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讀過的書》作者： （美）金格里奇 著，王今，徐國強 譯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 2008-4-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345
印刷時間：
開本： 16開
印次： 紙張：
I S B N ： 9787108026927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小說 >> 偵探/懸疑/推理
編輯推薦
作者簡介
歐文·金格里奇（1930～）是哈佛一史密森天文台榮退資深天文學家，哈佛大學天文學及科學史雙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學史系系主任、美國哲學協會副主席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美國委員會主席。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恆星光譜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16世紀宇宙學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專業論文和學術評論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尋與其他天文學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與克卜勒》（The Eye of Heaven：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金格里奇及其妻子米里亞姆生活在麻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們不僅是旅遊愛好者，而且是古書及貝類收藏家。
內容簡介
著名作家克斯特勒說過一句話“《天體運行論》是本無人讀過的書”，這促成了一項偉大的事業，歐文·金格里奇教授由最初的質疑一發而不可收拾，歷時三十佘年，行程數十萬英里，從墨爾本到莫斯科，從波士頓到北京，他經眼了近六百本現存的前兩版《天體運行論》，寫出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註普查》，並得到了很多新奇獨特、震撼人心的發現。本書所講述的就是該書成書背後的故事，作者數次提心弔膽地穿越冷戰邊界線，又數次捲入珍本書失竊案，他不斷地與歷史學家、藏書家、圖書館員、古書商、造假者、竊書賊，甚至聯邦調查局和國際刑警組織打交道。四處追蹤的收穫不僅使他成為近代天文學史的權威，而且使他與妻子成為古書鑑賞家與收藏家。本書既是一部關於長期坎坷的考察歷程的傳記文學，也是一部關於西方文獻學的懸念叢生的偵探小說。
目錄
譯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法庭上的一天
第二章 開始追蹤
第三章 追尋哥白尼的足跡
第四章 大齋節的椒鹽脆餅與本輪的傳說
第五章 傑出者的評註
第六章 真相大白的時刻
第七章 維蒂希的關聯
第八章 越大的書傳世越久
第九章 禁忌遊戲
第十章 宇宙的中心
第十一章 無形學院
第十二章 行星運勢
第十三章 “老於世故的”拷貝
第十四章 鐵幕前後
第十五章 印刷台上的《普查》
尾聲
附錄Ⅰ 從等分點到小本輪
附錄Ⅱ 《天體運行論》拷貝的現存位置
媒體評論
《無人讀過的書》閱讀的誘惑與刺激 楊小洲 新京報
《無人讀過的書》並非真就無人閱讀，從印製六百部這個數字來說，便知其受閱之廣泛決非一般。此中故事源於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夢遊者們》中的一句想當然：《天體運行論》是‘無人讀過的書’。
