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著名作家克斯特勒說過一句話“《天體運行論》是本無人讀過的書”，這促成了一項偉大的事業，歐文·金格里奇教授由最初的質疑一發而不可收拾，歷時三十佘年，行程數十萬英里，從墨爾本到莫斯科，從波士頓到北京，他經眼了近六百本現存的前兩版《天體運行論》，寫出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註普查》，並得到了很多新奇獨特、震撼人心的發現。本書所講述的就是該書成書背後的故事，作者數次提心弔膽地穿越冷戰邊界線，又數次捲入珍本書失竊案，他不斷地與歷史學家、藏書家、圖書館員、古書商、造假者、竊書賊，甚至聯邦調查局和國際刑警組織打交道。四處追蹤的收穫不僅使他成為近代天文學史的權威，而且使他與妻子成為古書鑑賞家與收藏家。本書既是一部關於長期坎坷的考察歷程的傳記文學，也是一部關於西方文獻學的懸念叢生的偵探小說。
目錄
譯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法庭上的一天
第二章開始追蹤
第三章追尋哥白尼的足跡
第四章大齋節的椒鹽脆餅與本輪的傳說
第五章傑出者的評註
第六章真相大白的時刻
第七章維蒂希的關聯
第八章越大的書傳世越久
第九章禁忌遊戲
第十章宇宙的中心
第十一章無形學院
第十二章行星運勢
第十三章“老於世故的”拷貝
第十四章鐵幕前後
第十五章印刷台上的《普查》
尾聲
附錄Ⅰ 從等分點到小本輪
附錄Ⅱ 《天體運行論》拷貝的現存位置
作者簡介
歐文·金格里奇（1930～）是哈佛一史密森天文台榮退資深天文學家，哈佛大學天文學及科學史雙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學史系系主任、美國哲學協會副主席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美國委員會主席。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恆星光譜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16世紀宇宙學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專業論文和學術評論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尋與其他天文學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與克卜勒》（The Eye of Heaven：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金格里奇及其妻子米里亞姆生活在麻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們不僅是旅遊愛好者，而且是古書及貝類收藏家。
社會評論
《無人讀過的書》閱讀的誘惑與刺激 楊小洲 新京報
《無人讀過的書》並非真就無人閱讀，從印製六百部這個數字來說，便知其受閱之廣泛決非一般。此中故事源於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夢遊者們》中的一句想當然：《天體運行論》是‘無人讀過的書’。
此話有人當真，引出哈佛天文學家歐文·金格里奇的好奇心，這位退休教授三十多年前在愛丁堡圖書館偶然發現一冊《天體運行論》批註本，興致高漲，趁著退休閒居，將晚年尚存的激情傾注到追尋《天體運行論》版本考據上，不僅為六百餘部《天體運行論》記錄圖書面貌、物理描述、傳承淵源和評註考釋，還將此匯集而成《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評註普查》，隨後又將這幾十年對《天體運行論》的追蹤過程寫成《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一書，講述這個長達450年之久的謎團。
《天體運行論》最早出版於1543年，原書並沒有書名，此名為德意志印刷商所加。有趣的是這部珍貴的哥白尼早期印刷著作，竟有兩部珍藏在中國，金格里奇先生曾經抵京查閱這兩部1618年隨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帶來的圖書。此處不妨註明1453年古騰堡印刷術發明後，至17世紀，書籍的印刷與裝訂是兩種不同的職業範疇，印刷出來的散頁由個人分別延請裝訂匠人按不同要求製作成書，因此早期的同一版圖書則有不同的裝訂，每本皆然，可知每本書都是孤本。
僅此而言，《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的考察趣味，在記述大量天文學史上久已湮沒的故事時，用26萬字描繪追尋經歷，與閱讀偵探小說一樣在曲折情節里理出線索與頭緒，都是對讀者的誘惑與刺激。
