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艷陽天》[小說]

基本信息

• 名稱：艷陽天
• 作者：河北省話劇團改編
• 類別：話劇
• 語種：漢語
•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 頁數：91
• 開本：19
• 出版時間：1973年
• 裝幀：平裝

《艷陽天》

《艷陽天》是一部取材於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作品。它以宏大的規模、細緻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的生活形態，展示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

作者簡介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廣，出版各類作品近八十種、超千萬字，是當代中國文壇最高產的作家。處女作是1956年冬發表的短篇小說《喜鵲登枝》。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艷陽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冊)、《蒼生》、《樂土》；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浮雲》等；中篇小說集《嫁不出去的傻丫頭》、《碧草岩上吹來的風》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 《杏花雨》等；兒童文學集《幼苗集》、《機靈鬼》等；《浩然文集》(2卷)，《浩然選集》(5卷)。

創作背景

1949年後，新政權很快實現了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掌控。先實行土改，農民們分到了土地，得到了實惠，農村有過幾年安定發展的日子。大約從1955年毛澤東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開始，農村安定的日子結束了。已獲得的利益逐步被收回。隨著農業合作社由小社到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農業合作化問題，已不單純是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是在強烈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大轉換。 中國農村社會幾千年來的鄉村自治制度徹底結束了，新的執政者以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即集體化國有化，兩手都硬的強大手段，佐以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打倒他們認為是反對派的敵人。從而把有數億農民的農村，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為所欲為了。

中國農民從此失去了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先是以入社方式，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再以集體生產的方式使農民們失去了土地使用權。隨著耕牛農具的入社，農民們就再沒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去了勞動所得的支配權！具體的說吧，農民們一年辛勞生產出的糧食，已不再為農民自己所有，農業社時期，只能以工分形式向社隊領取；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特別是實行公共食堂制之後，又收去了微薄的自留地，數億農民就家家無糧了！這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現實！幾億農民命懸食堂，食堂今天給一斤，勉強夠吃；明天發半斤或二、三兩，就餓得你歪歪倒；後天食堂關門了，你只有被餓死一途了。就這樣各級領導還在根據虛報數字催交餘糧，為完成任務，不惜挖地三尺，刮盡地皮！心狠歹毒的如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之流，居然下令家家戶戶不準生火冒煙，不準上訪，不準逃荒！還村村路口派民兵把守，見逃荒者就逮！以至小小的僅二百萬人口的地區，就餓死了一百萬人！這就是當時農村活生生的現實，也是人類史上亘古未有的大慘案！

三年餓死三千多萬人的慘烈現實卻沒有一部作品反映，相反的大量發表的出版的全都是對農業合作化和這個逼死餓死人制度推行者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弄虛作假粉飾現實的文學作品，包括浩然《艷陽天》。

內容概要

《艷陽天》[小說]

小說以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為背景，透過一個農業社在麥收過程中的生活故事，展現了農村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小說雖然卷帙浩繁，但全部故事主線，都壓縮在麥收那十幾天的時間內，整個情節的發展，是單純的、明朗的。在小說中，以東山塢黨支部書記蕭長春和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分子以及廣大貧下中農為一方，以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馬之悅、地主馬小辮等少數壞人和暫時受他們操縱的幾個富裕中農為另一方，圍繞著土地分紅、鬧糧、城鄉資本主義勢力串連、搶倉、退社等一系列事件，展開了旗幟鮮明的兩軍對壘，通過每一次的較量，社會主義力量都粉碎了對方的進攻，鞏固了自己的陣地。

1957年初夏，京郊東山塢農業社迎來了合作化以來第一個小麥豐收年。看到田裡長勢喜人的麥子，社裡的彎彎繞、馬大炮等一夥中農心裡打起了算盤。為了多分麥子，他們提出了“土地分紅”——把入社時各家土地的多少也作為分麥子的條件，因為入社的時候他們土地多。

合作社副主任馬之悅是個階級異己分子。他隱瞞解放前曾經出賣革命幹部的歷史鑽入黨內，解放後又勾結城裡的范占山和本村的瘸老五私自販賣糧食。為了謀取私利，他和彎彎繞一夥人站在一起，出謀劃策，煽風點火。團支部書記焦淑紅看這些人私心重、想走回頭路，十分著急。這時合作社黨支部書記兼社主任蕭長春正帶民工在水利工地勞動。

