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的徵購1150億斤，這是1958年的標準。但實際上1959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11%，而徵購數卻增加了14.7%，征糧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農民自願交售的餘糧，而是各省、地區、縣、公社各級黨組織執行中央的指示，“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裡搜颳走的口糧，全國大形勢如此，信陽也就在劫難逃了。放衛星
信陽事件反瞞產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於是圓滿完成，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幾乎達到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潢川、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思想家顧準先生，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他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逃荒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伙，農民開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將軍回到了故鄉信陽光山縣探望病重的母親，他目睹當地鄉民饑荒的慘狀，所以心情極為痛苦。而 1998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美籍學者崔琦，他的雙親都是信陽人，父親就是在1960年餓死的。
政治壓力
在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的巨大政治壓力下，信陽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都作為“餘糧”交了徵購。但就是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民眾當做“階級敵人”和“流竄犯”來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所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
人身自由
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同時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一切，不僅農民的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被剝奪了，連維持生命的口糧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種什麼莊稼？下多少種子，一天吃幾兩糧食都是由公社的幹部來決定的。公社和食堂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本村的土地上，農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信陽地區與河南省的領導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內務部的郭處長在地方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深入調查，發現當地餓死人的情況十分嚴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領導匯報。內務部馬上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又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董必武派了中央監委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到信陽調查。他們的工作同樣受到了河南省委與信陽地委的阻撓，但是他們排除萬難，在基層調查了3個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查有實據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70萬人。
中央干涉
信陽事件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吳芝圃仍津津樂道於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概算單位好”。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後，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並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民眾。”
1960年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工作組根據信陽實地調查的情況，向中央提交了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6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再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頭上：“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經過調查，陶鑄發現問題嚴重，他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么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訊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當他們到達河南時，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而是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陵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於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
與吳芝圃推卸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來表示：“信陽發生了這么大的事件，我有責任。”當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民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飢餓的民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整整一夜沒合眼。
處分
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信陽的一些縣、公社的幹部被打成了“國民黨”、“階級敵人”受到了嚴厲懲罰。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吳芝圃抓到鄭州批鬥，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但是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信陽事件——毛澤東決心發動文革的深層原因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4名幹部，把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將調查報告報毛澤東。毛澤東讀後沉思了2天。26日，把調查報告批給劉少奇、周恩來：“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河南信陽地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竟要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一、二、三把手來“談一下處理辦法”？單從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報告披露的情況，信陽地區發生的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打人死人的情況，就夠令人觸目驚心的了。報告說：“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萬8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在增加近10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來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13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12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碴呀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6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4千人，占總人口10%，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12箇中學，有8箇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的高中、國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和學生達28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民眾在經濟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讀完這段文字，人們真難相信這是發生在已解放10年、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信陽地區。人們把在信陽發生的這一切，稱為“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觸目驚心的材料，震動了毛澤東，震動了黨中央！毛澤東斷言：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党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說明農村問題之嚴重性，已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隨後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根據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也匆匆趕到河南，參加河南省委擴大會議和河南省三級幹部會議，配合李先念幫助河南省搞好整風，轉變工作局面。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河南省的農村人民公社成立後，作為各公社辦社依據的，被毛澤東稱為《公社憲法》的《碴蚜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規定：“各個農業社合併為公社，應該將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使原來幾百戶農業生產社的生產資料和其他財產，成為數萬戶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員轉入公社後，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沒讓留。提出“一草一木歸公社，一碗一筷歸社員”。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種形式的供給制加工資制的分配製度。實行糧食供給制(按國家規定的糧食供給標準，把口糧無價供社員)、一伙食供給制(吃飯、蔬菜、油不要錢)、基本生活供給制(實行吃飯、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喪“七包”。有的還包理髮、洗澡、看戲、看電影、烤火費)。
