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圖書館史
正文
中國圖書館產生、發展及其演變的歷史。由於不同的建館目的、管理體制和人們利用圖書館程度的差別，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各種藏書處所和機構，近代屬於社會文化機構的圖書館出現後，更有眾多的類型。它們在歷史上產生過廣泛的社會影響，並在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典籍收藏的起源 中國文字起源很早，文字的創製為典籍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是具有嚴密文字規律的古代文字。公元前11～前 8世紀，處於奴隸制社會的商、周王朝，已有擔任文化事務的史官和宗教事務的卜、貞人。他們把占卜時間、占卜者姓名、占卜的結果等卜辭刻於甲骨上，形成早期的文獻。《尚書》載“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都說明商代已有記錄史事的典、冊。既有文獻，且有專門史官管理。史官對這些文獻進行有目的的收集、積累、整理和儲藏，是為古代典籍收藏的雛型。
西周至春秋時期，史官增多，有專司檔案起草與發布，典籍管理與提供檢閱利用的史官。史載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各諸侯國亦有史官專門記言記事。官守其書。先秦文獻記載有策府、天府、盟府以及室、周室、藏室等稱呼,可能是分別收藏文獻的處所,並由史官管理。史官對典籍產生、收藏、傳播和利用起著重要的作用。戰國以前的這種藏書室就是中國圖書館的起源。
封建社會的藏書樓 戰國至清代末葉，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的鞏固，促進了官府藏書體系的形成、發展和興盛。寫本書的盛行和印刷術的推廣，學術文化的繁榮，促使私家藏書連綿不絕。宗教的傳播，為佛寺、道觀藏書提供了有利條件。書院的創立和發展，促成了書院藏書系統的建立。
簡冊、帛書盛行時期的官私藏書 秦漢的宮廷中都設定專門官吏管理圖書典籍。秦末焚書，先秦圖書遭受損失。漢初，宮廷中建造專門樓閣貯藏圖籍，如天祿閣、麒麟閣、石渠閣。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宮廷藏書初具規模。西漢末，朝廷中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初步建立起宮廷藏書與官署藏書。劉向等整理官府藏書，使藏書制度逐步完善。西漢末，藏書散失，但東漢之蘭台、東觀仍為朝廷中重要藏書和校書的機構。恆帝延熹二年 (159)朝廷設定秘書監，官府藏書開始有專門機構進行管理。私家藏書在戰國時出現，但當時藏書家不多，藏書數量不大。兩漢私人得書較易，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又需要自備藏書，私家藏書逐步增多。宗室劉德、劉安和學者揚雄、馬融、蔡邕都有藏書，有的達數千卷。
寫本書時期的官私藏書和宗教藏書 三國以後，圖書以紙寫本為主，書用紙卷寫作，製作方法簡便，利於流傳，圖書數量激增，從而全面促進各種藏書處所的建立。三國兩晉間，於秘書省下設秘書監，主管藝文圖籍和著述、編纂，官府藏書迅速發展。晉之東觀、仁壽閣，南朝宋之聰明館、齊之學士館、梁之文德殿，以及北朝北齊之仁壽閣、文林閣,後周之麟趾殿,都富有藏書。秘書監官吏眾多、 分工明確， 不斷進行官府藏書的整理、編目，積累了歷代著作並收集當時行世的重要著述，還利用藏書培養宗室子弟和新進士子，官府藏書成為朝廷重要文化學術機構。官吏和文士皆以藏書相尚，晉朝張華有書30乘(車),連官府也向他借鈔。梁朝沈約有書2萬卷。梁朝任昉藏書萬卷，多異本，可補官府藏書之不足。佛教藏書因佛教的流行和道教的興盛得以發展，佛教寺院既是譯經、傳經之地，也是佛教典籍收藏之所。兩晉、南北朝寺院林立，藏經甚多，梁代宮廷中有華林園藏佛典，編成《華林殿眾經目錄》，著錄佛經3700卷。定林寺編成《定林寺經藏目錄》。道教典籍在逐步積累中也形成專藏。但按道教教規，典籍一般不廣泛流傳，只秘藏道教宮、觀中。南朝劉宋的崇虛館通仙台、齊的興世館、梁的華陽上下館、北朝北周的玄都觀、通道觀等都富有藏書。
隋唐是中國藏書事業發達的時期。隋唐圖書編纂與著述的興盛，文化學術的繁榮，促使公私藏書空前興盛。隋代秘閣藏書各寫若干副本，以書軸裝璜不同顏色區分等級，兩京各有藏書多處，西京長安的嘉則殿、東都洛陽的觀文殿，在藏書數量，書庫裝飾，管理秩序上都名噪一時。唐代官府藏書設定更多，如弘文館、史館、集賢書院，都是規模很大的藏書機構。各處均分設專門官員，由秘書省組織圖書的收集、整理、抄錄、入藏事務。唐代官府藏書在提供朝廷政事參考、編纂史書、校勘經典、培養宗室子弟與新選進士等工作中，都起過重大的作用。安史之亂，唐代官私藏書多有損失。唐末五代時，藏書又有繼續發展。隋唐時期，私家藏書多集中京都等大城市及四川、江南等地,如李泌藏書稱插架3 萬軸。有些藏書家開館供四方人士閱讀。私家藏書在社會上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隋唐時，宗教藏書更趨興盛。唐時長安有大興善寺，洛陽有上林園設立譯場，翻譯佛教經典。玄奘回國帶回佛典，於長安大慈恩寺譯經，長安大慈恩寺、弘福寺等都有大量佛典收藏，封建統治者採取統一譯經、抄寫，分送各地寺院收藏的辦法，使全國各地寺院大量收藏佛典。佛教僧侶還編制佛經目錄。道教典籍的積累和收藏在唐代最為豐富。官府組織編纂與抄錄，分送各地宮觀，逐步形成唐代道教的藏書體系。