馬之悅為了獨攬大權、隨心所欲地分麥子，寫信給蕭長春，說家裡形勢一片大好，讓他麥收之後再回來。而焦淑紅則擔心馬之悅一夥的陰謀得逞、國家受損失、貧下中農受剝削，寫信要蕭長春快回東山塢。蕭長春接到兩封互相矛盾的信，急忙趕回來。他是貧僱農家庭出身，10年前就參加民兵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作鬥爭，並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復員後他主動要求回家鄉參加農村建設，當了東山塢的民兵排長。他一心撲在工作上，3年前死了媳婦也不續娶。去年秋天一場冰雹把農業社的莊稼砸個精光，當時的農業社黨支部書記馬之悅私自拿上級撥下的生產自救款跑買賣，賠了本，自己跑到北京躲了起來，一隊隊長馬連福要解散合作社，帶人進城打短工。在這種情況下蕭長春勇敢地站出來，和合作社副主任韓百仲一起領導大家打柴、燒窯、種秋菜、種秋麥，度過了難關。秋後整黨馬之悅被黨內撤職，蕭長春當了黨支部書記兼社主任。

出版過程

《艷陽天》[小說]

《艷陽天》差點被埋沒

長篇小說《艷陽天》在“文革”時幾乎家喻戶曉，但它的出版卻有一些小波折，讓當年創作勢頭正旺的浩然碰到一點小挫折。 1998年11月27日，浩然在三河寓所談了這段出書的經歷，後來因為諸多原因，作者沒有引用到《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一文中。現在根據當時採訪筆記，引述如下。

60年代初，作者已經寫了很多作品，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到《紅旗》雜誌社當編輯。當時不少作家都在西山八大處寫書，如張長弓、楊沫、劉知俠等，楊嘯就在寫《紅雨》。

在八大處寫完《艷陽天》初稿，就給出版社打電話，請他們來看看。當時他們經常上山來看東西，譬如看李準、徐懷中的作品。而他們這次就不同，說你送來吧，不願來取。作者就利用一次下山進城的機會，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瑞芳的愛人嚴勵是上影廠的編劇，想改短篇《朝霞紅似火》，就讓作者去上海參與改編。在上海期間忽然接到《收穫》以群的一封信，說《收穫》要恢復，人文社把《艷陽天》書稿給他了。作者知道了很惱火，人文社的人沒有看書稿，就把它推給《收穫》，他們就認為作者沒有生活，寫不出好稿子。這部書稿別人看過，任彥芳幾人看過都叫好，而出版社的人就沒有看稿。

以群喜歡《艷陽天》，他要把陳登科的《風雷》臨時撤掉，換上《艷陽天》，希望作者抓緊時間改改。當時上海文藝出版社要跟北京的人文社合併，成為人文社的分社。我就趁此機會給上海文藝出版社寫信，要把書稿給分社。過幾天人文社專門來了一個人，到上海找作者，說北京重視《艷陽天》，要出。

回北京時，出版社還去機場接作者，到家中看作者，作者很冷淡。當時有話傳到作者的工作單位《紅旗》，都是出版社說的，說作者去了一趟上海學壞了，竟敢對編輯說要撤回稿子。出版社要我下去參加“四清”，作者仗著年輕氣盛，不去，就請假到西山改《艷陽天》。跟人文社鬧了那么一場，出書不易。最近作者遇見浩然口述中提到的老詩人任彥芳，他也證實當年《艷陽天》原稿確是壓在一堆書稿的下面，編輯都沒有看過。在長影廠任編劇的任彥芳執意要把書稿借回去閱讀，從一大堆書稿下面費力地搬出來。任彥芳回憶說，看完後還給編輯時，對稿子讚不絕口。

評價

《艷陽天》[小說]

作為小說，它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那環境和思潮的，如果有局限和有扭曲，這帳主要應算在那時代上。小說的語言很成生動，如果你生在北方農村，一定會感到非常親切，帶有濃濃的泥土香！小說懸念叢生，環環緊扣，人物形象也很鮮明，讓你不忍卒讀，非一口氣讀完不可。

《艷陽天》是一部描述農民的長篇小說，裡面涉及到農民的為過上好日子的翻身行為，所講述的就是在那個時候中國農村的形式，不過讓我們現在的小青年看的話，會覺得裡邊有些人物傻傻的，譬如說裡邊焦淑紅對那個男人的暗戀，非常有意思。