終於看完了歐文.金格里奇的《無人讀過的書》。
這本書跟書有關，然而講的卻是卻是對我來講很枯燥的科學類書，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初版於16世紀，這本書共出了兩版，但有一個人克斯特勒斷言這是一本“無人讀過的書”，引起天文學家歐文的好奇，他不信服這句話，於是開始了他追尋這本書半個世紀的經歷，在世界各地圖書館與私人藏書者那裡他仔細研究兩版拷貝的異同，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關注書中的評註，細研擁有書籍者和在書上評註的古人的歷史淵源，終於可以自信的拿出真憑實據來說明以“無人讀過的書”來評論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乃是多么的荒謬。
作者幾十年來追蹤這本古書的經歷可謂大不一般，讓人難忘。使得一個天文學家最終成為一個古籍收藏鑑別專家，更有趣的是他又成了《天體運行論》古書的偵探和保護者，丟失古書狀態行蹤的預言家，世界上的刑偵專家和書商拍賣行往往要在他這裡尋求幫助，辨別真書偽書，還有被盜取的書及時使它們物歸原主。
如果因為書中間大部分的內容是如何尋找到一本原版或者二版的書，並且探研書與所有者的經歷與輾轉歷程的那些文字比較枯燥讓人耐著性子往下讀的話，那么書里一首一尾的關於作者辨別書的歸屬協助警察抓偷書賊的部分就很精彩，如此書的中間部分細細說來所有關於古書的一切來歷與為之付出的精力記載就有了意義。這樣，你就會驚嘆一個天文學家如何成為一個辨別古書的大師，雖然這本書只是或者浩如煙海或者寥若晨星中古書的一本，但這本書所蘊含的歷史知識工藝特點及作者付出的幾十年的努力，終於也可以讓人為他神奇的判斷古書的歸屬與來歷的清晰準確而折服。往往歐文根據別人的一些資料，告知書的其它情況時，比如某書丟時還有其它的書同在一卷也丟了，讓書籍的原管理者大為驚異。
書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是關於“未經世故”的書和“老於世故”的書這一部分，放在書的後面，也算書中的一個高潮，作者敘述種種目錄版本真偽的斷定，人工仿造以假亂真的書中某幾頁代替品的辨別及專家與書商之間的鬥法等等別開生面。
還有尾聲中，一些作者曾經關注的稀世古書的命運會讓人預料不及的被改變，世界上存世的古書越來越少也越珍貴，人們小心的保有它們，它們或者已經被作者訪到，詳細記錄在案，有的卻隱密地被某個藏書家擁有，或者躺在無人知曉的庫房裡從來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價值，也許被賊惦記，誰又清楚作者詳細的藏書所在記錄以後會不會成為“盜寶圖”呢？還有天災人禍，保不定就會無情地毀壞存世幾百年的稀世珍寶，那時候，是否只該慶幸，還好，還有別的拷貝；還好，歐文.金格里奇曾經詳細的記錄下它們的資料，真是萬幸啊！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唐開元年間，文壇大腕高適、王昌齡、王之渙在首都大飯店小酌，一群超級女生不期而至，在大廳里開起了聯歡會。王高等人道：“咱都是紅遍大江南北的詞作者，待會看姑娘們唱誰的歌多，也好分個高下。”卡拉OK響起，第一首是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次則高適的《哭單父梁九少府》，第三首仍是王昌齡的《長信秋詞》。之渙老師急了，賭咒說：“現在拿麥的是今年超女第一，她指定唱我的歌，否則，我從此不做評審、退出文藝界。”之渙老師果然言中。三人拊掌大笑，引來歌者注目，得知大名後，趕緊請坐上席。三位詩人大吃一頓免費午餐。
《集異記》里的這個故事頗為傳奇，可與張愛玲“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相輝映。詩仙詩聖的代表作入選過語文教材，快男超女都可以吟上幾句，還能歸納出幾條中心思想；愛因斯坦做了個不堪入目的小板凳、愛迪生水煮懷表、牛頓被蘋果撞了一下頭，這些故事是怎樣發生的，你我也都很熟。
不過，假如與你共進午餐的，是同樣大名鼎鼎的哥白尼，除了索要簽名、合影留念，為大佬買單外，你該以怎樣的話題與這位大師攀談？
你在腦子裡快速翻閱起國小語文課本、思想品德教材。哥白尼，哥白尼……一個有些模糊的名字；與他相近的，只記得一個威武不能屈的布魯諾。哥白尼……沒有砍過鄰居的櫻桃樹，下暴雨時跑到外面放風箏然後被雷到的不是他，幫母雞孵蛋的也不是他，他也沒有被人捆起來用火燒過。
你只恨自己腦子裡沒長個搜尋引擎，不能百度，不能谷歌。萬般無奈之下，你只好囁嚅道：“哥老師，我拜讀過您的巨著，《天體運行論》，還有，還有……”還有啥？哥白尼老師沒有寫過一首老少鹹宜的歌，沒有說過幾句流芳百世的話，這也罷了，怎么他老人家小時候連調皮搗蛋、膾炙人口的事也沒幹上幾件？