印本書時期的官私藏書和書院藏書 唐初，雕版印刷術發明後，逐步推廣於民間。五代以後，印本書興盛。從宋代至清末，出現各種印刷方法，圖書生產和流通趨向專業化,官刻、私刻、坊刻系統形成,是中國古代藏書體系走向全面發展的重要時期。宋初在收集五代十國官府藏書基礎上建立了龐大的官府藏書體系。公元 978年，崇文院建成。崇文院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院、西廊為史館書庫，分經、史、子、集 4庫。又抽取珍善藏本別建秘閣。宮廷中還建有太清樓、龍圖閣、玉宸殿、四門殿等藏書處所。專藏曆代皇帝御筆文集、真跡、書畫。北宋末，藏書多有散失，南宋在臨安(今杭州)建秘書省，收藏和整理圖書，並有補寫所從事書籍抄寫。此外，各地諸州學也建閣藏書。遼道宗時，有乾元閣。金章宗時，有宏文院。元代統一中國後亦廣事收羅，元文宗時，有藝林庫，皆以書籍積累眾多聞名。宋以後，私家藏書遍於各地。北宋著名文學家、史學家皆以藏書輔助寫作活動。如江正、李昉、宋敏求、王欽臣等。司馬光藏書注意保護， 傳為佳話。 李公擇置書於廬山僧舍，可供眾人閱讀。蜀之晁公武，浙之陸游，閩之鄭樵，江南之尤袤、陳振孫、周密等，皆是著名藏書家。由於藏書版本增多，數量劇增，私家藏書目錄相繼編制和流傳，部分藏書家藏書公開,亦有利於文化交流與學術發展。和官府、私家藏書相互輝映的還有書院藏書。書院是宋元時兼有講學、研究、進修諸種職能的文化教育機構。宋代如白鹿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書院、嵩陽書院皆備有書籍，供學者和生徒使用。書院藏書的來源，有朝廷賜送、私人贈送、書院自行購置等。藏書有專門樓庫收藏，並有專門人員管理。藏書利用甚為普遍，在各種藏書類型中別樹一幟，特別在書院教學、著述和研究活動中發揮了巨大的輔助作用。
明清兩代是古代藏書事業最為繁榮的時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遺留圖書，置於文淵閣。明成祖朱棣編纂《永樂大典》時，廣泛利用文淵閣藏書。1407年，《永樂大典》編成，入藏於文淵閣，後遷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淵閣書籍，並編制目錄。嘉靖時還建造了皇史宬,建築全部是石頭結構,收藏皇帝事跡、實錄、寶訓、玉牒於金匱中,取“金匱石室”之意,至今無損。宮廷中亦設定多處藏書樓閣。此外，國子監等官署亦編書、印書、藏書。各地州縣學亦積累藏書，成為地方性官府藏書。清立國後，除保留文淵閣藏書外，並建立了多處藏書樓閣。乾隆帝弘曆在編成《四庫全書》後，分別抄寫 7部，並建樓收藏，其中江南三閣供士子借讀，可視為公共藏書樓(見四庫七閣)。此外，宮廷中有養心殿的“宛委別藏”，還有五經萃室、紫光閣、南薰殿、味腴書屋等處收藏圖書。刻書處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書，形成了龐大的官府藏書體系。1776年，設立文淵閣職官，有領閣事、直閣事、校理、校閱等官吏，直接管理整個官府藏書的工作。在近代頻繁的戰亂中，清代各處官府藏書樓，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四庫七閣中的文宗、文匯、文源等閣徹底被焚毀。明清時期，私家藏書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巨大影響。明初，私家藏書繼承元代私家藏書的遺風，並略有發展，如明宗室和諸大臣均富有藏書。明代中期後，江南藏書家唐順之、王世貞、劉鳳、錢穀、沈節甫、茅坤均名著一時，特別是嘉興項元汴的天籟閣，鄞縣(今浙江寧波市)范欽的天一閣均為較大藏書樓。萬曆以後趙琦美的脈望館、毛晉的汲古閣、祁承的澹生堂和陳第的世善堂、徐的紅雨樓等，在私家藏書中又屬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繼起的藏書樓有錢謙益的絳雲樓、黃虞稷的千頃堂、徐乾學的傳是樓、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書亭，皆名重一時，尤以黃宗羲之續鈔堂，其鈔書目的和藏書利用為時人所稱道。清乾嘉年間，學術研究的繁榮，促使私家藏書樓遍及各地，並出現嗜書成癖的收藏家，專收宋元版本的鑑賞家，從事書籍校勘整理的校讎家，黃丕烈、周仲漣、顧之逵、吳又愷被稱為乾嘉四大藏書家。鮑廷博、盧文弨、顧廣圻、孫星衍、張金吾等亦以藏書、校勘、刻書聞名於世。鴉片戰爭以後，各地藏書之風仍然興盛，如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歸安陸氏皕宋樓，被稱為清末四大藏書樓。至於蘇州潘氏寶禮堂、江陰繆氏藝風堂，以及海鹽張元濟、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鐸、武進董康、長沙葉德輝、吳興劉承乾（見嘉業堂）等,都在藏書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後,各地書院繼續發展,全國書院達1300 多所，書院由政府控制，其作用由講學發展而至考課。書院藏書不僅為山長教學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學習參考，故普遍建成藏書樓，藏書數量和管理方法更趨完善。清代書院更為發達，成為講學、研究、著述兼備的學術研究和教育、文化機構。藏書來源更為多樣,書籍內容廣泛,藏書樓有專門管理人員,兼制定管理條例與規則,成為書院重要輔助部分。1901年,清廷詔令各省省城書院改為高等學堂,各府廳書院改設中學堂，州縣書院改設國小堂。書院藏書成為各地中國小校圖書館藏書的重要來源。