好萊塢與文革電影的相似性

你看看現在的中國影片，很少去根據情節的需要，編配電影裡的宏亮、激昂的音樂，可以說，音樂在中國電影裡，已經失去了烘托劇情的作用，現在的中國電影一般情況下，由於表現的是瑣碎的人生與陰影的心態，根本不屑於用音樂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因為這些陰暗的內心，實在無法用音樂去予以展現。但在《艷陽天》中，由於它表現的是一種一目了然的英雄主義的超脫的頌歌，它的音樂節奏與人物的主導方向，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匹配程度。在《艷陽天》中，比如小石頭上山，地主分子馬小辮緊跟在後，加以殺害的場景，電影鏡頭在小石頭與馬小辮之間交替切換，而音樂也隨著鏡頭，時而呈現出孩子般的歡快，時頁又轉為負面角色的陰霾怪調，這種最簡單化的對人物的心理烘托背景音樂，在好萊塢電影裡是最常見的音樂形式。我們屢屢震驚於好萊塢以德沃夏克式的雄壯、神聖的交響樂，盪氣迴腸地傳遞出人物的內心訴求及情節波瀾，從而感受到由電影與音樂的極佳匹配而達到的重度煽情效果。

所以，文革電影裡的對英雄主義的煽情風格，恰恰是好萊塢電影裡英雄塑造中仍然加以使用的規範式風格。

從《艷陽天》中看文革的暴力動機

戰爭有一種慣性衝動，你要停止戰車的時候，戰爭的巨輪仍是控制不住地欲繼續向前。《兄弟連》中表現戰爭結束後，士兵們仍一種破壞衝動，所以電視劇里表現了士兵們必須進行休整。中越戰爭結束後，士兵們並沒有立即解散，而是集中進行整訓，以讓他們重新回到和平時代。這種戰爭的慣性，就相當於股市中下落的股票，那種破壞性的衝動，在股市里一般用“下落的刀口上舔血”來形容。

解放戰爭結束後，但那種戰爭的慣性並不可能剎那間截止，這種餘波可能一直波及到文革的產生。

在《艷陽天》中，我們看到裡面的每一個人物的歷史淵源背景都牽涉到解放前的時間段里。影片中人的人物行為，早就在1949年的鬥爭狀態下就已經規範與歸類好了。影片中有一段回憶情節，就是現在的肖長春與馬連福之間發生是堅持“階級鬥爭還是和平過渡”的矛盾爭執時，肖長春啟發馬連福重溫過去是如何被地主馬小辮迫害毆打的。這裡電影藉助於歷史的仇恨情結，為主人公和平時期的鬥爭動機注入理由。

《艷陽天》里的經濟論爭轉化為簡單的道德爭論

《艷陽天》里揭示出的經濟論爭，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其探討的意義。

《艷陽天》的經濟論題，實際上就是資本的價值與意義。電影一開始的時候，就把這個論爭捧到了觀眾面前。以馬連福為首的一幫人，在對待分紅問題上，堅持以“土地分紅”，而肖長春則認為應該按照以勞力分紅。

“土地分紅”就是憑藉生產資料，也就是資本占有的多少，來決定勞動成果的分配，而“勞動力分紅”則以勞力的多少來決定分配結果。這一討論問題的關鍵就是資本，就是是資本是否是決定勞動增值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今天我們顯然認同了資本的決定權利，承認了個人對資本的占有所帶來的財富的增加（股份制是其典型）。而在《艷陽天》的體系里，這種資本占據越多，分紅越多的理論，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對剝削的批判。

《艷陽天》中的人情味

從《艷陽天》里可以看出，表現了很多的感情戲。這裡有肖長春對貧困農民的關愛，這裡有那個烈屬大娘在小石頭失蹤之後的發自肺腑的慰問（對同是失去親人的這個共同點的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表現，幾乎達到了一種催人淚下的動人地步），甚至肖長春對一隻剛剛出生的小馬駒也體現出了一種超越人道的關懷，這是今天飼養寵物者可能感受不到的把關愛動物與推進事業結合起來的一種全新的獨特的情感。而肖家三代人即三個男性之間（注意，這三代人都是那一代的唯一一個男人，沒有女人的出現與襯托）的相互依存關係，也在電影裡通過最末一代小孫子的失蹤，而把中國人性深處的最豐厚的情感給擷取出來，展現人性情感的衝突與互動，使電影充滿著一種強烈的人情味。

