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孝文帝五胡亂華以後，終由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華北，建立北魏，其時北魏歷代君主都已重視漢文化之學習。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馮太后與朝臣李沖的改革，建立均田制，重新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大帝國。由於孝文帝由屬漢族的馮太后撫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即位後才有日後的漢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於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陝西杏城的盧水胡人蓋吳領導的起義，發動了十餘萬民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此後，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鬥爭。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后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改革內容
遷都以前：進行政治經濟的改革。
遷都洛陽：為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
遷都以後：改用漢語；穿戴漢服改漢族姓氏（如：拓跋—元）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聯姻採用漢族的官制律令學習漢族的禮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國，提倡尊老養老。
改革概述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範圍極其廣泛，內容也極為豐富。總體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時又頒布了與之相聯繫的三長制和租調製。均田制使農民分得了一定數量的土地，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成為國家的編戶，保證了地主們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調製則相對減輕了農民的租調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從另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二，實行官吏俸祿制，嚴懲貪污。吏治的敗壞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同時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矛盾。在這項改革措施中，以“治績”的好壞為標準。整肅了官僚機構，鞏固了封建統治。第三，遷都洛陽。為了接受漢族先進文化，加強對黃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495年正式遷都洛陽。第四，革除鮮卑舊俗，接受漢族先進文化。主要內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複姓、定族姓、遷都洛陽等，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推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標準，將國家控制的士地分配給農民耕種，土地不得買賣。均田制推動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設立三長制：這是北魏基層的行政組織，它的職責是檢查戶口，徵收租賦，徵發徨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三長制的推行健全了地方基層政權，取代了宗主督護制，保證了國家對人民有效的控制。
推行“均田制”，把國家控制的土地（露田）分配給農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畝，婦女每人二十畝，讓他們種植穀物，另外還分給桑地。農民必須向官府交租、服役。農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歸還官府。這樣一來，開墾的田地多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比較穩定，北魏政權的收入也增加了。
推行新的租調製：規定一對夫婦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數量的租調。改革了原來賦稅徵收上的混亂現象。使農民的負擔大為減輕。
實行官吏俸祿制，嚴懲貪污北魏孝文帝制定官吏俸祿制，整頓吏治。俸祿由國家統一籌集，不許官吏自籌。懲治貪污。這些措施使吏治有所好轉；
地圖魏孝文帝是一個政治上有作為的人，他認為要鞏固魏朝的統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後的風俗。同時，北魏自定都平城以來到孝文帝已近百年。平城氣候惡劣，生產糧食逐漸不能滿足京城的需要。平城地處偏僻，使北魏政府很難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區，北方的少數民族柔然也逐漸強大起來，對北魏構成威脅。
為了學習中原先進的文化，加強對黃河流域的控制，鞏固北魏政權。他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遷到洛陽。
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發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裡，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向你發火，是為了嚇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是個用武的地方，不適宜改革政治。現在我要移風易俗，非得遷都不行。這回我出兵伐齊，實際上是想借這個機會，帶領文武官員遷都中原，你看怎么樣？”
拓跋澄恍然大悟，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張。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30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又出來阻攔。孝文帝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後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裡。諸位認為怎么樣？”
大家聽了，面面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說：“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
一個貴族說：“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贊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擁護遷都了。
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裡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後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
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後，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只好說：
“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還是卜個卦吧。”
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麼。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麼我就不能遷呢？”
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孝文帝把國都遷到洛陽以後，決定進一步改革舊的風俗習慣。
革除鮮卑舊俗，接受漢族先進文化
主要內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複姓、定族姓、遷都洛陽等，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遷都洛陽原因：
