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西望長安》《西望長安》是老舍根據現實案例創作的。故事的原型是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公安部曾破獲一起轟動全國的特大詐欺案。詐欺犯李萬銘即是劇中人物栗晚成的原型。而那些麻痹大意的官僚，也是當時確實存在的。對比這次案件的經過和《西望長安》的劇情，會發現，老舍不但沒有為追求諷刺效果而做出藝術性的“誇大”，反而在真實案例的基礎上“減弱”或是“含蓄”了不少情節。比如在描寫栗晚成的騙術上，根據雷皓的回憶。李萬銘的騙術是相當拙劣的，“他在武漢市冒充志願軍戰鬥英雄，在機關、學校到處作報告，由於沒有鑲紅線的志願軍軍褲，就用紅鉛筆在綠褲上畫一條紅線；沒有勳章、獎章，就把當時蘇聯畫報上刊登的勳章獎狀畫面剪下來，包上一層玻璃紙，縫在上衣上；李本人有嚴
《西望長安》重的口吃病，竟說成是在朝鮮戰場上被美方毒氣熏的……”這些是連孩子都騙不了伎倆，我們的幹部竟然沒有看穿，甚至把他當成戰鬥英雄尊崇，使其在官場暢通無阻，官運亨通。這本身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從藝術上講，騙術越是拙劣對官僚的諷刺效果越強烈。但是，老舍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卻採取了“減弱”或是“含蓄”的策略。劇中栗晚成先是偽造檔案，混入“陝西省幹部農業培訓班”，後又巧騙志願軍番號，偽造調令，進入中南區林業部。在這些行騙過程中，他不但盜出真正的志願軍紀念品，而且還能靠拉攏關係騙得各地方機關甚至軍事機關的信封信紙，雖然栗晚成的騙術也不很高明，但比起原型李萬銘確是高明了不少。在老舍筆下，騙子栗晚成被寫成一個善於拉關係，能鑽小空子的國民黨三青團團員，我們的幹部領導被這樣一個狡猾的敵人所騙也就在所難免，原本強烈的諷刺效果也就大為減弱了。
在批評我們幹部的缺點方面：栗晚成一無證件，二無證人，僅靠自我宣傳就當上了英雄；如若不是這些幹部集體麻痹大意，官僚主義，是不可能讓這種騙子混進領導機關的。騙子騙術如此拙劣，而受騙幹部竟都分辨不出，為什麼呢？事實本身就帶有很強的諷刺意味，如果稍加誇張，稍微深入，劇本的諷刺效果就會十分強烈，戲劇會更加耐人尋味。而老舍這個諷刺大師不但沒有誇大幹部們這種不辨是非，昏庸無能的品行，反而替這些幹部遮羞掩飾，僅僅把受騙說成熱情簡單，僅僅把錯誤歸結為馬虎大意。這種“把十分缺點說成三分”的寫法顯然不是諷刺劇中所要的“誇大”，而接近於老舍更為擅長的“在語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盡到諷刺的責任”的“幽默”手法了。
寫作背景
老舍共和國建國後的老舍不僅擁有作家身分，而且還擁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身份。老舍的政治熱情也一直十分高漲，創作出大量作品歌頌社會主義。劇本發表於被稱為1956年，是我國在各個方面取得成就的一年，無論社會主義工業建設還是文藝建設都呈現出良好的態勢，整個社會欣欣向榮。老舍從心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對我們的幹部是認可的，讚賞的，尊敬的。即便是對那些犯了錯誤的幹部，老舍也有這樣一個基本認識：“那些受騙的幹部並不是壞人……我們的幹部基本上是忠實可靠的。”帶著這種感情，老舍儘量不讓這些幹部站在被諷刺的位置上，不把他們當作諷刺的對象。據回憶，老舍在創作《西望長安》之初曾有這樣的構思，他說：“我在反覆閱讀了李萬銘的案卷後，已初步構思了劇本的梗概。特別是最後一幕，是法院公開庭審，要所有被他直接欺騙的有關人物都出場作證，從而起到諷刺官僚主義、教育民眾的積極作用。”假如老舍按照這個構思去創作，可以構想在第五幕中出現的場面：公審開始，各級各地幹部紛紛出庭作證，站在大庭廣眾之下交待自己麻痹大意，上當受騙，錯把騙子當英雄的事實。在眾目睽睽之下撕下官員幹部的華麗外衣，接受人民的嘲諷……這種諷刺是無情的，其藝術效果應該是更強烈的。但是在戲劇公演時，觀眾沒有見到這樣的場景，老舍僅僅安排了一個小的雞尾酒會，讓這些幹部接受唐處長的批評，並沒有出現那種萬民公審，集體出醜的情形，置換為了一個小小的內部批評，就把這些幹部們的缺點給遮掩了。顯然，老舍手下留情了。對此，老舍有他自己的解釋。在《有關〈西望長安〉的兩封信》中老舍寫道：“假若我為寫得痛快淋漓，把劇中的那些幹部描寫成壞蛋，極其愚蠢可笑，並且可增，我便是昧著良心說話——我的確知道我們的幹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在某些地方有缺點，犯些錯誤。我只能諷刺這些缺點，而不能一筆抹殺他們的好處”。正是由於這種“寬大處理”，《西望長安》的諷刺效果大為減弱，相反，它的幽默效果卻得到了增強。試看劇中平亦奇、楊柱國、林樹桐、馬昭、鐵剛這些麻痹大意的幹部，大都樂於助人，和藹可親；即便是馬虎大意犯了錯，也讓人覺得可以原諒，再加上這些人說話風趣幽默，整齣戲劇始終讓人平靜的發笑。這正是老舍所說的：“其實那都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的，用不著鬧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會饒恕壞人壞事，同時他的心地是寬大爽朗，會體諒人的。”老舍“寬大為懷”是善意的，“不疼不癢”也是有根據的，但諷刺劇的特點、藝術規律卻被放棄了。