焦淑紅的形象作用大為弱化。但是，她在影片裡的出現，幾乎是以一種母性的作用，暗中滋潤著影片裡的男性世界。浩然的文學裡，是文革出版的作品中，對愛情描寫最為深情的一個。《艷陽天》就不用說了，它畢竟寫作在文革前，雖然小說里對愛情關係採取了最削弱情慾基礎的革命化，把肖長春與焦淑紅的關係定位在革命同志這一個高度上，但字裡行間，仍通過浩然爽心悅目的白描描寫，勾勒出那種互相救世般的動人愛情。的確是如此，最純美的愛情，是對雙方當事人的思想、人格與精神上的拯救。肖長春以一個高大的頂天立地的男人形象，無疑吸引著女人的愛的傾斜。

影響

《艷陽天》[小說]

香港《亞洲周刊》評出20世紀全球百部華文小說，從魯迅的《吶喊》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令絕大多數讀者能夠接受。然而，浩然的《艷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來的年輕人》是入選的文革期間僅有的兩部小說。有圈內人士認為，《艷陽天》的入選，將再度燃起對其爭議的硝煙。

一位同樣當選的作家認為，他對其他作品的當選都能接受，而對《艷陽天》的入選卻感到不可思議。

據悉，《艷陽天》當選的理由是寫當時土地革命，刻畫人物入木三分，與後面的《金光大道》有本質的區別。以來文學界對浩然的爭議從未間斷過。幾年前，浩然的《金光大道》的再版發行，也曾掀起一場爭議的大波。1998年9月20日，浩然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迄今為止，他從未為以前的作品感到後悔。相反，他感到驕傲。他最喜歡《金光大道》。他認為，他在文革中是有貢獻的，他正在寫一部《文革回憶錄》。一位叫焦國標的作者在1998年《文學自由談》中發表了《你應該寫的是懺悔錄》一文。躍農認為浩然是大言不慚。一些當代作家也對浩然持批判態度。著名作家草明認為，浩然是得意的知識分子，那時太囂張了。然而，據悉，當前《艷陽天》、《金光大道》等的銷路不錯，許多讀者願意接受浩然。

鑑賞

《艷陽天》[小說]

這是一部取材於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作品。它以宏大的規模、細緻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的生活形態，展示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既為認識歷史提供了一個珍貴的標本，又可從中感受到藝術的魅力。作品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它特殊的結構和人物群像的塑造。小說採用的是縱橫交錯的結構方式。就故事的基本線索而言，它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東山塢農業合作社麥收時節十餘天時間裡發生的故事：麥收前，蕭長春回村和馬之悅、彎彎繞等人鬥爭，否定土地分紅，制定出分配方案→準備麥收，馬之悅等人不甘心失敗，蕭長春調整領導班子，鬥爭日趨尖銳→麥收開始，階級敵人蓄意破壞，殺人、搶倉、拉牲口，蕭長春領導貧下中農繼續鬥爭，取得最後勝利。但在敘述過程中，作家自覺向橫的方向擴展，描寫同一時間裡不同人物在不同地點的活動。小說第一卷的第2章至第32章，近30萬字，寫的只是從蕭長春回東山塢那天夜裡到第二天晚上約24小時裡發生的事情：就在蕭長春忙於了解情況、召開幹部會、去鄉里請示王書記的同時，馬立本受馬之悅指使四處活動，彎彎繞等人叫喊餓死人了、去會場鬧事、倒賣糧食，焦淑紅等青年人在河邊種果樹，焦二菊、焦振茂等社員去看麥子，五嬸和馬老四、啞巴等人一心一意看管社裡的菜園、牲口、羊群，等等。小說第二、第三卷也採用同樣的寫法，第106至110章敘述的故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種縱橫交錯的結構極大地擴大了小說的容量，使那個時代的農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現。許多人物出場的時候，作者還對他們的出身、經歷作詳細交代，這樣就使小說的內容更加豐富。

人物形象

《艷陽天》[小說]

在展示農村社會生活畫面的同時，小說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個個呼之欲出。同樣是堅持原則、黨性強的領導幹部，蕭長春智慧、有謀略，韓百仲直率、固執；同樣是利慾薰心的投機家，馬之悅陰險、奸詐、世故，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實際而又膽怯；同是自私自利的中農，彎彎繞圓滑、精明，馬大炮頭腦簡單，莽撞；同樣是安份守己的中農，焦振茂又認真又古板，事事按政策條文辦，而韓百安又膽小又懦弱。