思來想去，哥白尼先生留給我們的，似乎只有那么一個標題很短的書名。而且，《天體運行論》這本書，它究竟是個什麼東東？
太陽、地球、行星，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開始在你浩瀚無邊的腦海中雜亂無章地運行起來，同時參加進來的還有雙魚座、天蠍座本周的運程。真要命，哥白尼博士為什麼不寫一本《星相運程論》？
教士先生雙唇緊閉，以他一貫冷峻的目光，從高挺的鼻樑周圍耐心地注視著你。這種目光可真讓你感到陌生。你開始痛恨起課本上所有那些瞎貓子畫死老鼠的偉人頭像素描。
與這位費拉拉大學的宗教法博士、醫術高超的醫生、費勞恩譯格大教堂的教士、科學史上的偉人使用同一張桌布時，你會發現，你遇到了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這是為什麼呢？
當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等一下，阿瑟·克斯特勒是誰？有誰能列出這位著名作家的三部隨便什麼樣的著作？很遺憾，谷歌中文與百度都不能給你答案，維基百科上也踏破鐵鞋無覓處。讓我們暫且跳過這位名人才知道的名人吧。——在《夢遊者們》里把《天體運行論》稱作一本“無人讀過的書”時，美國人歐文·金格里奇想必也曾如此暗自思忖。因為，他日後也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哥白尼是什麼樣的人？他喜歡雙關語遊戲嗎？他是否愛和同學或是他那些教士同事開玩笑？他喜歡音樂嗎？或許他從來也沒有享受過土豆、朱古力或是喝上一杯咖啡，在他的時代，這些食物幾乎不會引起歐洲人味覺的興奮，但是他是否對啤酒情有獨鍾呢？抑或他在義大利讀研究生的那些日子喜歡上了紅塔葡萄酒？他是不是很高、皮膚黝黑、相貌英俊？他有過女朋友嗎？他喜歡不喜歡孩子？唉，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問題。”
歐文·金格里奇，哈佛-史密森天文台榮退資深天文學家，以及許多其他一長串頭銜的擁有者，他與其他讓人望而生畏的天文學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的作者。這位老兄把自己的差不多半輩子時間，都用在了數十萬英里的旅行調查中。從墨爾本到莫斯科，從波士頓到北京，他經眼了近六百本現存的前兩版《天體運行論》，數次提心弔膽地穿越冷戰邊界線，又數次捲入珍本書失竊案，並不斷與歷史學家、藏書家、圖書館員、古書商、造假者、竊書賊，甚至是聯邦調查局和國際刑警組織打交道。最後，他寫出了一本科學象牙塔以外的人也願意讀的書。
簡而言之，這位哈佛大學天文學與科學史的雙料教授寫出了一本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偵探小說。問及因由，金格里奇先生會告訴你：“這都是周年紀念惹的禍！”為在1973年的哥白尼五百周年誕辰慶典上博得同行與聽眾的喝彩，金格里奇先生提前數年便開始尋找有關哥白尼的寡為人知的線索。當他偶然讀到《天體運行論》的詳盡批註本時，他決心挑戰阿瑟·克斯特勒的命題：“《天體運行論》是否真是一本‘無人讀過的書’？”在這本集三十餘年之力而成的“大家小書”里，教授先生向我們透露道：哥白尼的一些思想可能源自阿拉伯天文學家之手；殉道者布魯諾也許從未讀過哥白尼的著作，而只是對其思想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宣揚；而哥白尼本人，本書的男一號，也並非如另一位科學史上的偉人達爾文那般，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哥白尼的成年時代與哲學家們最喜歡的那種寧靜悠遊的生活無緣，他需要時時提防或直面讓他心驚膽戰的非議、抵制、干涉，甚至是迫害。這位不幸的人直到彌留之際，才總算目睹了《天體運行論》的面世。
實際上，早在明朝末年，《天體運行論》初版七十多年後，這本劃時代的著作就作為七千多部圖書的一份子，隨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來到中國。金尼閣來華之初曾擬定過一個龐大的翻譯計畫，遺憾的是，這七千部書中的大多數最後都不知所終。而這本遠涉重洋的《天體運行論》，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動盪後依然完好如初，現如今正安睡在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里呢。用本書譯者徐國強的話來說，“它們靜靜地沉睡在函中，真的成為一本沒人讀過的書”。因此，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去幻想，假如當時那七千部足以支撐起歐洲一個大型圖書館的巨著得到翻譯，會給中國科學、中國文化帶來怎樣空前絕後的衝擊與影響。
