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中央官學:中國封建朝廷直接舉辦和管轄的、旨在培養各種統治人才的學 -百科知識中文網

中國古代中央官學

正文

中國封建朝廷直接舉辦和管轄的、旨在培養各種統治人才的學校系統。一般說，封建國家的中央官學，在漢朝正式創辦。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局紛亂，官學時興時廢，及至唐朝，中央官學繁盛，制度完備，南宋以後逐漸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會後期,中央官學逐步衰敗,實際上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名存實亡。清朝末年，它就完全被學堂和學校所代替。中央官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同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相適應、並為之服務的。根據中央官學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對象和教學內容的不同，可將整箇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官學，主要分為最高學府、專科學校和貴族學校三大類。
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太學和國子監是中國封建國家的最高學府，是封建王朝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太學和國子監在辦學育才、繁榮學術、發展中國古代文化科學方面，都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中國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歷代太學、國子監都注重考試。但考試形式方法不盡相同。漢代太學為了培育“賢士”、“英俊”,“數考問以盡其材”。漢初定“歲試”(“一歲輒課”),後實行"二歲一試"之制。考試方法有"口試"、 "策試"、（“特重章句師法”）和“設科射策”（“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此法近似現代的抽籤命題、自行解答的考試方法)。到了東漢桓帝時,取消了甲乙科,改為上中下三等，每等規定錄取名額和授官的名義。桓帝永壽二年 (156),更定課試之法，每兩年考一次，不限錄取名額，以通經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職。這種注重課試、以試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祿、任人唯親的制度, 對於選拔封建賢德之才, 具有積極的意義。兩千年前的漢初, 就創造出太學課試的經驗,在當時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以後唐朝中央官學的"旬試"、"歲試"、"畢業試"；宋代太學的"三舍試法";明清國子監一年積滿八分為合格的"積分試法", 都可看成是漢朝太學課試方法的繼承和發展。
太學、國子監強調自修、自由研究學術。特別是在太學生日益眾多的漢朝更是如此。漢代太學生由50人發展到 3萬餘人，但博士甚少。教學除了採取大班上課形式,“至一師能教千萬人,必由高足弟子傳授”之外，還特彆強調自修,引導學生在課餘自由研究,探討學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是當時太學自由修業、探究學術的生動寫照。以後歷代太學、國子監都不同程度地繼承和發揚漢代太學這一優良傳統，並培養出許多大學問家。
中國古代的專科學校如東漢末創立的鴻都門學；南朝的史學、文學、儒學和玄學；唐宋明三代分別創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畫學、武學等，都是屬於培養某種專業人才的專科學校。它們的教師、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較完備的規定（見中國古代專科學校）。此外，還有兩種專門研究神學、玄學的唐代咒禁學、崇玄學，是屬於特殊的專科學校。咒禁學習“除妖術”，以咒禁驅邪，迷信神仙方士。此類荒誕邪說，過去為私人宣講，唐朝政府正式設科教學，並設博士一人，教授生徒。唐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玄學。因為唐代皇家姓李氏，自附會老子李耳之後，認李耳為始祖，因而對老子的玄學特別推崇。高宗儀鳳三年，詔定老子的《道德經》為上經，令天下貢舉人皆須兼通。玄宗開元二十九年,詔立崇玄學,兩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百人，專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天寶二年，改崇玄學為崇賢館，博士升為學士，助教升為直學士。
中國古代的貴族學校如東漢的四姓小侯學，唐朝的弘文館、崇文館,宋代的宗學、諸王宮學及內國小,明朝的宗學，清代的旗學、宗學，都是屬於這一類型。
四姓小侯指東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大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明帝永平九年(66)“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初期可入學的，只有四姓子弟。後來，門戶開放，一般貴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學。此學影響漸大，聲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學。
唐朝的弘文館、崇文館，是特別教育一等親貴子弟的貴胄學校，專門招收皇室近親、皇太后皇后近親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功臣的子孫入館讀書。弘文館與崇文館分別歸門下省和東宮管轄，各招生徒30名和20名。學士無定額。“凡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之制”。學科功課，雖如國子學，但程度反低，故《唐六典》說兩館“試取粗通文義”。