即使是落後分子孫桂英，也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虛榮、聰明，而又帶著一點天真和無賴氣。因為名聲不好，她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誰都積極，處處逞英雄。小說主要是通過人物不同的思想觀念、心理活動和行為方式來塑造其性格，同時對人物語言的描寫也生動而富於個性化。彎彎繞放雞吃社裡的麥子受到批評，大伙兒問他為什麼罵農業社，他無言以對，便一跺腳：“只當我放屁了。”一句話就表現出了他的無賴與狡猾。孫桂英在識破馬鳳蘭的險惡用心之後趕馬鳳蘭出門，說：“閒話少說，你就快走吧！我生氣，氣死了。你一輩子也別理我！咱們是雲南的老虎，蒙古的駱駝，誰也不認識誰！”這種語言體現出了她的潑辣與機敏。下大雨的時候老烈屬王老頭也來幫助搶麥子，社員勸阻他，他說：“添個蛤蟆還四兩力哪，二爺我咋也比一個蛤蟆強啊！”一句話道出了老人的固執、熱心與風趣。

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小說還揭示了中國農民的傳統心理特徵與價值觀念。蕭老大因為兒子蕭長春挨了馬連福的罵，就給馬連福的父親馬老四臉色看，雖然馬老四早就與兒子分家而另過。這體現的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子不教，父之過。王世忠來他家吃飯，因為拿不出好飯菜來招待，他便覺得沒有臉見人。這體現的是農民式的自尊與熱情。中農戶馬連升生活富裕，目空一切，但想起自己膝下無子，又悶悶不樂。這實際是傳統的倫理觀念在起作用。由於作家熟悉農村、熟悉農民，對農村生活作了真實生動的描繪，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階級的農民形象，因此作品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寫作特點

《艷陽天》是最能顯示浩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它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後發生的一系列矛盾衝突，勾勒出農業合作化時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畫卷，精細地刻畫了農村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熱情地歌頌了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新生力量。

小說的情節曲折豐富，結構完整緊湊，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語言樸素曉暢，顯示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小說自然帶有不可避免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貴的是《艷陽天》里塑造了眾多可信可愛的貧苦農民的形象和真實生動的落後農民的形象，更為可貴的是，浩然通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達了社會主義永遠是 “艷陽天”的堅定信念。不論是描寫、敘事還是抒情，對社會主義的讚美都由衷地流諸筆端，全書自始至終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精神。

艷陽天是新中國前十七年文學的壓卷之作，也是浩然文革前的巔峰之作。文革中唯一行世的多卷本長篇，在幫文化天下唯此能獨樹一幟。

藝術構造

作品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它特殊的結構和人物群像的塑造。

小說採用的是縱橫交錯的結構方式。就故事的基本線索而言，它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東山塢農業合作社麥收時節十餘天時間裡發生的故事：麥收前，蕭長春回村和馬之悅、彎彎繞等人鬥爭，否定土地分紅，制定出分配方案→準備麥收，馬之悅等人不甘心失敗，蕭長春調整領導班子，鬥爭日趨尖銳→麥收開始，階級敵人蓄意破壞，殺人、搶倉、拉牲口，蕭長春領導貧下中農繼續鬥爭，取得最後勝利。但在敘述過程中，作家自覺向橫的方向擴展，描寫同一時間裡不同人物在不同地點的活動。

小說第一卷的第2章至第32章，近30萬字，寫的只是從蕭長春回東山塢那天夜裡到第二天晚上約24小時裡發生的事情：就在蕭長春忙於了解情況、召開幹部會、去鄉里請示王書記的同時，馬立本受馬之悅指使四處活動，彎彎繞等人叫喊餓死人了、去會場鬧事、倒賣糧食，焦淑紅等青年人在河邊種果樹，焦二菊、焦振茂等社員去看麥子，五嬸和馬老四、啞巴等人一心一意看管社裡的菜園、牲口、羊群，等等。小說第二、第三卷也採用同樣的寫法，第106至110章敘述的故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種縱橫交錯的結構極大地擴大了小說的容量，使那個時代的農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現。許多人物出場的時候，作者還對他們的出身、經歷作詳細交代，這樣就使小說的內容更加豐富。在展示農村社會生活畫面的同時，小說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個個呼之欲出。同樣是堅持原則、黨性強的領導幹部，蕭長春智慧、有謀略，韓百仲直率、固執；同樣是利慾薰心的投機家，馬之悅陰險、奸詐、世故，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實際而又膽怯；同是自私自利的中農，彎彎繞圓滑、精明，馬大炮頭腦簡單，莽撞；同樣是安份守己的中農，焦振茂又認真又古板，事事按政策條文辦，而韓百安又膽小又懦弱。即使是落後分子孫桂英，也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虛榮、聰明，而又帶著一點天真和無賴氣。因為名聲不好，她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誰都積極，處處逞英雄。

