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逝的花頭巾》[文學作品]

《飄逝的花頭巾》[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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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北京文學》1981年第六期,是中國當代作家陳建功的代表作品。描述了當代兩青年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及對事業、愛情、人生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沈萍——一個四川江邊小鎮上土生土長的姑娘,因為不認命,不認熊,發奮努力考上了北京S大學中文系。

基本信息

(圖)陳建功陳建功

刊於《北京文學》1981年第六期,是中國當代作家陳建功的代表作品。描述了當代兩青年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及對事業、愛情、人生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沈萍——一個四川江邊小鎮上土生土長的姑娘,因為不認命,不認熊,發奮努力考上了北京S大學中文系。

作者簡介

(圖)陳建功作品陳建功作品

陳建功,原籍廣西,1949年生。1968年高中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礦務局木城澗煤礦當井下採掘工人。1970年前後,曾因出身和喜愛讀書而挨整。1973年發表處女作,詩歌《歡送》,違背自己的真情實感,強顏歡笑。1977年底,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學習。新時期文學進入反思階段時,他的創作思想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79年在《花城》第2期發表小說《萱草的眼淚》,開始用自己的心靈寫作。以後又發表一系列小說《流水彎彎》、《京西有個騷達子》、《蓋棺》、《丹鳳眼》、《迷亂的星空》等。1980年加入中國作協北京分會,選為理事。1981年發表《飄逝的花頭巾》,獲該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2年加入中國作協,同年大學畢業,分配在北京市文聯從事業專業創作。出版小說集《迷人的星空》(1981)、《陳建功小說選》(1985),《鬈毛》(1986),《丹鳳眼》(1986)等。

內容概要 

(圖)陳建功陳建功

秦江曾是上層社會小圈子中的年輕人,十年動亂中隨父親同沉同浮。“文革”結束後,他整天和朋友們泡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康樂”吃喝玩樂、擺闊顯威。他被父親稱作“老奧”(奧勃洛摩夫),他則稱父親為“老布”(布爾什維克),百無聊賴中他從未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隨著時代的前進,他忽然感到一種被生活淘汰的恐慌。難以自拔的苦悶,使他終於下決心離開北京到重慶當了船員,想換個活法兒。但很快,他又感到厭倦了:機器的運轉聲碾人神經,多次地往返航行使人悶氣。他覺得自己很可能又會回到過去那種饜足而又空虛,富足而又無聊的生活中去。這時他在“紅星船”上碰到了一個姑娘——沈萍。在大霧中,她背靠著船舷的欄桿,嫻靜地看著,全神貫注,如處無人之境,她身材修長健美,眉清目秀,和樸素的裝束配在一起,十分吸引秦江。這姑娘有股子讓人嫉妒的傲氣和凌然超人的精神優勢,使秦江自慚形穢。中午時分,秦江看到她將一塊天藍色的尼龍頭巾系在船舷的主柱上,江風把頭巾抖開,上面印著兩隻火紅的鳳凰在飛舞。她揪住頭巾飄閃的一角,俯在欄桿上,凝視著煙霧未盡的遠方,眼中似有淚花。秦江問她這是在與誰“聯絡”,她回答說,媽媽就在江邊的那所小學校里教書,她把花頭巾系在那裡,是要讓媽媽看見,知道她在船上。秦江在與沈萍的交談中了解到,沈萍的母親是“右派”,父親早把她們母女二人甩了。推薦上大學,哪次也沒有她的份兒。可她就是不認熊,不認命,終於以國中畢業的學歷,考了個全地區第一名,被北京S大學中文系錄取了。

