先撤出瀋陽。
人物評價
張為先領導的東北情報組織中，大部分同志都是黨內的無名英雄。他們配合公開戰線上的軍事鬥爭，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他們的事業是可歌可泣的，值得永遠懷念的。他們在長期的秘密革命活動中，曾經發揮積極主動精神，組織過各式各樣的民眾性組織，如上面提到的“東京反帝大同盟”、“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以及各種讀書會等組織，對於宣傳抗日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精神，培養革命骨幹，團結愛國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組織初期雖然未經過上級黨的領導機關批准，但他們實際上是為我們黨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應當在我們的革命鬥爭史冊上記有他們光榮的一頁。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哈爾濱建立的“北滿臨時省委”，也類似這樣的組織，雖然它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同樣為黨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他們的歷史功績同樣在革命鬥爭史冊上記有光榮的一頁。
獄中鬥爭
遭叛徒出賣被捕入監獄
1947年冬，共產黨員王既白(王辰、王同安)，從解放區運送電台回開原，由於王既白違犯黨的地下工作規定，在遼寧開原國民黨軍封鎖線被國民黨軍53師逮捕。當時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位老資格的黨的領導人會叛變。
但是，王既白向敵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將自已的妻子都交待出來。1947年12月13日上午，兩個不速之客來到志城銀行，說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司令楚溪春找鞏天民談話，騙捕了鞏天民。以同樣方式騙捕了張為先、陳卓毅、郭尊三、賈玉崗等人。另外一支由王既白，陳雪松領導的地工隊伍全部被捕，他們當中有趙家實、趙興亞、張泗陽等人。先後被捕的共11人。所有被捕的人都被關押在瀋陽昆明街81號的秘密看守所。1948年10月，這些“共產黨犯”被轉送到東北行轅軍法處看守所(瀋陽大南門裡一所監獄)。
王即白向敵人的交待材料中供出張為先是中共東北地下工作的總負責人。但是張為先拒不承認。由於張為先和鞏天民當時是瀋陽商界名人，在公開場合和國民黨當局上層人物過往甚密，在沒有確鑿證據前，敵人也不敢輕舉妄動。
獄中堅持鬥爭組織越獄
中共地下情報人員陳力在張為先等人被捕後，立即進關向華北局社會部匯報，華北局非常震驚，華北局認為可能有隱蔽的敵人打入我黨內部，因為按地下組織原則王既白和張為先沒有橫的聯繫，不可能知道張為先的具體情況。為此東北局公安部、社會部，華北局社會部開始了對獄中同志的營救工作，並對獄中同志的家屬採取了緊急保護措施。
營救工作由丁宜負責。究竟怎么營救好呢？首要的是要保證獄中同志的生命安全。鑒於獄中被捕的同志都是東北地區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家裡都很有錢；所以，用金錢打點軍政當局，使之對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可行的方案。
張為先被捕以後，家裡動用了金條、首飾等，買通關係，使得能夠和監獄外面互通信息。張為先讓妻子闞奉箴把一些平時和張為先來往，有可能被敵人盯上的同志都撤走了，臨行前用自己家裡的資財為他們發放了路費和安置費。獲悉同志們安全轉移以後，張為先就再也沒什麼可擔心的了，決心和敵人鬥智鬥勇而抗爭到底。
敵人對張為先等人嚴刑拷打，逼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同夥都有誰？張為先等同志自從入黨起，就下定了為革命不怕流血犧牲的決心，面對敵人的淫威，所有的同志都視死如歸。
張為先等同志在獄中成立了地下黨核心小組，成員有鞏天民等。因為組織規定鞏天民的中共黨員身份不對外公開，因此在獄中的同志中，只有張為先知道鞏天民是黨員。 在監房裡，有一個叫英林的，在軍統監獄中，坐過兩次老虎凳，受過凍刑，他始終堅貞不屈。他父親托人營救不成，又想辦法賄賂看守所所長，使他在押期間少受點罪。這樣被捕半年以後；所長叫他白天在監獄裡幫賣手紙等物品，夜間仍押在監房。他接受核心小組領導給他的任務，負責傳遞信息。
