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ontology”及其詞根“on”的譯名問題，已經成為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點。事實上，早在20世紀40年代，陳康先生就對用漢語“本體論”一詞來翻譯西方哲學中的專門術語“ontology”是否準確提出過異議。近年來的討論既是陳康先生所提問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延續，又是對它的深化。因為經過幾十年特別是最近20多年來的研究，學術界在對西方哲學的理解和把握上無疑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說，翻譯的準確性問題主要是一個理解的問題，只有在研究達到相當的深度和水平時，這個問題才會以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陳康先生當初提出這個問題時，在學界並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和廣泛的回應，因為當時一般人對西方哲學的理解，並沒有達到陳康先生的程度和水平；而這一次，問題一經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學界得到廣泛的回應，而且不僅僅局限於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中間，還輻射到研究邏輯學、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甚至在研究科學技術哲學和美學的學者中也引起了相當的關注。認真地把這個問題討論清楚，無疑是我們在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上真正登堂入室的一個關鍵，是很有意義的。
我已經在別處對相關討論作了較為詳細的學理分析，並表明了自己所持的基本觀點和立場，此處不擬也不必過多重複。這裡準備換一個視角，討論一下翻譯原則的問題。因為從相關討論中不難看出，這是一個更加基礎性的問題，各種不同譯名的主張者之間的爭論，都潛在地或深層地受制於論者所持的翻譯原則。
一 譯名討論的一般情況和主要分歧
至今仍在漢語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本體論”這個術語，不是中國傳統哲學中本來固有的概念，而是從西語“ontology”轉譯過來的。這一“轉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即是說，它是根據人們對西方思想的理解，結合漢語的相關文化背景，運用漢語的構詞法而“新造”出來的一個術語。這個術語到底好不好？能否反映出西方思想的本義？是否便於在漢語中表達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是一個早就存在爭議的問題。要辨明討論中的一系列複雜問題，有必要從“ontology”的詞源說起。
英文的ontology，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來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臘文。就希臘文的字面意思說，它是指關於on的logos。既然從詞源來說，ontology是指關於“on”的“logos”，那么，對這個詞的詞根“on”的理解是否準確，對於ontology的翻譯來說，就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
從中國學術界的情況看，過去的譯法大致有以下五種：a）譯為“有”或“萬有”，如楊一之先生譯黑格爾《邏輯學》；b）譯為“在”或“存在”，如熊偉先生譯海德格爾《形上學導論》，陳嘉映先生譯《存在與時間》）；c）譯為“實體”或“本體”（一般哲學史教材的處理）；d）譯為“本質”（一般哲學史教材的特殊處理）；e）譯為“是”或“是者”，如陳康先生譯註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近年來，經過辨析和討論，這些譯法已經簡化了許多。根據有的學者的歸納和概括[1]，人們現在對詞根“on”的理解和翻譯大體有以下三種不同意見：
（1）討論相關問題，並且意識到“on”的多義性，但主張使用“存在”一詞來翻譯。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著的《希臘哲學史》這部多卷本斷代哲學史巨著已經出版的兩卷中，就是這樣處理的（當然，他們的觀點後來有變化）。書中說：“這個‘存在’（estin）是動詞eimi（相當於英文be）的現在陳述式第三人稱單數（相當於英文is），可以譯為‘是’、‘有’和‘存在’，我們為了讀者容易理解都譯為‘存在’”。[2]
（2）主張區別對待，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譯名。例如，趙敦華先生在《“是”、“在”、“有”的形上學之辨》一文中提出：“‘有’、‘在’、‘是’三種譯法各有合理性，這不意味著翻譯可以各行其是；相反，這向翻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應該根據對不同形上學理論的理解，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譯法。譯法的合理性取決於理解的正確性，不能照搬辭彙的字典意義，being的譯法尤其如此。”[3]他以形上學史為根據，說明“有”、“在”、“是”各在哪些理論或場合有著自己的適用範圍，認為中譯概念“是”（或“是者”）、“在”（或“存在”）、“有”（或“存有”）各有依據，不能強求一律；但需要結合具體的哲學理論，確定三者之中何者最接近原著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