此話有人當真，引出哈佛天文學家歐文•金格里奇的好奇心，這位退休教授三十多年前在愛丁堡圖書館偶然發現一冊《天體運行論》批註本，興致高漲，趁著退休閒居，將晚年尚存的激情傾注到追尋《天體運行論》版本考據上，不僅為六百餘部《天體運行論》記錄圖書面貌、物理描述、傳承淵源和評註考釋，還將此匯集而成《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註普查》，隨後又將這幾十年對《天體運行論》的追蹤過程寫成《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一書，講述這個長達450年之久的謎團。
《天體運行論》最早出版於1543年，原書並沒有書名，此名為德意志印刷商所加。有趣的是這部珍貴的哥白尼早期印刷著作，竟有兩部珍藏在中國，金格里奇先生曾經抵京查閱這兩部1618年隨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帶來的圖書。此處不妨註明1453年古騰堡印刷術發明後，至17世紀，書籍的印刷與裝訂是兩種不同的職業範疇，印刷出來的散頁由個人分別延請裝訂匠人按不同要求製作成書，因此早期的同一版圖書則有不同的裝訂，每本皆然，可知每本書都是孤本。
僅此而言，《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的考察趣味，在記述大量天文學史上久已湮沒的故事時，用26萬字描繪追尋經歷，與閱讀偵探小說一樣在曲折情節里理出線索與頭緒，都是對讀者的誘惑與刺激。
書摘插圖
你能否確認你所說的都是事實，全部的事實，並且除了事實別無其他？”
我以前從未參加過帶有陪審團的庭審，更不用說坐在證人席上了。保守的宗教信仰令我在這種場合保持慎重，特別是對於誓言的宣誓。1984年8月開庭的那天，法官應允了聯邦調查局的要求，不但接受了我的宗教特質，而且答應所有證人都不必起誓，只要保證如實作答即可。被告曾經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被控在穿越州界時攜帶了價值超過5000美元的被竊財產——確切地說，那是一本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拷貝。
竊書案在法庭中非常少見。大多數竊書案是通過達成辯訴交易而解決的，即便在審判開始之前沒有解決的話，在起訴已經通過選定陪審團而昭示其嚴肅性之後，也就馬上得以解決了。然而，在這個案例中，被告的工作需要有一份安全驗證（securicy clearance），如果他接受了辯訴交易，那么他這個基本的社會標誌就會立即被剝奪。
我一直關注著華盛頓地方法院對陪審團成員的選擇，這個進程令我好奇而且越來越感到吃驚。到處都充滿了可疑，一位儀表堂堂的退休黑人警官草草地就被拒絕了，他長期在大陪審團的經歷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而一位國小圖書管理員也不在考慮之列。總之任何有可能了解此書價值的人都被排除了。很明顯，辯方希望陪審團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儘可能地低，這樣他們就會擁有最多的同情心。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使我幾乎陷入恐慌。辯方律師提議：證人應被隔離。我只是從報紙上了解到這個詞的意味：當陪審團被隔離時，只要他們離開法庭，就會被關在飯店的房間裡。而我當然不希望審訊期間被困在華盛頓的飯店裡。當我發現，在這個案子中隔離僅僅是意味著證人不能夠聽到彼此的證詞，我雖然感到放心，但仍然氣惱。然而，這種策略最終卻弄巧成拙，因為我們獨立的陳述印證了彼此的證詞，並且連陪審團也知道，我們不可能事先串通。
首先是開庭陳述，這一環節禁止我旁聽，但我後來仍然有所耳聞。然後，我作為第一個專家證人被帶進了法庭。政府律師埃里克·馬西（Eric Marcy）開始向我發問：“哥白尼是誰，為什麼他很重要？”
我解釋道：哥白尼是一個偉大的天文學家，有時他被認為是現代科學之父。他1473年出生於波蘭，在哥倫布準備起航去發現新大陸的同時，也就是1492年，哥白尼在克拉科夫開始了他的學業，但他重要的天文學著作《天體運行論》是在16世紀的頭十年成形的。在這部巨著中，他反對當時人們所持有的地球穩固地居於宇宙中心的觀念。取而代之，他提出太陽才是不可動搖的中心，而地球與其他的行星一起圍繞著太陽運轉。也就是說，他提出的太陽系布局與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幾乎一樣。這正是為什麼這部在他去世之年才首次出版的著作成為了一座里程碑，並且令收藏家們如饑似渴地搜求。
