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作 者： 張鳴 出 版：珠海出版社 發布時間： 2007年09月20日類 型： 人文社科 > 歷史
《歷史的空白處》作者簡介
作者：張鳴
類型：歷史
出版：珠海出版社
本書是著名學者張鳴的歷史文化隨筆。他以另類的視角和舉重若輕的筆觸，將晚近歷史中的大小人物和各色故事生動勾勒，鮮...[
具體內容
第一部分
紙上談兵的人，不見得都是廢物，即使趙括，也有過人之處，談兵論戰，能把個久經戰陣的老爹說得沒話說，可見書是沒少讀，而且能言善辯，如果趙王不是中了秦國的反間之計，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萬人的主帥，假以時日，慢慢磨礪，日後說不定也能有點出息。歷史不能假設，也沒有機會假設。自趙括以後，凡是提到紙上談兵四個字，後面的話跟著就是"言過其實"，三國時劉備對馬謖就這么評價的。
第1節：有話說在前頭
有話說在前頭
張鳴
我是個嗜書如命的人。毛病是文革給鬧的，剛剛學會讀書，就趕上禁書，所有的書，都給打上封資修印記，一股腦燒光，害得我日日饑渴，有時比真的餓肚皮，還要難受。讀書成癮，跟吸毒近似，清代大儒顏元，說讀書人是吞砒人，即吸毒成癮者，不假。我的鄰居兼好友盧躍剛兄有名言，為書買房，為兒子掙錢。我同意而且擁護頭半句，兩次換房，都因為書裝不下了，一個人倒是有個擱下身子的地方睡覺就行。
好讀書，但是亂讀書。我雖然學歷上是個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間跟老師聊天，沒有正經接受過科班歷史教育，如果說還有點知識，不過自己亂看看來的。小時候看書，能逮到什麼看什麼，拿到手裡的書，如果時間限制比較緊，就飛快地看，如果相對比較充裕，就整本地抄，記得我抄的第一本書，好像是本叫做《美國政府機構》的書，大概是本文革後期提供給新聞報導人員做參考用的，從那裡頭，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國會，什麼叫行政權，也知道了原來人家的國務院只是外交部，跟我們不一樣，還知道了原來負責美國總統保護的，是財政部。上大學之後，雖然學的是工科，課程壓力大得要命，但畢竟社會上的書多了，我也忙裡偷閒，狠狠地啃了幾本大部頭，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沒人解，有疑沒有問，更沒有人點撥你該看什麼書。
大學畢業棄工從文，老師罵我棄明投暗，暗雖暗，畢竟比較充裕地滿足了我亂看書的那口嗜好。從此信馬由韁，興之所至，讀之所至，讀研究生之後，挨老師罵，說我用心不專，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淵明主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時常津津樂道，用我政治學的同事的話來說，就是非學術性閱讀。每每一本書讀下來，問我書的學術理路，中心意思，核心問題，甚至於書的作者為誰，往往都不知道，但是書中我的"會意"點，卻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忘不了，如果一本書這樣的會意點多，那么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但一天忘了吃飯肯定有可能。
我是個野路子出來的所謂學者，使用的全是野狐禪的功夫，雖然沒有本事，也沒有興趣關心大理論，大問題，但讀的時候，總是愛想想，讀到會意處，總喜歡掩卷而笑，笑畢遐思，每有所得，則欣然命筆，胡亂塗上一些文字，這就是我所有歷史文化隨筆的來由。所以說，雖說是什麼隨筆、散文，但實質上，不過是些讀書筆記。讀書筆記按理應該是給自己看的，印出來賣錢，好像有點對不起讀者，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有人樂意看，出版商有樂意出，我想也沒有關係，總之是周瑜黃蓋，願打願挨，不喜歡的，離我的書遠點就是，恨到買回去放在衛生間裡當手紙，也無妨，只是紙質太差，又不衛生，還費錢，所以，建議這樣的先生女士們，想出氣，最好弄張我的照片，貼在鏢靶上用鏢扎，省錢，高效，還解氣，符合多塊好省的原則。
讀書最喜讀史，相比起來，在歷史學的論著和所謂的歷史素材之間，更喜歡後者，哪怕再亂，再沒有頭緒，也還是喜歡。讀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寫此文的前人，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是什麼樣一種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個時代，又會怎樣。如此這般之後，有時真的不知我之為魚，魚之為我，傻樂一通，起身到冰櫃里，找一個個大的蘋果，大嚼，然後爬上電腦，寫幾個字。
第2節：當牛記者碰到強人的時候
當牛記者碰到強人的時候
張鳴