評價
《西望長安》並非作者所承認的“諷刺劇”而更像是一部“幽默劇”。無論是反面人物栗晚成言行的前後矛盾，還是官僚幹部們的麻痹大意，甚至正面人物唐石青的機警活潑，都和諧地統一在“幽默劇”所容納的範疇之中。這種輕鬆詼諧的氣氛和果戈理《欽差大臣》表現的辛辣的諷刺完全不同。是什麼造成了老舍這樣的藝術大師對“諷刺”和“幽默”混淆了呢？是老舍不明白這兩種手法的區別，還是不懂諷刺劇的藝術特點？
1956年1月公演《西望長安》後，老舍連續發表《有關〈西望長安〉的兩封信》（1956年2月）、《什麼是幽默》（1956年3月）和《談諷刺》（1956年7月）等幾篇文章，實際上就是對《西望長安》創作所作的解釋。通過這些文章，可以看到，老舍在對“諷刺”還是“幽默”的問題上認識得很透徹，絕不會出現混淆。而在談及為何《西望長安》會出現諷刺效果不強烈的緣由時，老舍把問題歸結為“才力和經驗都不夠”，但這只是老舍的謙辭。因為老舍是諷刺創作的高手，他不僅深諳諷刺藝術的特點，而且有過多次成功的創作實踐，如《貓城記》、《殘霧》及《開市大吉》等。
由諷刺劇變成幽默劇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外部環境不明朗是造成不敢放手去諷刺的原因。正如洪子誠在《1956——百花時代》一書中所提到的那樣：“在面對這種‘齊放’和‘爭鳴’的召喚時，他們（知識分子）的反應又是普遍性的謹慎和節制。”歷史學家翦伯贊也表明類似的心態：“他們還在猜測，這是真放還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後還收不收，方式手段還是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學術還是為了挖思想、整人，以及那些問題能爭鳴，那些問題不能爭鳴等等”。老舍也心存疑慮，不敢放手去寫。尤其是在《西望長安》這種題材上，老舍更是謹慎而節制的：“《欽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醜惡的，所以我們覺得諷刺的過癮。通過那些惡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制度。那個社會制度要不得，必須推翻。我能照那樣寫嗎？絕對不能！我擁護我們的新社會制度。”老舍顯然知道政治的規則。在是否擁護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上是什麼時候都不可以含糊的，諷刺劇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危險。
另一方面，老舍主動收斂自己的創作個性是造成諷刺劇變成幽默劇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老舍是一個敢于堅守創作個性的作家，即便是在30年代革命文學大潮澎湃之際，老舍也始終堅持創作個性，不趨炎附勢於文學主流。然而共和國期間，老舍的文藝觀卻有了重大變化。在《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一文中老舍寫道：“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不禁狂喜。在我之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里，沒有一篇這么明確地告訴過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能夠去服務的。”老舍在《講話》中找到了“新文藝生命”，這就是為新社會歌唱，為人民歌唱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確立這一方向，老舍是以犧牲創作個性為代價的。老舍曾經說過，“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誠然，這體現了老舍的政治熱情和為人民服務的願望，但這其中隱含的事實卻是老舍正在放棄創作個性，逐步成為一個政治化的作家。試看共和國建國後老舍創作的作品，《過新年》、《生產就業》、《別迷信》等藝術樣式大都有明確的宣傳目的，反映的問題都與人民民眾的實際生活有關，配合了黨和政府一時的某項具體工作。《西望長安》也不例外。劇本應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講話而創作，屬於“遵命”文學，其創作思想仍是“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願望貫穿整個劇本，把本應辛辣無情的諷刺劇寫成一部寬容含蓄的幽默劇就不足為奇了。
一個既不“敢”更不“願”諷刺社會主義幹部的老舍當然不會在《西望長安》中強化這種諷刺效果。我們只能看到一部幽默化了的諷刺劇。一部中國式的《欽差大臣》就此夭折。它所留下的，是深刻而苦澀的思索。
作者簡介