北魏孝文帝第一，與傾慕漢族文化有關。孝文帝拓跋宏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對漢民族的文化極其崇拜。他從小由其祖母馮太后撫養，馮太后是漢族人，知書達理，聰明果斷，曾執掌北魏大權二十多年，她參照漢族的文化制度，頒布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薰陶下，成長為漢文化忠實的推行者。
孝文帝說過：“此間（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魏書·任城王傳》），這段話清晰表明：為了向先進的漢文化學習，改變本民族的落後面貌，就必須遷都到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去，而洛陽是中國文化比較集中的地方。遷都以後，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政策，可見孝文帝遷都與其傾慕漢族文化有關。
第二，統治中原的需要。孝文帝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他不願僅僅做“夷狄”君王，還要做中國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國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國都放在中國正統的國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順。孝文帝曾說：“國家興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魏書·任城王傳》）這表明孝文帝遷都洛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於對廣大中原地區的統治。他關於“帝宅”、“王里”的說法，說明他要通過遷都洛陽以獲得漢族地主認可的正統地位。另外，孝文帝在遷都洛陽以後，連年對南齊用兵，直到卒於南征的軍事行動中，可見孝文帝還希望通過遷都洛陽達到統一全國的目的。
第三，解決糧食供給問題。平城偏北地寒，糧食產量非常有限。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悲平城，驅馬入方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後來，作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隊伍逐漸龐大，糧食供給問題凸顯出來。當時平城沒有水陸漕運，交通極不發達，從關內運糧到平城，不僅費時費力消耗多，成本也極其昂貴。而洛陽處於北方的中心地帶，平原地區，交通便利，遷都洛陽就解決了最根本的糧食問題。
第四，地理環境的影響。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地處偏北，地形多山，氣候乾旱，氣溫偏低，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自然條件制約著北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洛陽地處黃河中下游西岸，臥居中原，山川縱橫，素有“九州暖地”之稱，四季分明，氣候宜人，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場所。曾是東周、東漢、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遷都洛陽真乃明智之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五，減小改革阻力。平城有強大的保守勢力，是改革的巨大阻礙。遷都洛陽有利於減小改革阻力，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舉措，不僅展現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結果使洛陽在曹魏、西晉之後再度繁華、輝煌。
孝文帝還是一位卓越的少數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實行漢制與移風易俗1.易服裝：鮮卑貴族一律改穿漢裝。
2.講漢語：孝文帝宣布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要求朝臣“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3.改漢姓：定門第等級。孝文帝下詔，將鮮卑人原有的姓氏改為漢姓。他還參照漢族門閥制度的做法，來確定鮮卑貴族的門第高下，並按照門第高低來選拔人才，任命官吏。
4.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通過這種政治聯姻把兩族統治者的利益和命運緊密聯在一起，以鞏固統治。
5.改籍貫：凡已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以洛陽為原籍。目的：進一步學習和採納漢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進鮮卑族貴族積極接受漢族文化。作用：促進了鮮卑人對漢族文化的認同，爭取到漢族地主的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政權向漢族王朝統治模式轉化。
史實
有一次，他跟大臣們一起議論朝政。他說：“你們看是移風易俗好，還是因循守舊好？”
鹹陽王拓跋禧說：“當然是移風易俗好。”
孝文帝說：“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違背。”
接著，孝文帝就宣布幾條法令：改說漢語，三十歲以上的人改口比較困難，可以暫緩，三十歲以下、現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說漢語，違反這一條就降職或者撤職；規定官民改穿漢人的服裝；鼓勵鮮卑人跟漢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漢人的姓。北魏皇室本來姓拓跋，從那時候開始改姓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漢人的姓。
魏孝文帝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鮮卑族和漢族的融合。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決心開始進行改革。他的漢化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首先得力於他知人善任。他不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漢化的鮮卑貴族，還重用了許多有才幹的漢族人。他深知籠絡漢族地主對於鞏固北魏統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見，重用漢人。對南朝投降過來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懷疑，待之以禮。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選用人才，為自己的改革組織了一個智囊團，在這些智囊的支持和幫助下，孝文帝從改革鮮卑舊俗，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著手，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鮮卑貴族穿著胡服，一律改穿漢族衣服。後來又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一律改說漢語。公元496年，孝文帝又下令改變鮮卑貴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稱為元宏。還把其他的100多個鮮卑姓氏改為漢姓。同時下令改變鮮卑人的籍貫。規定凡是遷到洛陽的鮮卑人就算是洛陽人，死後不許歸葬塞北。孝文帝這些強制性的政策，都是為了減少民族差異、民族隔閡。許多貴族雖然心懷不滿，卻也只能執行。
為了拉攏漢族地主，擴大統治基礎，孝文帝還主張同漢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漢族大姓盧、崔、鄭、王4家的女兒為妃，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漢族大姓，還為自己的6個弟弟都娶了漢族地主的女兒為妻。這種姻親關係，把漢族地主和鮮卑貴族的利益聯繫在一起，壯大了北魏的統治力量。而且，血統的交融，加速了鮮卑的漢化。孝文帝還廢除了鮮卑族原來的政治制度，讓王肅仿照南朝齊，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禮儀，修訂法律，改革官職名稱等。