當時獄中在押的有一個軍統特務李大綸，他可以在獄中自由活動。還有一個是偽東北行轅二處的日本特務岡野淳，他在廚房挑水。他倆談話時，叫英林翻譯。（因英林會日語）岡野淳對李大綸說：他是因為人事磨擦入獄的。李大綸告訴他是中央系統的軍統特務。岡野淳說以後想跟李大綸乾，並說他有潛伏在我東北解放區的秘密電台。英林即時將這情況告訴了張為先，張說這很重要，讓英林設法搞到電台的情況。一天英林到岡野淳的住房，看見他從一個練習本上抄電台密碼。這樣英林隨時監視他的行動，趁他外出挑水時，英林從他行李底下翻到練習本，記下了秘密電台的藏匿地點、呼號、波長等材料，交給了黨的核心組領導人張為先。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本來這些在押的“共產黨要犯”，按國民黨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此案為重案”的批示是準備送南京處理的。張為先、鞏天民等人認為不能都白白犧牲，要找機會讓身強力壯的青年人跑出去，於是組織了越獄活動。和鞏天民同室被監禁的有個青年，在長春開青年書店，售進步書籍。入獄後受過酷刑，敵人用蠟燭燒他的腳心，傳說兩三天后就要被處死。此時已臨瀋陽解放前夕，獄警看管不嚴，張為先、鞏天民等利用放風機會躲過獄警的視線，把他托出監獄大牆逃生了。
這位越獄的“長春書店老闆，逃出後住在志城銀行倉庫的“門房”里，腳底板是黑的，一個網兜里還有沒吃完的白菜幫。原來他逃出以後，是在白菜地里躲了三天，才找到志城銀行。他在銀行門房住了幾天才回長春。
與獄中同志開展不屈鬥爭的同時，獄外的同志展開了緊張的營救工作。丁宜找到了曾任遼寧商工總會主席的陳楚才，讓他設法和當局斡鏇，陳楚才找到當時的奉天市市長，拿出十二根金條請市長與警署溝通，確保不殺不送(當時正值解放前夕，重要政治犯按國民黨軍統要求須解往江西陸軍監獄和四川重慶監獄)。市長眼見國民黨日益不得人心，即將崩潰，要為自己留條後路，答應與警署聯繫。通氣後，警署請市長能給他們一個台階下，即可以不殺頭不遣送，但必須叫犯人寫保證書(自白書)。當時解放軍已兵臨城下，警署及國民黨特務系統都在留後路，有的還明目張胆地結交共產黨朋友，所以他們已無心審訊，在對寫保證書這個問題上已不苛求什麼言詞或政治上的承諾。這樣，張為先、陳卓毅等人就承認了是共產黨員，並通過一位王姓獄警相互溝通，以自傳、履歷形式並以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經歷寫了所謂的自白書。張為先並把那幾個早已安全轉移（敵人無法抓到）的人也假意交代了。獄中的同志們這樣做是為了留得青山在，保存革命骨幹力量。在不暴露組織機密，不再讓任何同志被捕的前提下，欺騙敵人而假意交代。由於這些同志以假意悔過的形式使國民黨軍政當局認為這些“共產黨犯”可以就地改造，不再堅持往外地送，客觀上為這些同志迎接解放贏得了時間。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軍兵臨瀋陽城下，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長官衛立煌乘飛機逃離，其他軍政人員也忙於逃跑，無暇過問獄中之事。瀋陽解放前夕，10月31日，監獄大門被打開。1948年11月2日，瀋陽全城解放，張為先和他的獄中戰友們都被解放出來。他們重獲新生。
好人平安
解放後平平安安度春秋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一方面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一方面在1950年10月底開始了抗美援朝的正義戰爭。當時國家經濟比較困難，於是，張為先把父親張惠霖在九一八後，為了不當漢奸，憤而辭去所任職務，在大連黑石礁屯隱居時所住的一幢樓房（張惠霖1947年逝世後，家庭分家時，分在張為先名下。）捐獻給國家，表達了赤子對祖國母親的一片深情。
1953年， 在組織部門的”審查幹部“中，由於張為先在獄中寫過”自白書“，所以給他下了‘自首變節’的結論，張為先被開除黨籍，以後一直沒有恢復。
張為先上世紀50年代初期在東北煤炭管理局任行政處長；後來到北京，任國家煤炭總局行政處長；1956年起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科學記錄》編輯室副主任；1961年5月至1963年4月任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編輯室主任；1963年4月以後在《中國建設》雜誌社任英文編審，一直至退休。
張為先是個樂觀開朗的人，和上下級及同志們都相處融洽。張為先平時最愛唱的一首歌是”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在”文革“中，千千萬萬的老幹部，被打倒、批鬥、投入監獄。然而張為先，一個被組織定為”自首變節“的人，居然沒有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可以說是：”好人一生平安“吧！
張為先於1977年因病逝世，享年6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