《無人讀過的書》的命運沒有像它的題目那樣糟糕。一經付梓，這本書立即成為當年亞馬遜網路書店科學類十大暢銷書之一，兩年間多次再版，並被譯成多種語言，大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之勢。也許不少人找這本書來看，僅僅是因為奇怪的書名。也許有些人更想知道哥白尼先生和他那本家喻戶曉的書，究竟能給21世紀的茶餘飯後帶來多少談資。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你有可能與比爾·蓋茨、巴菲特午餐，但你注定不能遇到一個哥白尼。不管怎樣，在翻開這本書，觸碰那看似遙遠的17世紀之前，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我們身邊，還有太多無人讀過的書，在那些智慧之書的書脊，或者說，後腦勺上，在那些婦孺皆知的名字里，隱藏著太多無人不知的大寂寞。（2009.7.8）
來源:新浪讀書文/江曉原
我1988年去美國參加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的第20屆大會，在會上初識歐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教授。他是一個個子不高但應該算相當英俊的人，古道熱腸，當他聽說我正在研究16、17世紀西方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時，告訴我他對歐洲這一時期的天文學史發表過不少文章，可惜那些文章的抽印本不在身邊。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大會4年召開一次，因為是全球天文學家的盛會，所以會期很長，往往持續一周到十天左右。過了幾天，金格里奇請我到他的賓館房間去，送給我一厚疊他的論文抽印本——其中不少雜誌是我那時在國內看不到的。它們對我那一階段的研究工作相當有幫助。
金格里奇出生於1930年，是哈佛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和科學史教授，曾擔任該校科學史系的主任，還擔任過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美國委員會的主席。他是研究歐洲16世紀天文學史的大權威，在這方面發表了大量論著。我們相識幾年後，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白尼大追尋與其他天文學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出版，他特意寄贈我一冊。此外他的著作還有《天眼：托勒密、哥白尼和克卜勒》（The Eye of Heaven:Ptolemy,Copernicus,Kepler）、《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等等。
上面說的都是金格里奇作為天文學史教授的“正業”。但他還有一個相當與眾不同的個人癖好——追尋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版本。他三十多年間滿世界跑，自稱行程數十萬英里，在世界各地查閱了近600冊第一、第二版的《天體運行論》，成為世界上關於《天體運行論》版本之學的頭號權威。
然而且慢，金格里奇為何要查閱那么多冊的《天體運行論》？同一版印出的書，每一冊難道會有什麼不一樣嗎？情形還真是這樣。我們現在印刷的書，比如說某書第一版印了3000冊，通常這3000冊由印刷廠統一裝訂，每一冊當然都是完全一樣的。但是，這種傳統是在17世紀才開始形成的，而從1453年古登堡發明使用合金活字的印刷術之後約200年間，流行的是另一種更接近古代手抄本風格的傳統——印刷廠只提供作為書籍內芯的書頁，每一個購買了此書的人，都要另外找人去做書籍裝幀（最簡單的就是裝訂），而且這種裝幀可以完全根據買主的個人好惡來進行。所以，那時同一版印刷的書，每一冊都可以各具特色，每一冊都是不一樣的。有的人還喜歡將不止一種的書裝訂在同一冊中，比如那冊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的1617年的阿姆斯特丹版《天體運行論》中，就合訂了另一冊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弗里希星表》。金格里奇看過的近600冊的《天體運行論》第一版（1543年）和第二版（1566年），正是上述傳統很強的時期的版本，所以每一冊都不一樣，這才值得金格里奇發瘋似地滿世界搜尋和查閱。這三十多年來對《天體運行論》的追逐，使金格里奇夫婦在業餘成了古籍鑑賞家和收藏家，也成了旅行愛好者。追尋《天體運行論》版本雖然帶有強烈的個人癖好色彩，但是即使在這種個人癖好中，學者也能做出與眾不同的學問來。