這種分配製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經濟基礎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維持不了兩、三個月。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強維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實亡。過了幾個月的“共產主義”，便吃光了全年的糧食。
更可怕是，河南與全國一樣，颳起一股高估產的浮誇風。1958年全年糧食僅281億斤，卻吹成了702億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災，全年糧食271.6億斤，卻估成450億斤，高估107%。按此實行徵購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批鬥，農民交不出糧食，就捆綁吊打、關押拘留、毀房拆梁、刑訊逼供。光山縣委書記劉文彩，在反瞞產時，一天連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全縣公社幹部，動手打人的占93%。為追逼糧食還動用專政機關，捕人1774人，其中死於獄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於拘留所的667人。全信陽地區打人成風，打死人司空見慣。手段殘酷、千奇百怪，除未用電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幾乎全數照搬不誤。
1959年廬山會議後，河南再次大躍進，反右傾、反瞞產，抓“小彭德懷”，使徵購透底，吃空頭糧，無米開飯。浮腫病流行，非正常死亡嚴重。“信陽地區農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糧而餓死的人數超過百萬。”(《炎黃春秋》2004.2期47頁)早年投身河南農民運動，參加過楊靖宇領導的農民暴動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目睹此情此景，與愛人孟松濤抱頭痛哭。這是為受難人民痛哭。
為了求生，人們成群結隊外出討飯逃荒，可地委書記路憲文，看到餓死人無動於衷，對路旁棄嬰置若周聞，還下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民兵持槍封鎖村莊。城鎮工廠、企業、機關不準收留農村來人，各縣街頭不能有一個流浪漢，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權也被剝奪，只有死路一條。
到了1960年春天，信陽地區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無一粒糧，浮腫病大面積蔓延，成百成千的農民餓死、病死，這就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信陽事件”。
毛澤東、黨中央對“信陽事件”定了性，表了態。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率領中央、中南局工作組一個縣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進行調查。當他們來到光山縣時，看到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悲慘景象。村村斷炊，處處有新墳；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房屋倒塌，遍地瓦礫，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有一個村只剩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個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數百人全死了。倖存者控訴地委書記路憲文、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之流活活將人打死的罪惡。路憲文將五類份子組織起來(指當時被劃為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吃得飽飽的，打黨員，打貧下中農，“寧要一斤糧，不要一個共產黨員”。“打死一個黨員，拿出一斤公糧”就要表揚。反瞞產反得農民沒有飯吃，還不準寫信、不準要飯、不準逃荒、不準挖野菜、不準冒煙。食堂不開伙，活活將人餓死，一個小孩，餓極了，爬到食堂門口，被人撞死在牆上。槐樹店的公社黨委書記糾集一群人，打農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慘叫聲為樂趣。打死了父親，又打死了十多歲的兒子。一個生產隊長獨占上面下發的80斤救命糧，還狂言要70人餓死50人才開伙。全縣百多個村莊的貧農大都都活活餓死。面對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剛烈而又愛民如子的李先念哭了。他說：“西路軍失敗那么慘，我沒有流一滴淚，到光山看到這個情況，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旁的陶鑄，王任重也黯然神傷，神色凝重。
在實地調查後，李先念、陶鑄、王任重和中央、中南局工作組還閱讀了不少典型材料、會議簡報，聽了匯報。按照毛澤東、黨中央關於處理信陽事件的指示，幫助河南省委揭開蓋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績，糾正錯誤。
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5人小組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12月初，王任重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強調要喚起階級感情，提高階級覺悟，領導階級兄弟向反革命分子伸冤報仇。對敵鬥爭要強調狠，狠是立場問題，首先要強調狠，在狠的前提下要強調準和穩。1961年1月18日，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糊塗人，把壞事做盡。1959年有一個省，本來只有240億斤糧食，硬說有450億斤，多估了210億斤。出現了四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用糧，放開肚皮吃飯。”這個省就是河南省。又說：“對地主復辟，我們也缺乏調查研究。”
20日，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級幹部會議上第二次發表講話。嚴肅地指出：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辟，地主復辟。他說：我到光山縣看過，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同時，王任重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引導大家正確認識妨礙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一些錯誤觀點。什麼所謂“左”比右好，指標越高越好，王任重說：我們必須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左”和右，其危害是一樣的。不能說哪個危害更大些，哪個危害小點。“難道河南這幾年犯了‘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惡果，我們還不能認識這個問題嗎？”所以，“不能說‘左’比右好。”
王任重說：“什麼指標越高越好，什麼徵購越多越好，……這是不對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指標必須符合客觀實際，按照現實可能訂指標，才是正確的。”
王任重要求在糾正錯誤時，“要充分保護幹部的積極性，保護民眾的積極性，不潑冷水，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針，要永遠記住保護好多數幹部、多數民眾的積極性，不能潑他們的冷水”。“不要在基層幹部中去反右傾、反‘左’傾，應當有什麼錯誤，糾正什麼錯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黨中央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的指導下，從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別是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一、根據毛澤東關於信陽地區的問題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定性，因此，信陽地區的整風整社，首先採取奪取領導權、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提出要象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露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過來。縣、市、公社、大隊召開整風會議，由上面派去的幹部在縣成立縣領導小組，層層揭蓋子，揭發出罪大惡極分子，進行特別集訓；罪惡較輕的進行集訓；有嚴重錯誤的進行整風。工作組幹部進行紮根串連，組織隊伍，向階級敵人、蛻化變質分子開展鬥爭，大張旗鼓地召開民眾大會，批鬥壞人，讓民眾伸冤出氣、倒苦水。土改不徹底的隊，重新劃分階級，查漏網的地主、富農分子。
二、發動廣大民眾揭露“五風”表現，查“五風”危害，以革命精神反“五風”。
三、清理退賠，經濟兌現。對自1958年以來，無償調撥民眾的財產(如房屋、家具、農具、木料、家畜、家禽等等)，無理扣壓匯款的進行賠償。有原物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折款賠償。農民非常滿意，不少農民熱淚盈眶，“衷心感謝共產黨、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他們！”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匯報時，意味深長地說：“我國5億農民不滿意，政權就不能鞏固。”毛澤東從“信陽事件”中得出一個結論：全國不是什麼地方都是形勢一片大好，而且也會有信陽地區這樣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毛澤東由此認為，有三分之一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有必要開展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信陽事件使毛澤東得出了“左”的結論，使“左”風越刮越猛，以至爆發了全國上下的“四清”運動和十年“文革”。這是人們沒有預料到的。信陽事件是一個悲劇，十年“文革”是一個更大的悲劇。這裡有不少歷史經驗教訓，是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