民國時期的記者牛。租界裡的口沒遮欄，想說就說，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欄也有限，批評揭黑自不必說，損人罵街也是家常便飯。惹著誰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門來砸場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記者該罵還罵，反正那個時候，一個報社值錢的東西也不多。
在來自西方的各種市井觀念中，記者是無冕之王的說法，在中國特別流行，大家認賬，記者也很自負。很多歷史上的牛人，都有過辦報（刊）的經歷，比如梁啓超、章士釗、章太炎、陳獨秀、吳稚暉、陳布雷，他們手裡的一支筆，原本都是預備掃清天下的。到了蔣介石的時代，當年的名記者差不多都已經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學問的做學問，但記者們依然牛氣不減，官辦的《民國日報》，發起評選中國偉人活動（類似於我們的超女評選），揭曉時，居然第一名是《民國日報》的總編陳德徵，第二才輪到蔣介石（據說把蔣介石氣昏了）。
記者牛，損起人來嘴特別黑，旁觀者見了，哈哈一笑，當事人聽了，會恨無地縫可鑽。不過，凡是大記者，往往不會找小人物的晦氣，他們下手，就沖大個的去，所以老百姓聽了，解氣。解氣歸解氣，危險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場子，就是一種，不過但凡叫過記者，信息都靈，躲得快，身體不會受傷害，但是也有躲不過去的時候，黃遠生躲到了美國，還是被暗殺了，邵飄萍在六國飯店躲了很長時間，一露頭，就被捉了進去丟了性命。好在那個時代是軍閥當家，軍閥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顧，輿論能拿來說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錢，吃喝嫖賭，巧取豪奪，他們都公開地做，大搖大擺地做，根本不在乎輿論怎么說，所以記者怎么罵，他們並不大管。曹錕賄選，上海的報紙吵翻了天，人家照做總統不誤，連理都不理。當時還是個報人的吳稚暉，出來放話說，曹錕和老婆做愛一次，即可有四萬萬精蟲，這些精蟲代表中國四萬萬人，一起來投曹錕的票，不就結了，何必勞神費錢收買豬仔議員。惡毒到了這個地步，也沒聽說曹大總統因此敗了興致，就職典禮少了些風光，曹大總統既沒有全國通緝，也沒有派刺客下手，讓對臍下三寸地帶的物件特別感興趣的吳稚暉依然可以放開喉嚨，繼續說他的精蟲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個也拿那個部位說事的記者，命運卻不一樣，這個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個老報人，從清末就開始辦報，民國後做過短時間的官，官場上混不下去，又轉過來再作馮婦，依舊做他的記者。此人是跟黃遠生（號稱是中國第一個專職記者，曾擔任過《申報》、《時報》、《東方雜誌》、《庸言》等多家報刊的特派記者，1915年冬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而避禍去了美國，但卻被誤會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殺）、邵飄萍、張季鸞、成舍我齊名的名記，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筆，如同不吃辣的國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賞心悅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難受得跳腳。林白水罵街不看對象，越是官大，越是要罵。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標榜"公道砥平"，他寫文章，標題叫做"段執政私處墳起"。一下子搗到段老爺子的那個地方，聞者鼓掌，見者鬨堂，但罵的是武夫，沒事。後來，那個"三不知"的狗肉將軍張宗昌來了，稍微像樣一點的政客，都避開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貼。此人姓潘名復，字馨航，在錢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貼上狗肉將軍之後，變成了一個什麼"督辦"。狗肉將軍來了意味著什麼，按道理記者們應該知道，因為剛剛一個名記邵飄萍做了槍下鬼，可林白水還是罵，借潘的字"馨航"的諧音（林是福建人，說一口帶南方口音的國語），說潘復是張宗昌的腎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稱尿脬的雅稱，本來應該是"幫辦"，幫生殖器辦撒尿的事，但現在居然成了"督辦"。