這將近600冊《天體運行論》，金格里奇畢竟也不是僅僅看著玩的，他在此基礎上彙編了一本《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第一第二版評註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Nurumberg,1543 and Basel,1566）。對經典著作的評註在西方源遠流長，自然是相當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金格里奇彙編這些評註仍屬為“正業”做貢獻之舉，但出版商卻從中嗅出了某種商業娛樂氣息——他們立刻攛掇金格里奇教授將他三十多年追尋《天體運行論》的故事寫成另一本更加好玩的書，於是就有了這本2004年的新著《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這種追尋顯然讓金格里奇本人樂此不疲，而且有過許多新奇的經歷，例如，由於他在這方面的權威，他甚至被邀出席古籍盜竊案的法庭作證——他將這一天的經歷作為《無人讀過的書——哥白尼〈天體運行論〉追尋記》的第一章。說起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幾乎無人不知，受過基本教育的人都會知道有這樣一本偉大著作。不過要說真正看過這本書的人（哪怕只是不求甚解地瀏覽一下，或只是隨便翻一翻），恐怕確實是非常之少。所以此書贏得了“無人讀過的書”的稱號——哥白尼若泉下有知，對這個稱號一定非常不高興。不止一個我的文科朋友曾向我表達過相似的意思：那些科學史上的大師經典，自己是看不懂的，也不指望能看懂了，不過還是很想拿在手裡翻一翻，看看這些經典究竟是什麼光景，也算是親近大師，親近經典吧。既然連中國的文科學者也有此心，那些在國內外各天文台、天文系工作的天文學家，想必閱讀此書更該“當仁不讓”了吧？《天體運行論》怎么竟會榮膺“無人讀過的書”的稱號呢？不過，在中國，如果你要想親近一下中文的《天體運行論》，那在1992年之前是不可能的——直到這一年，《天體運行論》中譯本才出版（葉式輝譯，武漢出版社；2006年有北大出版社的新版）。那么親近一下外文的《天體運行論》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拉丁文的原版沒幾個人看得懂，英文譯本倒是出版了好多年了，但在國內圖書館也很少有藏本。 拉丁文版的《天體運行論》初版於1543年，其實它很早就來到中國了。1619年，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第二次來到中國，此行他攜帶了從歐洲蒐集的七千部西文圖書，其中有五百餘部系羅馬教皇贈送。這些書中就包括了拉丁文的《天體運行論》第二版（巴塞爾，1566）和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這兩部《天體運行論》如今仍在中國，它們被作為“北堂藏書”收藏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只是幾乎不可能被允許借閱。20多年前，我在北京做題為《明清之際西方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的博士論文，想盡辦法也未能接觸到這兩部近在咫尺的拉丁文版《天體運行論》，最後只能靠讀英文譯本了解其內容，靠查《北堂書目》聊睹其拉丁文版的扉頁書影。將《天體運行論》稱為“無人讀過的書”，當然是文學性的誇張，無疑還是有很多人讀過這部書的。比如哥白尼唯一的門徒雷蒂庫斯（G.J.Rheticus）一定讀過，比如1629至1634年間在徐光啟領導下修撰《崇禎曆書》的四位耶穌會士湯若望、鄧玉涵、龍華民、羅雅谷一定讀過——上面提到的那冊1566年的巴塞爾版就是羅雅谷的私人藏書。這四位耶穌會士在《崇禎曆書》中大量引用《天體運行論》中的材料，基本上譯用了原書的11章，引用了哥白尼所作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不讀行嗎？至於本人，總算也可忝列“讀過”《天體運行論》者之列，與有榮焉。
書摘
你能否確認你所說的都是事實，全部的事實，並且除了事實別無其他？”
我以前從未參加過帶有陪審團的庭審，更不用說坐在證人席上了。保守的宗教信仰令我在這種場合保持慎重，特別是對於誓言的宣誓。1984年8月開庭的那天，法官應允了聯邦調查局的要求，不但接受了我的宗教特質，而且答應所有證人都不必起誓，只要保證如實作答即可。被告曾經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被控在穿越州界時攜帶了價值超過5000美元的被竊財產——確切地說，那是一本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拷貝。
