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資料
《糖史》的寫作始於1981年，最終完成於1998年。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為國內編；第二編為國際編；第三編為結束語。約83萬餘字。這部近百萬字的《糖史》，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使季羨林在學術高峰上留下獨具特色的足跡。
《糖史》書名：《季羨林文集》第九卷：糖史
作者：季羨林
頁數：539
ＳＳ號：10853693
封面頁
書名頁
著作權頁
前言頁
本書目錄
《糖史》自序
第一編 國內編
《糖史》（一）自序
引言
第一章飴？餳餹
第三章石蜜
第四章蔗糖的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
第五章唐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術（６１８－－９０７年）
附關於唐代製糖法的一點小考證
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霜術（遼金附）（９６０－－１２７９ 年）
第七章元代的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１２０６－－１３６８年）
第八章明代的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
第九章白糖問題
第十章清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術（１６１６－－１９１１年）
附錄一清代糖史部分資料索引［楊寶霖］編
附錄頁 ...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從糖這種人人日常所用而又微不足道的東西的發展中，向世人揭示出一部十分具體、生動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用數年時間，翻閱了自周秦以來浩如煙海的中外群籍，從“糖”字的演變到甘蔗種植、製糖業的發展，引用了大量例證，用以說明：文化交流而使科技得以發展，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進步，這是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
《糖史》用大量事實考證出一千多年來糖和製糖術在世界交流的軌跡。《糖史》證明是印度最早製造出了紫砂糖，傳到中國。後來，中國提高了製糖術，將紫砂糖淨化為白糖，又返銷印度。到了明末，中國人製造出來的糖，顏色純白，接近今天的白糖，是當時世界上品質最好的糖，遠銷世界各國。由於季羨林《糖史》的問世，糖，這種最常見的食品，它的製造、發展、交流、流通的歷史便大白於天下。中國人對糖的製造、提高、傳播曾經作出過重大貢獻，也成為不爭的事實。但《糖史》並非一部純科學著作，它的主要價值在於，通過考證一千多年糖和製糖術在世界交流的軌跡，讓我們了解到人類的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寫作背景
季羨林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季羨林在德國學習梵文時就已經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在歐美許多語言中，"糖"這個詞，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語言也大同小異，不僅形式相仿，發音也相似，而且這些單詞都屬於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sarkara。這一現象說明歐美地區原本是沒有糖的，這一日用食品的原產地是印度。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寫《糖史》。真正讓他萌生寫一部《糖史》的念頭，則是在他得到了一張敦煌佛經殘卷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了正面寫著佛經，背面寫著印度造糖法的一張殘卷。幾經周折，這張殘卷被季羨林得到了。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可謂鳳毛麟角，乃無價之寶。但對季羨林來說，這更是一個學術上難啃的硬核桃。要知道，從伯希和算起，已經有數不清的中外學者試圖想啃開這個硬核桃，卻都沒有成功。最終，季羨林這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啃開了這個核桃。它講的是印度的甘蔗種類；造糖法與糖的種類；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與煞割令的區別；甘蔗釀酒；甘蔗種植法等。接著，文章又從這張敦煌卷子提供的線索，通過大量的考證，最後得出結論：中國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製糖技術也早就有所發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於是，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技術，取得經驗回來後，中國造的糖“色味愈西域遠甚”，意思就是在顏色和口味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度。這本是常見的現象，中國古語說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由“糖”的傳播而出現的文化交流現象，使季羨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感到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因為從糖的傳播過程中，不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軌跡，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還可以尋找到人類文化交流的軌跡。這就是季羨林研究“糖史”的發軔和濫觴。
此後，季羨林就開始注意蒐集有關“糖”傳播的資料，並且陸續寫了多篇有關“糖史”的文章，如《蔗糖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1983年）、《歐、美、非三洲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l987年）、《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1987年）、《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1987年）、《再談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兩年，如前文所述，季羨林天天跑圖書館，集中精力查閱中國古籍及國外有關資料，把其中有關“糖”的資料挑選出來，再進行分析研究，最後撰寫出了這部長達七十多萬字的《糖史》。
季羨林嘔心瀝血，冒著失明的危險寫成的《糖史》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部書規模宏大，內容翔實，寫作中採用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無徵不信"，讀之必定受益匪淺。雖然前人也寫過《糖史》，但真正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寫《糖史》的，唯季羨林一人而已。
寫作過程
季羨林先生白描和他發表的主要作品。新京報漫畫/趙斌季羨林寫《糖史》需要蒐集大量的資料，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觀點，必須註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季羨林決不敢有違。可是，季羨林所需的資料都在古書中，這些書現在尚未輸入電腦。他只能採用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為了寫《糖史》，他用了兩年時間，天天跑北大圖書館，查《四庫全書》，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詳細摘引出其中的寶貴資料。《糖史》雖不是一部純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嚴格意義上講的科學著作。這是因為季羨林在寫作中採用了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無徵不信”。季羨林為了求真，在浩如煙海的中外書籍中，爬羅剔抉，像大海撈針一樣地尋找證據。僅在《國內篇》中，他選來使用的資料，其出處就包括：正史、雜史、辭書、類書、科技書、農書、煉糖專著、本草和醫書，還包括僧傳及音義在內的佛典、敦煌卷子、方誌、筆記、中外遊記、地理著作、私人日記、各種雜著，還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閱讀量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季羨林寫道：“我拼搏了將近兩年，我沒做過詳細統計，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書，但估計恐怕要有幾十萬頁。”“幾十萬頁”是一個什麼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漢文書來說，一本四十萬字的書，大約五百頁左右，即使以讀了二十萬頁計算，季羨林為了寫《糖史》，在將近兩年中，也讀了四十萬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實際的閱讀量當然只會超過這個數字，而不會更少。他在回憶這段工作時寫道：
“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