小說主要是通過人物不同的思想觀念、心理活動和行為方式來塑造其性格，同時對人物語言的描寫也生動而富於個性化。彎彎繞放雞吃社裡的麥子受到批評，大伙兒問他為什麼罵農業社，他無言以對，便一跺腳：“只當我放屁了。”一句話就表現出了他的無賴與狡猾。孫桂英在識破馬鳳蘭的險惡用心之後趕馬鳳蘭出門，說：“閒話少說，你就快走吧！我生氣，氣死了。你一輩子也別理我！咱們是雲南的老虎，蒙古的駱駝，誰也不認識誰！”這種語言體現出了她的潑辣與機敏。下大雨的時候老烈屬王老頭也來幫助搶麥子，社員勸阻他，他說：“添個蛤蟆還四兩力哪，二爺我咋也比一個蛤蟆強啊！”一句話道出了老人的固執、熱心與風趣。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小說還揭示了中國農民的傳統心理特徵與價值觀念。蕭老大因為兒子蕭長春挨了馬連福的罵，就給馬連福的父親馬老四臉色看，雖然馬老四早就與兒子分家而另過。這體現的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子不教，父之過。王世忠來他家吃飯，因為拿不出好飯菜來招待，他便覺得沒有臉見人。這體現的是農民式的自尊與熱情。中農戶馬連升生活富裕，目空一切，但想起自己膝下無子，又悶悶不樂。這實際是傳統的倫理觀念在起作用。由於作家熟悉農村、熟悉農民，對農村生活作了真實生動的描繪，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階級的農民形象，因此作品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評論

1994年，葉嘉瑩先生在《<艷陽天>重版感言》中說：“我在古典詩歌的評賞中，常常讚美一些傑出的作者，說他們乃是用他們的生命來寫作他們的詩篇的，他們乃是用他們的生活來實踐他們的詩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種品質的作品，就必然會在具有真誠善感之心的讀者中，獲得一種超越於外表所寫之情事的局限以外之感發的共鳴。我認為浩然先生的《艷陽天》之所以能戰勝了我由於不同之生長背景，與不同之思想意識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也就由於浩然先生的這一部小說，也同樣具含了此一種品質的緣故。”是的，浩然的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寫出來的作品，不會就此泯滅無聞的。我相信，它們所包含的價值和力量，是那些粗俗、低劣、穢褻的“先鋒小說”和虛假的“高峰之作”無法比及的。

而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浩然雖然因為急於表現自己的政治態度，常常選擇過於急切和直白的評價性敘述方式，但是，他繼承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白描”經驗，能夠寥寥幾筆，就將人物的心理和特定的氛圍，寫得傳神、真切。這一點，是那些自大而傲慢的“先鋒”小說家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例如，第四十五章寫馬立本對焦淑紅單相思的心理活動，就寫得細緻、委婉，寫出了墜入愛河的人常有的那種一廂情願的心態。

在1965年出版的《艷陽天》的後記中，浩然寫道：“我要永遠往高攀登，堅決做一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又紅又專的文藝戰士”。小說《艷陽天》及他的寫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並在文藝極度蕭條時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製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在天橋劇場、釣魚台、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

《艷陽天》這部作品在‘萬花紛謝一時稀’的年代裡能夠一枝獨秀決不是偶然的幸運，而是它能夠直接圖解出一幅農村階級鬥爭的圖像：作者用‘兩軍對陣’的二元對立的模式，寫出了一個合作社在麥收以前的15天裡發生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敵人’的一方，不但黨內外相勾結，而且與城市裡的右派掛起鉤來；不但思想路線上有分歧，而且還殺人鬧事，蕭長春之流就在這樣虛構的”戰爭“中成了風口浪尖的英雄人物。這樣的生活圖像，戲劇性當然很強，但究竟是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的精神面貌，還是為了圖解錯誤的政治口號而歪曲了生活真實，在經過了慘痛教訓以後的今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