我可以提供大量有關哥白尼的信息，讓那些陪審團成員聽一個上午。可是我還沒來得及繼續下去，馬西突然強行將物證A——一本《天體運行論》的拷貝——塞在我手裡，問我以前是否曾經見過這本拷貝。
我告訴陪審團，我從事哥白尼這本書的研究已經有十餘年的光景，我曾經親自審查過幾百本拷貝，尋找那些早期擁有者們在頁邊留下的筆記。我接著指出，這些書頁最初是以散頁的形式賣出的，而每一個擁有者都會根據自己的品位去裝訂它。現代的書長得差不多，而那時的書不同，每一本16世紀的書都會分別裝訂而各具特色。最流行的裝訂方式採用了與製作各種證書和文狀的“羊皮紙”類似的柔軟犢皮紙，這特別見於在法國和義大利。在德意志，則將豬皮蒙在橡木板上，通常還會施以較大的壓力將個性化的圖案軋制其上。英國流行用小牛皮蒙在厚紙板上裝訂，通常還帶有某種圖案的花邊矩形框，這在歐洲大陸也很常見。我仔細地檢查了那本拷貝，仿佛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儘管聯邦調查局在幾個小時之前就曾經把它展示給我，已經勾起了我對它的回憶），然後，我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一疊紙，它們是用打字機打好的。
我指出：“這本拷貝兩側裝訂的紙紋樣式很不尋常，似乎是費城富蘭克林學會目前丟失的那一本。根據我的記錄，這本書是從一家專營珍本書籍的瑞士‘古藝術（Ars Ancienne）’公司那裡購買的，並且這裡用鉛筆標註的‘AA’標誌，正好與此相符。我的記錄還提到，在扉頁上曾有一枚早期的印章被抹掉了，你可以在這裡看到一些痕跡。另外，似乎封面內有兩枚藏書票被人取走了。其中一枚是水平的，這很罕見。我正好帶來了富蘭克林學會藏書票的樣張。”
我誇張地把手一揚，向大家展示我帶來的藏書票，一枚是垂直的，一枚是水平的，它們就像鑰匙嵌在鎖眼中一樣與書上的兩個長方形膠水痕跡相吻合。隨後，書被傳遞給陪審團。
我還未繼續陳述，馬西又轉而呈示出物證B，一小本黃色的書商目錄，是華盛頓古舊出版物書店（Old Printed Word）發行的。我曾經見過這本目錄嗎？
“很多人都知道我正在搜尋每一本可能找到的哥白尼著作，所以，事實上，早在三年前，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一位朋友就曾經送給我一本這個目錄。我立刻就發現了其中列有一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它之所以那么快地就被我的眼睛捕捉到，是因為目錄上的大部分書標價只是50或100美元，而哥白尼那本卻是8750美元。”
“然後你做了什麼？”馬西問道。
我回答，1971年我曾對費城富蘭克林學會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拷貝做過記錄，但是當我四年後回去再次核查一些細節時，那本第二版就找不到了。黃色目錄上那本拷貝的描述看起來正是我所了解的費城所丟失的那一本，於是我打電話給富蘭克林學會的圖書管理員，建議他與聯邦調查局取得聯繫。
我還向陪審團提供了此後發生的一些細節。那個圖書管理員埃默森‘希爾克（Emerson Hilker）給費城的聯邦調查局打了電話，但在獲悉書已經失蹤了超過七年之後，調查局立刻對此失去了興趣。法律訴訟的時限已經超過了，也就不能以竊書罪起訴罪犯。希爾克給我回電話告知了這個壞訊息，他也不知道然後該怎么做。他問道：“你能百分之百確定那本書就是我們丟的那本嗎？”
我告訴他我可以打電話給那個書店，請求他們把書寄來驗貨。一些額外的細節可能更具有決定性。於是我打電話給古舊出版物書店詢問如何能得到那本書。
然而書店的主人德昂·德羅什（Dean Des Roches）給我的答覆卻是“抱歉”。他解釋說，書店並非真正擁有那本書，而是別人在那裡寄售的，所以他不能把書寄來驗貨。
但我又了解到，那本書雖非書店擁有，但當時確實就在書店中，於是我又請求他更準確地描述一下該書扉頁的情況。他找到那本書，告訴我書的扉頁上有一個蟲蛀的小洞，然後他又補充說，似乎扉頁上有一個橢圓形的圖書館印章被清除掉了。
這與我的記錄——一個蟲蛀小孔和一枚橢圓形的圖書館印章完全吻合。於是我給希爾克回電話，說我有絕對的把握認定那本書就是富蘭克林學會丟失的那一本。