趕巧，這種罵，還是在那個地方附近轉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樣粗陋，心細，對文字有著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兒狗一樣的文人，這方面的本領反而越高。本領高，心眼小，於是，我們的名記晦氣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腎囊跟生殖器之間有了一點隱秘的溝通，張宗昌一聲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憲兵司令部，沒有給林記者任何申辯的機會，一聲槍響，撒手西去。槍斃的理由，是赤化。其實，無論跟當時被稱為赤化的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林白水都一點瓜葛沒有。
顯然，在存在不講理權力的情況下，記者，尤其是敢說話的記者，其實很弱勢。
第3節：戴大頭巾狀如印度兵的中國士兵
戴大頭巾狀如印度兵的中國士兵
張鳴
晚清的中國，是個出新鮮事的地方，給喜歡看熱鬧的國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機會做看客。鴉片戰爭英國人打破大門進來，戰爭間歇，大著膽子溜出來看熱鬧的中國人發現，在黃頭髮藍眼睛的英國軍隊里，夾雜著大量膚色很雜的人。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頭上卻裹著一個大頭巾，顯得頭特大。中國人管他們叫大頭兵，或者大頭鬼。當時的國人不知道，這些人其實是英軍中的印度錫克士兵。由於印度做殖民地的資格比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錫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來教訓別個不聽話民族的資格。
由於印度士兵的加入，這場戰事給了做看客的中國人更多的眼福。在他們眼裡，洋鬼子膚色很雜，也很斑斕，有白夷、黑夷、紅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邊看，邊增加自己的種族優越感--覺得鬼子不像人，像動物。印度士兵的頭巾，也給人印象深刻，因為它多半是大紅的，高而臃腫，凡是看到而且喜歡記錄的中國人，總是忘不了記上一筆。後來，在上海租界裡，英國人用印度人當巡捕，上海人稱之為"紅頭阿三"。（圖2）這個戲謔的稱謂，顯然跟頭巾有關。不過，在鴉片戰爭當口，纏頭巾的印度兵，命運並不好，中國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會優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說就是虐待，連打帶罵，還不給飯吃（我們中國人，對等級無師自通地敏感）。而英國人方面，一旦出現了軍紀問題，一般都是拿印度兵開刀，當眾絞死，用以安撫占領地的中國人。遠不及後來在上海的印度巡捕，雖然在白人面前是孫子，但見了中國人，卻是霸道的爺。
纏頭巾是印度錫克人的風俗，也是他們的教規，聰明的英國人為了讓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變革他們上下身服飾的同時，容忍了他們的頭頂。殊不知，這個特別的頭頂，到了中國，卻變成了二等洋人的標誌，讓中國人很是厭恨。
然而，時代總是在前進，誰也沒有想到，到了19世紀末，在中國"租借"了山東威海的英國人，居然把他們在印度的經驗搬到了中國，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國軍團"，這支軍隊的服裝跟印度的錫克兵一模一樣，頭上也頂著一個大頭巾，或者說是頭巾形的帽子。據資料記載，"中國軍團"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長槍隊、炮隊、機槍隊、騎兵隊一應俱全，這支軍隊的士兵，大概是中國第一批接觸並使用馬克沁機槍的人。從這支軍隊留下來的老照片來看，這些來自山東各地的小伙子們，雖然頭上裹著頭巾顯得有點怪異，但軍容嚴整，渾身上下透著精神，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趾高氣揚。只是雖然號稱"中國軍團"，但軍官卻都是英國人，列起隊來，每個排的旁邊，都站著一個戴著大檐帽的英國軍官。