系在船舷的翻卷的花頭巾像是一面勝利的旗幟嘩嘩作響,給秦江巨大的震動。從這一天開始他向自己宣戰了,而且下決心也要考上S大學中文系,去見她!漸漸地,才華、毅力、激情,這些早已陌生的東西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一切對他又開始充滿了魅力。他的心底確確實實萌發了一種渴望,期待著有一天能自豪地站到那個向陷在生活泥潭裡的他投來第一根繩子的姑娘面前,在她驚異的目光中告訴她:“都是因為見到了你!..”經過努力,秦江終於考上了S大學中文系。在一次國慶聯歡會上,他見到了因為摸了一張寫有“儀表堂堂,風度翩翩,年少有為,前途無量”“未來的愛人”的字條,而情不自禁、臉頰飛紅的沈萍。幾天之後,他去找她,這個四川邊鎮上土生土長的姑娘正因為幾位同學結伴秋遊沒有叫上她而傷心落淚,她說她們看不起她,嫌她“土”,因為她既不是名門之後,也沒有什麼學術界的關係;既沒有聽過瑪祖卡和波爾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羅瓦。她為自己將來可能回到鄉下中學當“教書匠”而憤憤不平。她夢寐以求的,只是讓人刮目相看。她猛背《人名辭典》,桌上擺滿了《蕭邦》、《貝多芬》之類的書籍,學會了用現今最時髦的語氣詞截斷別人的談話,同時她想方設法拜見名流,以擠進“上層社會”。對此,秦江深感失望。他想:“難道她奮鬥了半天,是要鑽進那個小圈子裡去嗎?難道我奮鬥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個小圈子裡去嗎?那裡,是斷送一個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華和泥潭,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那裡掙扎出來的啊!”秦江決定找沈萍認真談談,但她以為這個“小人物”只是為了讓她這個“老朋友”引薦名人,她很抱歉,因為她正要去赴約會

當晚正值中國男排在世界盃預賽中戰勝南韓隊,校園一片歡騰,在遊行慶賀的隊伍中秦江流下了眼淚。他忽然發現,那么多過去只是對不平遭遇反抗的同學,現在已經在振興中華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奮鬥支點。而沈萍卻只會為了一個白眼,一次冷遇而不平,在為能徹底擺脫過去而奮鬥。秦江連夜給她寫了封長信,問她是不是感覺到了被人生濁流裹挾去的危險,並表達了自“紅星”輪相逢以來自己萌發的愛情。但沈萍已有了男朋友清華大學的學生,某學者的兒子,她認為秦江的勸說是出於嫉妒,假正經,而且故作多情。

秦江在與舊友的閒談中無意中了解到沈萍的男朋友原來是一個腳踩兩隻船,與沈萍耍著玩的混混兒。可悲的是她還不知道這些。她正得意著呢,又一次準備掛起她的花頭巾,卻沒想到,那航船正沖向礁石。秦江決定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沈萍,見了面舌頭卻打了捲兒。秦江打聽到她男朋友的地址,想當面回清,若真是那樣就毫不客氣教訓他一頓。他沒在家,秦江從他媽媽處了解到他後天就要飛美洲了。出於直覺,秦江意識到沈萍的悲劇也為期不遠了。當沈萍和他男朋友攜手歸來時,她絕不會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麼,她甚至不知道他後天就要走了。秦江只能用目光尾隨他們進入黑森森的樓門。幾滴雨點飄下來,秦江在樓前的馬路上徘徊,他看見他們所在的那個窗戶里的燈一下熄了,便不顧一切地向樓上跑去,中途又理智地收住了腳步,退下樓來。默對著那視窗,秦江不由地為沈萍、為她母親,也為自己感到心酸。他不知沈萍能否再回到“我們中間”。幾乎與此同時,秦江的小說《縴夫》獲得了優秀小說獎,成為令人矚目的青年作家。但他沒有參加授獎大會,也沒有戴著校徽、拿著獲獎證書,突然出現在父親面前,得意一番。

他的父親——這次與會的文藝界領導馬征遠同志並不知道自己十分器重、稱讚不已的這位有為青年就是自己原來的那個不肖兒子馬明。發生在沈萍身上的人生旅途悲劇促使秦江警醒、思考。人生的道路還很長,他決心堅定地去走自己的路。

作品鑑賞 

(圖)陳建功作品陳建功作品

小說《飄逝的花頭巾》描述了當代兩青年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及對事業、愛情、人生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沈萍——一個四川江邊小鎮上土生土長的姑娘,因為不認命,不認熊,發奮努力考上了北京S大學中文系。