那個電話之後不久，我就從華盛頓聯邦調查局那裡得知，有些事情走漏了訊息。希爾克先生頭腦簡單地給古舊出版物書店去了個電話，宣稱那本書為他們所有，並且要求原物奉還。這令德羅什感到非常害怕，因為他其實已經對委託者產生了懷疑，他也不知道這本書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這本書的委託人確實合法地擁有它，那么德羅什要是把它寄回費城，他就將面臨數千美元的賠償。於是他打電話到當地的聯邦調查局，說明了事情原委，並且提到了委託人約翰·布萊爾（John Blair），說他位於馬里蘭州的家中顯然還有大量其他的書籍。
儘管最初的偷竊已經安全度過了法律追訴期，但跨越州界運送贓物是聯邦重罪，而且這件事很可能就發生在最近。如果是這樣，那么法律的時鐘將重新運轉。
感到一項重罪正在進行，聯邦探員們化裝成購書者對布萊爾先生進行了造訪。他們在其家中查抄出數百本美國工業化早期以來的小型商業目錄，這些一度被認為幾乎是用後即扔的短命蜉蝣，現在卻極富價值。其中許多目錄仍然標有富蘭克林學會圖書館的印章。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還查抄了一份由英殖民地時期費城著名醫生兼《獨立宣言》的簽署者班傑明·拉什（Beniamin Rush）留下的醫學手稿。
此外，約翰·布萊爾被證實曾經是富蘭克林學會的一名雇員。圖書館圈子裡的人們都知道，富蘭克林學會有一段時間陷入低潮，據傳，那時的圖書館處於一種相當混亂的狀態，且疏於防範。比如，那些商業目錄曾被紮成捆後堆放在書庫的走廊上，所以讀者取書時還得邁過它們才行。很多成捆的目錄都破散開了，數以百計的目錄散落一地。布萊爾聲稱那些商業小冊子完全是被學會扔掉的，這個辯解可能令圖書館感到極為困窘。但不管怎么說，這些書冊名現在仍然列於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之上，並沒有證據表示它們曾經被丟棄，同時很顯然，像班傑明·拉什的手稿這樣的東西是絕對不會被丟棄的。
在聯邦調查局看來，除了一個小的細節外，案子已經很清楚了，而這個細節就是：他們還不能確定哥白尼的著作是何時從馬里蘭州進入哥倫比亞特區的。但是辯方律師在開庭陳述時，曾承認過這只是最近的事，這令走廊里的聯邦探員非常高興。很明顯，辯方將不得不採用另外的策略。
辯方列出了另一位書商作為證人，因此控方估計辯方律師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將打算證明這本哥白尼著作的價值不會超過5000美元，這樣，被告將被判為輕罪而不是重罪。如果書是第一版的，那就沒必要辯護了，因為價值將在4萬美元左右。而如果像本案中的一樣是第二版，情況就複雜多了。由於此前我就留心到書價可能會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所以在審判開始之前，我就打電話給倫敦的一位正在出售第二版《天體運行論》的書商，向他打聽此書的現價。
埃里克·馬西突然打斷了我，他向我詢問物證A，也就是那本被盜的《天體運行論》價值如何。
格雷厄姆立刻跳了起來。“反對!這位教授在書的價格方面並不是一位專家!”
“反對無效。”法官宣布，他無疑和陪審團一樣好奇地關注著那本舊書的價格。
為了讓人們對書的價格有一個概念，我引證了幾條近期的拍賣記錄。1978年在鹿特丹，一本第二版拷貝拍到了6500美元，三年後在慕尼黑，一本拷貝賣到了9000美元。而幾個月前，我自己剛以6800美元的價格將一本拷貝賣給了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圖書館。格雷厄姆再次反對，認為現在的價格與幾年前（假定的盜竊發生時間）的價格並無關係，但他的反對再次被駁回。隨後，我又提到現在正在倫敦出售的一本拷貝，標價為12500美元。但我承認，被盜的這本拷貝品相上不如倫敦的那本。最後，辯方還特意向陪審團展示了這本拷貝上的蛀洞，格雷厄姆再次當場提出反對，理由是我沒有資格為書定價，這一次法官告訴他不要打斷我的敘述。我說，也許古舊出版物書店的目錄索價8750美元有些高，但可以說基本上是正常的。
現在該進行交叉詢問了，辯方律師問我是否曾經被告知，這本書至少價值5000美元以上才能以重罪進行審判。是的，我是知道的，我回答，因為在審判之初我聽到了指控的宣讀。