作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虧本的買賣。他們招募中國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樣，都是要用他們打仗的。"中國軍團"剛剛練好，打仗的機會就來了--中國鬧義和團了。山東是義和團的發源地，但威海附近卻沒有鬧出多大動靜，因為被"中國軍團"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國軍團"北上，加入西摩爾聯軍，不僅跟義和團，而且跟中國的正規軍交上了手，參加了進攻天津和北京的戰鬥。據說，這支中國人的軍隊打得很不錯，在進攻天津的戰鬥中尤其突出，接連攻下幾個軍火庫。戰後，為了表彰這支軍隊，英國人特地設計了一種帶有天津城門圖樣的徽章，作為"中國軍團"的徽記。一位當年"中國軍團"的英國軍官寫道："中國軍團遠征作戰的次數比任何部隊都多。即使不算解決威海衛出現的麻煩，天津之戰有我們的份，解救北京有我們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獨流和沒有行成的北倉，這些遠征都是我們幹的，沒有其他軍團參加。"（巴恩斯：《與中國軍團在一起的活躍日子》，轉引自鄧向陽主編：《米字旗下的威海衛》）參加八國聯軍的"中國軍團"計400餘人，進攻北京的聯軍中的英國軍隊一共才3000人，中國人占13％強。而聯軍中法國軍隊才800人（以越南士兵為主），奧軍58人，意軍53人。如此說來，所謂的八國聯軍，其實應該是九國聯軍才是。只是這第九國的士兵比較隱蔽，服飾跟印度兵一樣，以至於當時被打的所有中國人，都沒有覺察，一直當他們都是印度兵。
使用中國人來打中國人，不是打普通人，是進攻自己國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沒有任何問題，而且這支中國軍隊打得相當賣力（中國軍團為此陣亡23人），特別能戰鬥，同樣的中國人，在中國陣營里幾十萬義和團，幾萬武衛軍，都不濟事，而在對方陣營里，幾百中國人卻所向披靡。令我們在佩服殖民者的"以華制華"策略高明的同時，不能不反觀一下我們自己的百姓。傳統的忠君愛國的觀念，在晚清的亂世，很明顯靠不住了。在同一個地方，一夥人跟洋人誓不兩立，嚷著殺洋滅教，雖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國人頭上，但對洋人的敵意無疑是明顯的。另一夥人（他們其實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則跟著洋人殺中國人，殺到了皇帝和太后的頭上。上個世紀末，世界還真是有點亂。
最後提一句，後來，英國人為參加八國聯軍的中國士兵陣亡者立了一塊碑，碑文中英文雙語，但碑的樣式，卻是地道的中國式，雲頭龍紋，跟中國政府為在義和團時死了的德國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樣，絕對中國，但卻是對中國的……什麼呢？--羞辱。
不幸的是，這羞辱多半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找的。
第二部分
奇怪的是，中國軍隊里沒女人，在中國人的戲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掛帥的故事，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過女人，連夫妻之間都如此。以楊家將故事為例，赫赫有名的楊六郎的兒子楊宗保，打不過一個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著，半推半就做了上門女婿，中間經過了一些曲折，最後當然是楊家撿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個能征善戰的女元帥。不服不行，這種故事居然會往前複製，據說楊六郎的爹楊老令公楊業，跟他孫子一個命。
更大的隔膜發生在教會的育嬰堂里。育嬰堂（圖17）本是教會的公益事業，這種公益中國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顯得奄奄一息。西方教會大規模進入之後，在醫療、救濟、撫養孤兒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雖然目的不過是為了"中華歸主"，但卻也讓中國人，尤其是那些貧弱無助的弱勢者得了不少實惠。只是天主教育嬰堂的嬤嬤們，往往對棄嬰的靈魂比對他們的生命更關心些，以至於收來棄嬰之後，往往更熱心給他們洗禮，而不是趕緊醫治或者餵養。由於收的棄嬰本來就很弱，往往一番折騰後，咽氣者甚多，所以育嬰堂的兒童死亡率很高。育嬰堂不得不將他們集中掩埋，一個棺材多個死嬰，或者一個墓坑埋一堆。
原本棄嬰東一個、西一個地丟著，無論是狼叼去了還是狗吃掉了，誰也不會注意，可是這么多死嬰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觸目驚心"，於是各種"故事"由出來了。首先棄嬰的來源受到了懷疑，有些人認為教會通過"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麼地方出了一樁兒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會傳的沸沸揚揚，好像出現了一支拍花的大軍偷走了無數孩子似的，而這個大軍就出自育嬰堂。育嬰堂偷嬰兒乾什麼呢？