竊書案在法庭中非常少見。大多數竊書案是通過達成辯訴交易而解決的，即便在審判開始之前沒有解決的話，在起訴已經通過選定陪審團而昭示其嚴肅性之後，也就馬上得以解決了。然而，在這個案例中，被告的工作需要有一份安全驗證（securicy clearance），如果他接受了辯訴交易，那么他這個基本的社會標誌就會立即被剝奪。
我一直關注著華盛頓地方法院對陪審團成員的選擇，這個進程令我好奇而且越來越感到吃驚。到處都充滿了可疑，一位儀表堂堂的退休黑人警官草草地就被拒絕了，他長期在大陪審團的經歷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而一位國小圖書管理員也不在考慮之列。總之任何有可能了解此書價值的人都被排除了。很明顯，辯方希望陪審團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儘可能地低，這樣他們就會擁有最多的同情心。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使我幾乎陷入恐慌。辯方律師提議：證人應被隔離。我只是從報紙上了解到這個詞的意味：當陪審團被隔離時，只要他們離開法庭，就會被關在飯店的房間裡。而我當然不希望審訊期間被困在華盛頓的飯店裡。當我發現，在這個案子中隔離僅僅是意味著證人不能夠聽到彼此的證詞，我雖然感到放心，但仍然氣惱。然而，這種策略最終卻弄巧成拙，因為我們獨立的陳述印證了彼此的證詞，並且連陪審團也知道，我們不可能事先串通。
首先是開庭陳述，這一環節禁止我旁聽，但我後來仍然有所耳聞。然後，我作為第一個專家證人被帶進了法庭。政府律師埃里克·馬西（Eric Marcy）開始向我發問：“哥白尼是誰，為什麼他很重要？”
我解釋道：哥白尼是一個偉大的天文學家，有時他被認為是現代科學之父。他1473年出生於波蘭，在哥倫布準備起航去發現新大陸的同時，也就是1492年，哥白尼在克拉科夫開始了他的學業，但他重要的天文學著作《天體運行論》是在16世紀的頭十年成形的。在這部巨著中，他反對當時人們所持有的地球穩固地居於宇宙中心的觀念。取而代之，他提出太陽才是不可動搖的中心，而地球與其他的行星一起圍繞著太陽運轉。也就是說，他提出的太陽系布局與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幾乎一樣。這正是為什麼這部在他去世之年才首次出版的著作成為了一座里程碑，並且令收藏家們如饑似渴地搜求。
我可以提供大量有關哥白尼的信息，讓那些陪審團成員聽一個上午。可是我還沒來得及繼續下去，馬西突然強行將物證A——一本《天體運行論》的拷貝——塞在我手裡，問我以前是否曾經見過這本拷貝。
我告訴陪審團，我從事哥白尼這本書的研究已經有十餘年的光景，我曾經親自審查過幾百本拷貝，尋找那些早期擁有者們在頁邊留下的筆記。我接著指出，這些書頁最初是以散頁的形式賣出的，而每一個擁有者都會根據自己的品位去裝訂它。現代的書長得差不多，而那時的書不同，每一本16世紀的書都會分別裝訂而各具特色。最流行的裝訂方式採用了與製作各種證書和文狀的“羊皮紙”類似的柔軟犢皮紙，這特別見於在法國和義大利。在德意志，則將豬皮蒙在橡木板上，通常還會施以較大的壓力將個性化的圖案軋制其上。英國流行用小牛皮蒙在厚紙板上裝訂，通常還帶有某種圖案的花邊矩形框，這在歐洲大陸也很常見。我仔細地檢查了那本拷貝，仿佛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儘管聯邦調查局在幾個小時之前就曾經把它展示給我，已經勾起了我對它的回憶），然後，我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一疊紙，它們是用打字機打好的。
我指出：“這本拷貝兩側裝訂的紙紋樣式很不尋常，似乎是費城富蘭克林學會目前丟失的那一本。根據我的記錄，這本書是從一家專營珍本書籍的瑞士‘古藝術（Ars Ancienne）’公司那裡購買的，並且這裡用鉛筆標註的‘AA’標誌，正好與此相符。我的記錄還提到，在扉頁上曾有一枚早期的印章被抹掉了，你可以在這裡看到一些痕跡。另外，似乎封面內有兩枚藏書票被人取走了。其中一枚是水平的，這很罕見。我正好帶來了富蘭克林學會藏書票的樣張。”
我誇張地把手一揚，向大家展示我帶來的藏書票，一枚是垂直的，一枚是水平的，它們就像鑰匙嵌在鎖眼中一樣與書上的兩個長方形膠水痕跡相吻合。隨後，書被傳遞給陪審團。
我還未繼續陳述，馬西又轉而呈示出物證B，一小本黃色的書商目錄，是華盛頓古舊出版物書店（Old Printed Word）發行的。我曾經見過這本目錄嗎？
“很多人都知道我正在搜尋每一本可能找到的哥白尼著作，所以，事實上，早在三年前，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一位朋友就曾經送給我一本這個目錄。我立刻就發現了其中列有一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它之所以那么快地就被我的眼睛捕捉到，是因為目錄上的大部分書標價只是50或100美元，而哥白尼那本卻是8750美元。”