近代圖書館事業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政治、經濟的衰落，農民戰爭的衝擊與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改變了延續2000年的封建文化傳統。近代圖書館興起於19世紀末葉，改良維新派人士首先倡導公共藏書樓的開設。1896年李端棻上書，請求於京師及十八省會設立大書樓(圖書館)，“許人入樓觀書”(《請廣學校折》)。1898年維新派梁啓超等創設學會藏書樓，作為學會活動和會員研習西方政治學說的場所。各地成立的學會附設藏書樓，它們有明確的辦理宗旨，有藏書和借閱制度，各種閱覽活動吸引了廣大讀者，已具有公共圖書館的性質。與此同時，新式學堂的設立，也促使專門圖書館開始出現。1904年，湖南、湖北開始出現正式以“圖書館”命名的省級公共圖書館。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國大部分行省均先後倡設省級公共圖書館,1908年倡設的省份有江蘇、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寧)等省；1909 年倡設的有安徽、浙江、河南、吉林、黑龍江、廣東、雲南、陝西等省；1910年倡設的有四川、甘肅、廣西等省。實際上多數省份的圖書館至辛亥革命後才正式開館。1908年，清廷學部籌辦京師圖書館。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各種類型的圖書館紛紛出現，包括私人圖書館，如1904年開辦的紹興古越藏書樓；學校附設圖書館，如1902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機關附設圖書館，如1906年建立的郵傳部圖書館；在上海等地還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傳教士設立的圖書館。1910年清廷頒布《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明確規定,“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子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採，供人瀏覽為宗旨”。
辛亥革命以後， 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912年，江翰任京師圖書館館長，京師圖書館正式開館。該館由夏曾佑、周樹人(魯迅)等籌劃奔走，藏書逐步充實。1928年，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次年,蔡元培任館長。1934年，館藏已達40萬冊，其讀者服務與書目工作的開展，使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為國內藏書中心和書目工作中心。
1915年，北洋政府頒布《圖書館規程》、《通俗圖書館規程》，促進了各省市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的建設。據1916年教育部公報公布全國共有圖書館 260所，其中以獨立圖書館命名的22所，以通俗圖書館命名的 238所。通俗圖書館發展最多的是河北、山東、河南、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等省。
學校圖書館的發展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就。辛亥革命後,除原有的少數學校外,國立大學、學院和專科學校建立頗多，它們都著手建立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在李大釗負責館務後,藏書內容和工作方法多有變革,1923年館藏達18.4萬冊，為各校藏書最多者。清華學校1920年藏書量達 5.3萬冊。1919年後，這些學校圖書館分別延聘回國留學生擔任館職，重視新的科學技術書籍的收藏，制定新的管理條例與規定，採用科學分類法與編目條例，改變工作制度，方便讀者利用，成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中工作最富有生氣、館藏最為豐富、服務效果最顯著的一部分。
1921年後，隨著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集中的地區開展宣傳組織工作的深入，出現了少數工人圖書館，如天津工人圖書館、唐山工人圖書館和南方工礦區工人俱樂部，這些工人圖書館收集通俗圖書，目的在於增進工人知識、促進工人覺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工農運動高潮的湖南等地，還設立了農村圖書館。早期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和影響下，曾出現少數進步圖書館，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創辦的湖南青年圖書館，李大釗支持設在北京大學的"康敏尼特"圖書館。1921年，由上海進步青年籌辦的上海通信圖書館，以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逐步成為頗有成績的圖書館。