我感到他大概就要使出撒手鐧了，果然，格雷厄姆問道：“在你論述不同的拍賣時，你並沒有談到所有的拍賣，對吧？比如，三年前，索斯比拍賣行拍賣的那一本只叫到了2200美元，是吧？而1979年4月30日他們所拍的那一本拷貝也只賣到了3500美元，這又如何解釋？”他看起來有點得意，好像他的反戈一擊刺到了我的痛處。
我說，確實是這樣，可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在某個拍賣會上，只有一個有意出手的買家，那么他就很容易以低於真正市價的價格得到物品，做一筆合算的交易。我指出，我最近曾經見到過格雷厄姆剛才所提到的第一本拷貝，那是義大利的一本私人藏品，上面的手寫評註非常有趣。如果是由商家出售，那么它的價格將比拍賣價高出幾倍。至於他提到的第二本拷貝，它已經非常破舊，紙頁呈棕褐色，而且被水泡過，這都會使它極大地貶值。
作為一個稱職的辯方律師，格雷厄姆仍在困境中尋求突破。他沒有退縮，而是勇敢地繼續著：“你曾經學過書籍鑑定方面的課程嗎？”
“不，我從沒有上過這類課程。而我同樣也沒有上過科學史課，但我現在仍然是哈佛大學的科學史教授。”
“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題!”他大聲呵斥著，但已經太晚了。庭上現出法官低沉的聲音：“他正在努力回答。”
我即將走下證人席時，控方站起身，做最後的質詢。馬西問道：“你曾經和辯方人員溝通過嗎？你是否曾拒絕幫助他們？”
我回答，我確實曾和格雷厄姆先生談過，並且回答了他的一些問題。他問我，我是怎么確定那本書就是富蘭克林學會丟失的那本，我為他做了詳細的解釋。說完我就離開了證人席。對於馬西靈活應變，所殺的這招回馬槍，著實讓我刮目相看。
無疑，我對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充滿了好奇，但按照隔離要求，我必須離開法庭。不久之後，我就從其他證人和我的妹妹貝齊（Betsy）那裡知道了詳情。貝齊是個華盛頓人，她饒有興致地觀看了全天的開庭過程。下一個走上證人席的是古舊出版物書店的所有者，綽號為“博士”的德羅什。他也被問及了一些與我相同的問題，包括那個是否學過書籍鑑定課程的問題，而他告訴陪審團，根本就沒有這類課程。他對這本書價值的評估與我的觀點基本吻合，當然，他講了大量有關這本書是如何委託他出售的細節，此外還有約翰·布萊爾如何委託他出售數百本19世紀的商業目錄的情況。布萊爾曾告訴德羅什，這些目錄是他和父親花了很長時間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各地的跳蚤市場中淘來的，當時德羅什曾經詢問，為什麼這么多的目錄好像都有著統一規制的圖書館標記呢？於是第二批被送來的書，標記都被擦掉了，而很多則帶有“周六午後俱樂部圖書館”的標籤，布萊爾說，這是個短暫的私人組織，已經不存在了。但聯邦調查局的說法是，這個組織存在的時間確實太短暫了，短到除了在布萊爾的想像中，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布萊爾為自己辯護，聲稱他是在蘭開斯特附近的倫寧格跳蚤市場買到的這本《天體運行論》的，賣家的名字他已經記不清了，而那些商業目錄則完全是被富蘭克林學會丟棄的。他的故事並不是很有說服力。有一大盒子的商業目錄被作為物證C呈現出來，這是聯邦調查局查抄物品的一部分。富蘭克林學會的圖書管理員埃默森·希爾克解釋說，這些小冊子上的編號與學會的分類體系正好匹配，事實上，它們仍然列於學會的目錄卡片上。看起來約翰·布萊爾對富蘭克林學會的一捆捆商業目錄所做的工作還是很有系統的，他只選擇了那些最有價值的小冊子。
我在星期二晚上離開了華盛頓，那時審判還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好奇和擔心與日俱增，因為我還沒有得到任何有關審判結果的訊息。終於忍不住，我在星期五中午左右打電話到控方辦公室，發現馬西還在法庭上。大約三點半，他給我回了電話。他告訴我，這個星期四下午，陪審團的討論幾乎陷入了僵局，他甚至擔心必然要重審了。然而，星期五早上，陪審團又向法官問了很多問題，然後重新聽取了布萊爾的證詞錄音。幾個小時後，他們做出了裁定：被告有罪。
儘管法官給了布萊爾緩刑，但判決仍然是毀滅性的。被告隨即丟了工作。後來，聯邦調查局告訴我，他的妻子也棄他而去了。布萊爾貪婪的計畫完全被挫敗了，因為他偷錯了書。
書摘與插圖
《無人讀過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