在新的環境中,由於自己既不是名門之後,也沒有學術界的關係,將來很可能又回到鄉下去當教書匠而自輕自賤。為附庸風雅,她背“人名辭典”,讀藝術家傳記,拜見學者名流,甚至不惜以青春作賭注結交“名門之後”的男朋友,最終落入陷阱。她的虛榮心鼓動著她去“闖人生”,以鑽進“上層社會”的小圈子為榮。另一位青年秦江,原是個在北京上層社會長大的高幹子弟,十年動亂中隨父親的沉浮而沉浮,或得意或沮喪,從未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終於有一天,他感到被生活淘汰的恐慌,於是想換一種活法兒。

1976年,他到重慶當了船員。在一次航行中他碰見了沈萍。沈萍不屈服於命運安排的拼搏精神震動了他,鋒利的言辭刺激著他——“男子漢大丈夫,幹嗎那么熊?”這個熱烈又自負的姑娘,引起秦江的嫉妒、好奇,也促使他去思考人生。但當秦江也考上S大學後,他發現沈萍與他想像中的沈萍竟有很大的差別,那曾像一面勝利旗幟飛揚的花頭巾飄逝了。這部小說中描寫的人物不多,人物性格的創造卻頗具蘊味。作者不是簡單地進行正反對照、類比,而是將人物命運寓於個性塑造之中加以展示。作者採取倒敘的、對話式的方式,將兩個青年人的命運交叉寫來,遞層剝進,起伏跌宕,由此映現出人生道路的升降進退與坎坷多變。這兩個青年人的生命狀態始終處於一種莫名的錯位之中,並形成色調反差。起先,秦江是上流社會的“名門之後”,虛榮而膚淺;沈萍是下層鄉村普通的“小人物”。末了,秦江成了踏踏實實為民族振興奮鬥的“小人物”,沈萍卻正千方百計地往上流社會鑽擠,夢想成為“名門之媳”,留洋者的夫人。生活像個魔術師:當秦江陷在泥潭中不能自拔時,正是沈萍無意中向他投來了第一根繩子,並成為他奮鬥進取的激勵者;但後來,沈萍自己卻被人生濁流裹脅而去,又是秦江為之焦的痛心,極力告戒勸阻,為她敲響警鐘。秦江好不容易才掙脫了的生活圈子,卻又成了沈萍執意追逐的目標。這裡,正向的鼓舞和逆向的警策繞了一個圈子,拯救靈魂者曾幾何時成了被拯救者拯教的對象。作者展示的不是一幅簡單的社會圖畫,它為我們提供了更為深廣複雜的人生內涵:青年人如何在人生沉浮的大潮中把握自己,尋求價值所在。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矛盾比任何時候更為突出,在社會的名利場上,如何把握人生的真諦,怎樣的追求才是正當的、合理的,許多人為此感到困惑。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青年類型,試圖對這一人生課題作出解答,其主題發掘的意向是十分明顯的:虛榮心的膨脹能讓人墮落為無知,陷入自毀的可悲境地。而從舊生活中覺醒的青年,當他們意識到歷史賦予的責任,便會毅然拋棄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去追求真正充實的人生。作品的主旋律比較凝重,這與作者借秦江之口表達自己對當今某些青年人放棄理想、圖慕虛榮的擔憂有關。因此,秦江這個人物多少顯得有些理想化,其個性的轉變缺乏堅實的依據。同時作者過於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又使作品難免流於“問題小說”的模式。相比之下,沈萍的變化顯得更真實一些。寫作上,作者較善於運用象徵、對比等手法,某些細節描寫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那條花頭巾,原先飄揚在長江輪的船舷旁,之後出現在秦江美好的記憶中,再後來蒙在S大學沈萍床鋪的被垛上,其本身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再比如沈萍興沖衝去赴某公子的約會時,正是秦江參加校園遊行之時,均恰到好處地展示出當代青年的不同嚮往、追求和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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