這就需要國人的想像力了，好在國人在這方面一向特別擅長，於是故事出現了特別恐怖的情節，說是育嬰堂偷走嬰兒是為了挖心肝做藥，還挖眼睛，據說是可以製成藥水，點鉛為銀，而且只有中國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國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關天，這種隔膜導致的後果往往特別嚴重，那一時期，很多大規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時常有人拿著嬰兒的小鞋狂呼亂叫，只要有人發現了育嬰堂的墓地，就會出現一陣騷亂。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與此有關，不僅搭上了幾十個嬤嬤和傳教士，而且連法國領事豐大業的命也送掉了。當然，天津的事情跟別處有點不一樣，那裡的育嬰堂，嬤嬤們特別熱心，為了收棄嬰，居然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手續費，就是為了這點微末的手續費，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傳說中"拍花"的因果鏈，就這么連上了。
當然，不誤會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戲有關。那時節，農村的人們沒有別的娛樂活動，請人唱戲要算最熱鬧的事兒。過年過節唱，辦事情唱，有的時候為了求雨也要唱。中國人請戲班子唱戲，雖然都是為了給自己看，名義上卻非說是給神看，因此戲台往往搭在廟宇的前面。可是，這種名為娛神實為娛人的活動，卻讓某些教會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經過敏，被視為"偶像崇拜"（顯然是廟裡的泥胎作怪），嚴禁教民參與，而且還特地為此從總理衙門討來了一紙赦令，允許教民在這種活動中可以不出份子（這種活動都是村民自己湊份子）。在農村，唱戲是一種社區的"集體活動"，如果不參加，就意味著不合群，甚至是跟眾人對著幹，這樣做，難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況且，在那時的中國鄉村，平日的生活的娛樂活動，唱戲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們同樣需要戲劇來排遣解悶，這種欲望有時甚至並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夠恪守規矩，他的家人親戚，在鑼鼓喧天的時候，未必能抵擋得住誘惑，如果也跑出來看上幾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夥便宜的人，白眼不免會變成嘲罵。如果是求雨活動，唱完戲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這個雨當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參加求雨的人則不平衡--教民這個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罵進而開打，教案就這么鬧起來了。
因唱戲引起的教案，雖然多，但規模往往都不大，畢竟，兩邊的利害衝突不大，而一些廟產糾紛則衝突要激烈得多。中國北方農村的村頭巷尾，都有廟，裡面供著關公、觀音、玉皇、水母娘娘之類的神，這些廟有很大部分是沒有人經管的，裡面既沒有和尚，也沒有老道，而且廟產往往沒主，弄不清那塊地皮和地上房屋產權屬於誰，實際上，它應該屬於村民的公產。但是在教會的擴張過程中，教會在尋找建教堂地皮的過程中，往往冒出某些無賴，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騙說這些無主的廟宇是他家的產業，然後把它賣給教會。待到教會真的在自己"買來"的產業上拆廟動工蓋教堂時，村民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於是大嘩。雖然這些破廟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沒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將之拆掉，變做另外一種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經就都緊張起來，神廟的鎮壓作用，辟邪作用都從人們的記憶深處冒出來了，人們甚至還記起了這些神廟當年是如何的靈驗，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聖，如果聽任洋人拆毀，將會給村莊帶來怎樣的災禍等等。由於茲事體大，這種教案糾紛往往鬧的時間特別長，爭、鬧、打、打官司，然後再爭、鬧、打，往往會鬧上十幾二十年。著名的山東冠縣梨園教案，就是民教雙方爭奪該村的玉皇廟的廟產引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