老舍老舍（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歲，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兒子叫舒乙,寫過《都市的精靈》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現名小楊家胡同）一個滿族城市貧民家庭。現代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被譽為“人民藝術家”。滿族正紅旗人，北京人，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巷戰中，老舍這一筆名最初在小說《老張的哲學》中使用，其它筆名還有絜青、絜予、非我、鴻來等。老舍是一代“語言大師”，有超強的語言寫作能力，尤其善用北京話，使作品據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強烈的生活氣息，形成一種通俗有詼諧幽默的獨特風格。
1913年考入北京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國小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國小，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1922年任南開中學國文教員。同年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小鈴兒》。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教學之餘，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並正式開始創作生涯。陸續發表《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三部描寫市民生活的諷刺長篇小說。自1925年起，陸續寫了3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對烏煙瘴氣的教育界做了生動的揭露；《趙子曰》的鞭撻鋒芒指向以新派自詡其實醉生夢死的青年學生；《二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國的北京人，諷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產的社會土壤里培植出來的“出窩兒老”的畸形心態——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語，俏皮的幽默筆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風情，通過閉塞守舊、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對於祖國命運的憂慮，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和思想視角。3部作品陸續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後，引起文壇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1929年夏，繞道歐、亞回國。在新加坡逗留期間，為當地高漲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創作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國，任濟南齊魯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並編輯《齊魯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個長篇《老張的哲學》問世，作品取材於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職時的經歷。小說揭露了北洋政府統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亂，在藝術上表現出幽默的藝術風格。
1934年夏到青島山東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1936年夏辭去教職，專事文學創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工作，任常務理事、總務組長，並組織出版會刊《抗戰文藝》。1946年3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留美寫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劇協和中國曲協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1966年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