“然後你做了什麼？”馬西問道。
我回答，1971年我曾對費城富蘭克林學會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拷貝做過記錄，但是當我四年後回去再次核查一些細節時，那本第二版就找不到了。黃色目錄上那本拷貝的描述看起來正是我所了解的費城所丟失的那一本，於是我打電話給富蘭克林學會的圖書管理員，建議他與聯邦調查局取得聯繫。
我還向陪審團提供了此後發生的一些細節。那個圖書管理員埃默森‘希爾克（Emerson Hilker）給費城的聯邦調查局打了電話，但在獲悉書已經失蹤了超過七年之後，調查局立刻對此失去了興趣。法律訴訟的時限已經超過了，也就不能以竊書罪起訴罪犯。希爾克給我回電話告知了這個壞訊息，他也不知道然後該怎么做。他問道：“你能百分之百確定那本書就是我們丟的那本嗎？”
我告訴他我可以打電話給那個書店，請求他們把書寄來驗貨。一些額外的細節可能更具有決定性。於是我打電話給古舊出版物書店詢問如何能得到那本書。
然而書店的主人德昂·德羅什（Dean Des Roches）給我的答覆卻是“抱歉”。他解釋說，書店並非真正擁有那本書，而是別人在那裡寄售的，所以他不能把書寄來驗貨。
但我又了解到，那本書雖非書店擁有，但當時確實就在書店中，於是我又請求他更準確地描述一下該書扉頁的情況。他找到那本書，告訴我書的扉頁上有一個蟲蛀的小洞，然後他又補充說，似乎扉頁上有一個橢圓形的圖書館印章被清除掉了。
這與我的記錄——一個蟲蛀小孔和一枚橢圓形的圖書館印章完全吻合。於是我給希爾克回電話，說我有絕對的把握認定那本書就是富蘭克林學會丟失的那一本。
那個電話之後不久，我就從華盛頓聯邦調查局那裡得知，有些事情走漏了訊息。希爾克先生頭腦簡單地給古舊出版物書店去了個電話，宣稱那本書為他們所有，並且要求原物奉還。這令德羅什感到非常害怕，因為他其實已經對委託者產生了懷疑，他也不知道這本書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這本書的委託人確實合法地擁有它，那么德羅什要是把它寄回費城，他就將面臨數千美元的賠償。於是他打電話到當地的聯邦調查局，說明了事情原委，並且提到了委託人約翰·布萊爾（John Blair），說他位於馬里蘭州的家中顯然還有大量其他的書籍。
儘管最初的偷竊已經安全度過了法律追訴期，但跨越州界運送贓物是聯邦重罪，而且這件事很可能就發生在最近。如果是這樣，那么法律的時鐘將重新運轉。
感到一項重罪正在進行，聯邦探員們化裝成購書者對布萊爾先生進行了造訪。他們在其家中查抄出數百本美國工業化早期以來的小型商業目錄，這些一度被認為幾乎是用後即扔的短命蜉蝣，現在卻極富價值。其中許多目錄仍然標有富蘭克林學會圖書館的印章。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還查抄了一份由英殖民地時期費城著名醫生兼《獨立宣言》的簽署者班傑明·拉什（Beniamin Rush）留下的醫學手稿。
此外，約翰·布萊爾被證實曾經是富蘭克林學會的一名雇員。圖書館圈子裡的人們都知道，富蘭克林學會有一段時間陷入低潮，據傳，那時的圖書館處於一種相當混亂的狀態，且疏於防範。比如，那些商業目錄曾被紮成捆後堆放在書庫的走廊上，所以讀者取書時還得邁過它們才行。很多成捆的目錄都破散開了，數以百計的目錄散落一地。布萊爾聲稱那些商業小冊子完全是被學會扔掉的，這個辯解可能令圖書館感到極為困窘。但不管怎么說，這些書冊名現在仍然列於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之上，並沒有證據表示它們曾經被丟棄，同時很顯然，像班傑明·拉什的手稿這樣的東西是絕對不會被丟棄的。
在聯邦調查局看來，除了一個小的細節外，案子已經很清楚了，而這個細節就是：他們還不能確定哥白尼的著作是何時從馬里蘭州進入哥倫比亞特區的。但是辯方律師在開庭陳述時，曾承認過這只是最近的事，這令走廊里的聯邦探員非常高興。很明顯，辯方將不得不採用另外的策略。
辯方列出了另一位書商作為證人，因此控方估計辯方律師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將打算證明這本哥白尼著作的價值不會超過5000美元，這樣，被告將被判為輕罪而不是重罪。如果書是第一版的，那就沒必要辯護了，因為價值將在4萬美元左右。而如果像本案中的一樣是第二版，情況就複雜多了。由於此前我就留心到書價可能會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所以在審判開始之前，我就打電話給倫敦的一位正在出售第二版《天體運行論》的書商，向他打聽此書的現價。
埃里克·馬西突然打斷了我，他向我詢問物證A，也就是那本被盜的《天體運行論》價值如何。
格雷厄姆立刻跳了起來。“反對!這位教授在書的價格方面並不是一位專家!”
