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傳全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
《譚嗣同傳》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並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為學堂教習，召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後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後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康熙、乾隆、鹹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鹹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
“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
‘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故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鏇升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鏇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
《譚嗣同傳》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捨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 《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為一，能衍一法為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 《遠遺堂集外文》一卷，《札記》一卷， 《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壹壷台短書》一卷， 《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四卷， 《劍經衍葛》一卷， 《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 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乃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輯之，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為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捨身以救眾生。佛說：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為世界也，為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 《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 《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譚嗣同與佛教
中國歷史，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 ，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套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於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於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於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餘，而能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捨。”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築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梁啓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 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衝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么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啓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