孝文帝還延用了漢族的門閥制度。他把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按門第分成4等，並按照門第等級，來確定官職的高低。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從而形成了關隴氏族和代北氏族兩大門閥集團。直到唐朝，武則天修《姓氏錄》，才徹底否定了門閥制度。孝文帝促進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數民族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上與漢族逐漸趨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少數民族的食物、服飾、藝術、生活用具等，逐漸融入漢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還頒布“均田令”，實行租調製，為北方經濟的恢復發展作出了貢獻，也使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對漢族的文化藝術也有很大興趣。他從小就接受漢族文化的教育，不僅“五經之義”能拿過來就講，史書傳記、諸子百家涉獵頗多；對漢族的詩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僅改革鮮卑貴族的生活習俗，還教育他們學習漢族文化，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改造他們。孝文帝對自己民族的落後有清醒的認識，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虛心學習。他積極創辦學校，傳播文化知識，還蒐集整理天下書籍，使因戰亂而衰落的北方文化開始復興。在他的帶動下，鮮卑人進步很快。
孝文帝對北魏宗教藝術的發展也有很大貢獻。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就是個極其虔誠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統治期間，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佛教的發展推動了佛教藝術的發展。當時最重要的佛教藝術形式，就是石窟藝術。我國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陽龍門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遷都洛陽那一年開始開鑿的。
通過孝文帝的改革，鮮卑族的經濟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比起同期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鮮卑族的漢化程度無疑是最高的。
影響
孝文帝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措施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於曹魏時創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晉時已經變成了從世家大族中選拔官吏的局面，並演化出了士族與庶族兩大社會階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名言，便出於此。
由於鮮卑族自身並未得高深的文化素養，沒有獨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導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漢族政權政策，也就繼承了這一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門閥制度。《魏書‧官氏志》記載：“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使門閥制度由魏晉進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時期，直到隋朝建立科舉制度時方才廢止。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當時胡人大都已能講漢語，且穿漢服，只是還能說胡語、還穿胡服，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習俗改易的過程。
評價
正面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封建化加速：遷都洛陽以後，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箇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更促進了民族的大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以及鮮卑族進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結果。但從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卻不得不被漢族較高的文化所征服，並從中吸收了漢族文化精華，更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同時漢民族也從中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動作用。整箇中華民族的文明就是各個民族不斷交流、融合所產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與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間的尊重與友愛。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鮮卑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在孝文帝的堅決鎮壓下才保證了漢化政策的推行，鞏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見孝文帝改革的勇氣與決心以及高瞻遠矚的改革眼光。
負面
一度因改革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了，這事實本身就很自然會引起歷史學者對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漢化措施）的作用與意義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並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儘管僅占少數）。早在古代，批評孝文帝漢化政策的言論就多見於有關典籍，馬端臨、葉適、王夫之、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強調“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當代，對孝文帝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的論著明顯增多。陳漢玉《也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盤漢化與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經驗與教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趙向群等《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拓跋民族精神的喪失》（《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論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觀點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內容是恢復禮樂，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學來的主要是漢文化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沒有振興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國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認為孝文帝漢化改革，丟掉的是拓跋的長處──勇武質樸，削弱了北魏的軍事力量，這是孝文帝終不能強大魏國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門閥士族制度，這使得尚無文化積澱的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這嚴重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激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致使北魏統治迅速由盛轉衰，歸於滅亡。總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機的開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虛腐性所取代，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