宋朝的宗學是專為皇族子孫開設的貴族學校。此學在宋初由諸王附設在王宮裡面，屬私立性質，由王室聘請儒師教8～14 歲的皇族兒童。每日誦習20個生字。宋徽宗崇寧三年，分別在南京、西京設立兩敦宗院，置大國小教授2人，專教皇族子弟，稱為“宗學”，並改私立為公立。大觀三年，在宗學畢業的生徒共有12人。皇帝對這些畢業生甚為優待，特許不經考試，便可賜第授官。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又於臨安設立宗學，專教南宮北宅之子孫，後來隸屬於宗正寺，規定生徒百名，其中大學生50名，小學生40名，職事各 5名。置博士、學諭掌管教務。同宗學情形相似的諸王宮學、內國小，也是貴胄子弟學校。
明朝的宗學在兩京所屬地方，凡屬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長子眾子及將軍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學讀書。教師由王府長史紀善伴讀教授等官中之學行優長者充任。設“宗正”1人統管學務，後設“宗副”2人輔之。內中教材以《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為善陰》等書為主科；以“四書”、“五經”、通鑑、理性等書為輔科。
清朝的貴胄學校可分宗學和旗學兩種。遠在入關前，就設立宗學。太宗天聰五年，即令 8～15歲的皇族子孫入宗學讀書。乾隆四年規定宗室學生10名配備一名教習。宗學教習初時以滿漢官員中學行兼優者各半充任。雍正十一年改用翰林官任教習。乾隆時另設總稽官，以滿漢京官各一人，稽查學務。生徒須習滿文，兼習騎射。宗學月考經義、翻譯、騎射;年考翻譯經義,試時務策。按考試成績分 6等處置：1、2等優良獎給筆墨，3、4等稍差留學再讀，5等甚差訓導教戒，6等品學皆劣，黜退除名。此外,覺羅學、覺羅官學也是屬於宗學一類的,專收覺羅子弟入學讀書。
旗學是清朝中央政府設定的、專門教育滿蒙八旗及漢軍八旗子弟的貴胄學校。它名目繁多，大小簡繁不一。順治元年，詔設 4所八旗官學，世宗雍正元年，又在八旗教場設八旗教場官學，每旗一所。此外，又陸續辦起景山官學、八旗義學、鹹安宮官學、八旗算學館、八旗蒙古唐古忒官學、盛京官學等八旗子弟學校。
在封建社會中央官學系統中，有少數學校既不是高等學府，又不屬專科學校，更非貴族學校，而是君王或執政大臣暫時開設的，時間短促，無制度系統，故曰短期學校。如蔡京當國時，特把太學外捨生編在一起，為使他們修業一年然後升入太學內舍而開辦的外學（又名辟雍）。宋哲宗時專為諸州來京應試落第之學子而設立的、臨時補習性的廣文館；宋仁宗年間招收未能入太學的一般青年學子修業一年的四門學，都屬於這類短期學校。
此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設立的普通國立國小,也屬於中央官學範圍內。
中國古代中央官學的特點 ①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具有明顯的等級性。一般來說，只有地主階級子弟才能入中央官學讀書。國子監生的身份資格要比太學生的身份資格高一些。胄子、“貴遊子弟”才有資格入國子監就讀，而一般中小地主的子弟只能在太學讀書。這種統治階級內部入學對象上“殊其士庶，異其貴賤”的等級差異，正是地主階級士庶兩個階層政治經濟鬥爭在教育上的反映，說明了封建社會中央官學的等級差別是十分明顯的。而歷代貴族學校的開設更充分證明了這一點。②中央官學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各種封建統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封建朝廷辦太學，是為了培養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賢士”、“英俊”，進而教化於民，以維護封建統治。他們置國子監的目的，是為了把國子生徒培養成為能“安邦定國”的“文武之才”和封建皇帝的“忠臣清官”。③封建朝廷設定了專門教育行政機關和教育長官來管轄中央官學。如唐、宋、元、明、清各朝均設國子監和國子祭酒這些教育行政機關和教育長官，來管理太學、國子學、部分貴族學校及部分專科學校；唐宋分設太醫署（局）管理醫學；宋設太史局、翰林書藝局、翰林圖畫局分別管轄算學、書學及畫學。④中央官學的教學內容以儒家經籍為主,一般以"五經"、“四書”為主要教材。⑤中央官學的學校制度比較完備,形式多樣,名目繁多，但以太學、國子監以及其他高等學府、各種專科學校為封建國家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他們在培育各種優秀人才、承繼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繁榮科學、學術事業等方面，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促進中國與亞歐諸國文化交流、加強古代中國與各國人民友誼方面，也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根據二十四史有關部分及《南雍志》、《國子監志》等史籍記載，中國唐、明、清等朝代的太學、國子監或其他專科學校,都有外國留學生留學。其中,以唐代的外國留學生最盛。日本、新羅、高麗等國都派遣子弟和臣子入唐留學。據《日本書紀》和《大日本史》所載遣唐使諸家傳記中統計的日本入唐留學生就有18人之多。"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真備、阿倍仲麿二人而已”。真備於《三史》、“五經”、陰陽曆算、天文數術鹹能通曉，在天平七年（唐開元二十三年，即公元 735年）四月二十六日歸國，攜回《唐禮》 130卷，《大衍曆經》一卷。阿倍仲麿於“靈龜二年，選為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學問”。學成後在唐朝做官，擔任過秘書監兼衛尉卿等要職，在回國探親時，也曾把唐代文化帶回日本去。他在唐朝留學和做官的幾十年間，同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等人,交誼很深,常有詩贈和。阿倍仲麿(又名晁衡)在大曆五年 (770)卒於長安。為了紀念這位日本入唐留學生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人民友好的獻身精神，在西安和日本奈良(阿倍仲麿的故鄉)分別建立了紀念碑。可見,中央官學在納育外國留學生、促進中國與亞洲諸國的文化交流和增進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友誼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中外教育史、文化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篇章。（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