“反對無效。”法官宣布，他無疑和陪審團一樣好奇地關注著那本舊書的價格。
為了讓人們對書的價格有一個概念，我引證了幾條近期的拍賣記錄。1978年在鹿特丹，一本第二版拷貝拍到了6500美元，三年後在慕尼黑，一本拷貝賣到了9000美元。而幾個月前，我自己剛以6800美元的價格將一本拷貝賣給了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圖書館。格雷厄姆再次反對，認為現在的價格與幾年前（假定的盜竊發生時間）的價格並無關係，但他的反對再次被駁回。隨後，我又提到現在正在倫敦出售的一本拷貝，標價為12500美元。但我承認，被盜的這本拷貝品相上不如倫敦的那本。最後，辯方還特意向陪審團展示了這本拷貝上的蛀洞，格雷厄姆再次當場提出反對，理由是我沒有資格為書定價，這一次法官告訴他不要打斷我的敘述。我說，也許古舊出版物書店的目錄索價8750美元有些高，但可以說基本上是正常的。
現在該進行交叉詢問了，辯方律師問我是否曾經被告知，這本書至少價值5000美元以上才能以重罪進行審判。是的，我是知道的，我回答，因為在審判之初我聽到了指控的宣讀。
我感到他大概就要使出撒手鐧了，果然，格雷厄姆問道：“在你論述不同的拍賣時，你並沒有談到所有的拍賣，對吧？比如，三年前，索斯比拍賣行拍賣的那一本只叫到了2200美元，是吧？而1979年4月30日他們所拍的那一本拷貝也只賣到了3500美元，這又如何解釋？”他看起來有點得意，好像他的反戈一擊刺到了我的痛處。
我說，確實是這樣，可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在某個拍賣會上，只有一個有意出手的買家，那么他就很容易以低於真正市價的價格得到物品，做一筆合算的交易。我指出，我最近曾經見到過格雷厄姆剛才所提到的第一本拷貝，那是義大利的一本私人藏品，上面的手寫評註非常有趣。如果是由商家出售，那么它的價格將比拍賣價高出幾倍。至於他提到的第二本拷貝，它已經非常破舊，紙頁呈棕褐色，而且被水泡過，這都會使它極大地貶值。
作為一個稱職的辯方律師，格雷厄姆仍在困境中尋求突破。他沒有退縮，而是勇敢地繼續著：“你曾經學過書籍鑑定方面的課程嗎？”
“不，我從沒有上過這類課程。而我同樣也沒有上過科學史課，但我現在仍然是哈佛大學的科學史教授。”
“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題!”他大聲呵斥著，但已經太晚了。庭上現出法官低沉的聲音：“他正在努力回答。”
我即將走下證人席時，控方站起身，做最後的質詢。馬西問道：“你曾經和辯方人員溝通過嗎？你是否曾拒絕幫助他們？”
我回答，我確實曾和格雷厄姆先生談過，並且回答了他的一些問題。他問我，我是怎么確定那本書就是富蘭克林學會丟失的那本，我為他做了詳細的解釋。說完我就離開了證人席。對於馬西靈活應變，所殺的這招回馬槍，著實讓我刮目相看。
無疑，我對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充滿了好奇，但按照隔離要求，我必須離開法庭。不久之後，我就從其他證人和我的妹妹貝齊（Betsy）那裡知道了詳情。貝齊是個華盛頓人，她饒有興致地觀看了全天的開庭過程。下一個走上證人席的是古舊出版物書店的所有者，綽號為“博士”的德羅什。他也被問及了一些與我相同的問題，包括那個是否學過書籍鑑定課程的問題，而他告訴陪審團，根本就沒有這類課程。他對這本書價值的評估與我的觀點基本吻合，當然，他講了大量有關這本書是如何委託他出售的細節，此外還有約翰·布萊爾如何委託他出售數百本19世紀的商業目錄的情況。布萊爾曾告訴德羅什，這些目錄是他和父親花了很長時間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各地的跳蚤市場中淘來的，當時德羅什曾經詢問，為什麼這么多的目錄好像都有著統一規制的圖書館標記呢？於是第二批被送來的書，標記都被擦掉了，而很多則帶有“周六午後俱樂部圖書館”的標籤，布萊爾說，這是個短暫的私人組織，已經不存在了。但聯邦調查局的說法是，這個組織存在的時間確實太短暫了，短到除了在布萊爾的想像中，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布萊爾為自己辯護，聲稱他是在蘭開斯特附近的倫寧格跳蚤市場買到的這本《天體運行論》的，賣家的名字他已經記不清了，而那些商業目錄則完全是被富蘭克林學會丟棄的。他的故事並不是很有說服力。有一大盒子的商業目錄被作為物證C呈現出來，這是聯邦調查局查抄物品的一部分。富蘭克林學會的圖書管理員埃默森·希爾克解釋說，這些小冊子上的編號與學會的分類體系正好匹配，事實上，它們仍然列於學會的目錄卡片上。看起來約翰·布萊爾對富蘭克林學會的一捆捆商業目錄所做的工作還是很有系統的，他只選擇了那些最有價值的小冊子。
我在星期二晚上離開了華盛頓，那時審判還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好奇和擔心與日俱增，因為我還沒有得到任何有關審判結果的訊息。終於忍不住，我在星期五中午左右打電話到控方辦公室，發現馬西還在法庭上。大約三點半，他給我回了電話。他告訴我，這個星期四下午，陪審團的討論幾乎陷入了僵局，他甚至擔心必然要重審了。然而，星期五早上，陪審團又向法官問了很多問題，然後重新聽取了布萊爾的證詞錄音。幾個小時後，他們做出了裁定：被告有罪。
儘管法官給了布萊爾緩刑，但判決仍然是毀滅性的。被告隨即丟了工作。後來，聯邦調查局告訴我，他的妻子也棄他而去了。布萊爾貪婪的計畫完全被挫敗了，因為他偷錯了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