1927年後，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迅速。除國立北平圖書館作為國家圖書館外，南京國民黨政府亦於1928年籌建中央圖書館,1936年正式開館,1937年藏書達18萬冊。這一時期，全國各省市圖書館數量達到近代圖書館史上的最高峰,據第二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統計,1935年，全國各省單獨設立的省市圖書館達34所，其中藏書量超過10萬冊以上的有14所，藏書最多的有浙江省立圖書館(32萬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21萬冊)、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20萬冊);附設於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部達990所，其中浙江、山東、河北3省，每省均有100所以上。學校圖書館的發展也頗具規模，據第一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統計，1931年,全國公私立大學及學院73所,其附設圖書館共藏有圖書 270萬冊，平均每校的圖書館藏有圖書4.5萬冊,藏書量達20萬冊以上的有國立中山大學、私立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藏書10～20萬冊的學校圖書館有6所,5～10萬冊的有13所,接近5萬冊的有36所,藏書達1萬冊的有13所。全國專科以上學校30 所，其附設圖書館共藏有圖書30萬冊，平均每校的圖書館藏有圖書1萬冊,其中藏書最多的是福建法政專科學校和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專門圖書館的發展不平衡，大都集中於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私人開辦的圖書館中，如商務印書館附設的東方圖書館，1931年藏書量達50萬冊。上海私人開辦的圖書館還有申報圖書館等。此外，研究機構圖書館中以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最著名，國民政府機關圖書館和其他社會團體圖書館也有一定規模。上海徐家匯藏書樓作為教會圖書館，30年代藏書量達20萬冊。
1928年以後，在中國工農紅軍創建的江西蘇區中 心瑞金等地,於1932年曾創辦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以蘇區政府工作人員、紅軍官兵、工農民眾為讀者對象，積極從事為革命戰爭服務的圖書流通借閱工作。當時還有大量機關圖書館、學校圖書館,雖然藏書數量不多,工作水平有限，但他們的圖書利用和服務效率很高。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還創辦了如螞蟻圖書館、申報流通圖書館等進步文化團體圖書館，這些圖書館主要以宣傳進步文化，加強讀者指導，團結進步青年，擴大革命影響為宗旨，在上海學生、市民和部分職工中曾產生廣泛的影響。
1937年，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開始，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沿海和內地大城市圖書館遭受重大損失。早在1932年，上海東方圖書館遭到日本空軍的轟炸，藏書全毀於火。1937年後，天津南開大學、上海暨南大學、長沙湖南大學和浙江、上海、南京等地的圖書館，也遭受重大損失。東北、華北等地圖書館則全部被日軍竊奪和控制，部分館藏甚至被偷運至日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轉運至內地。新辦的國立西北圖書館、國立羅斯福圖書館也只能以有限的經費來維持館務。但是，抗日戰爭期間的國立圖書館在收集整理抗戰文獻、搶救部分藏書家散出的珍本秘籍，推動大後方地區圖書館事業方面也曾作出積極的貢獻，如國立北平圖書館在1947年的館藏和代保管的圖書總計達115萬冊。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7年，全國28省、6市共有圖書館46所，統計有藏書的24個館總藏量為 264:2萬冊，超過10萬冊的有11個館，如浙江省立圖書館33萬冊，湖北省立圖書館30萬冊，台灣省立圖書館25萬冊。1947年，全國通俗圖書館716所,比戰前略有減少,學校圖書館(包括國立和私立大學、 學院、 專科學校和中國小) 計有1492所，全國社團機關圖書館減少更多，以上數字說明近代圖書館在1937～1949年期間趨向於衰落。
中國圖書館史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圖書館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