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內容摘要
李存葆李存葆同志的中篇力作《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以下簡稱《墳塋》），是一部新時代的革命悲劇。它的成功，對如何創作社會主義時代的悲劇，做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開拓。這種價值，突出地表現在《墳塋》比起同類題材的作品，更加注重了對悲劇的生活視野的開拓，更加注重了對悲劇主人公潛藏價值的挖掘，更加注重了對產生悲劇的根源的揭示。
1960年春，國防部長林彪親臨s軍區所轄半島防區視察。
數日後，半島駐軍各師得悉“林總”指示如下：根據主席“誘敵深入，放進來打"的偉大戰略方針，半島防禦重點在南不在北。彭德懷於半島北部重點設防，同主席軍事思想背道而馳，屬戰略性錯誤……
當年年底，駐守半島北部的D師，捨棄了建國以來所修築的各種永備性坑道、工事，捨棄了剛剛竣工的雀山工程——地下師指揮所，冒著紛飛大雪，移防半島南部龍山一帶。
時隔八載——一九六八年元旦，D師派出部隊至半島北部，將雀山工程一舉炸毀。
寫作初衷
李存葆作者經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給人們今天生活留下的“後遺症”。作者痛切地感到，“文革”雖已成為歷史，但生活的內容卻是刀子割不斷的。昨天的矛盾會延續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會延續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沒有極左路線“十年”的登峰造極，也許很難有今天這如同大壩開閘般的洶湧變革洪流。改革已成為任何個人都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卻時時會遇上“地雷”，而這些“地雷”里裝的無不是“左”的火藥!仍需用百倍的勇氣，去蹚過一個個“雷區”。由此，作者固執地認為，和改革一起前進的文學固然值得提倡(寫改革也離不開昨天的歷史)，但“反思”文學也同樣會給今天的生活以啟迪。這便是作者寫《墳塋》的初衷。
作者自評
《山中，那十九座墳塋》不敢說《墳塋》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品，寫時沒有那樣明確地想過，稿子寫了近一半時，才聽到黨中央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況且，“文革”的大悲劇絕非“十九座墳塋能否定得了的。作者說，因為自己對“文革”中的那段部隊生活還熟悉，便寫了這篇東西。
《墳塋》在揭示矛盾方面，稜角要比《花環》大一些。作者非常感謝《崑崙》編輯部在刊用這部小說時，不僅沒有讓他磨掉可能引出點小麻煩的稜角，而且還鼓勵他再放開一些。《墳塋》所揭示的矛盾，或許有人接受不了。對一部作品，不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見解來說，要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絕不可能的。中國之大，十億之眾，對一部作品毀譽不一，見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風轉舵，重溫“大批判”的舊夢，誰心裡有啥就說啥，是政治開明的表現。
在創作中作者抱定這樣的態度：作家對生活應該絕對真誠。雖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義”來否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來是清楚的)，但作者還是按照自己認準的路走下去。寫《墳塋》時，作者力求自己能有點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觀念，去再現那荒唐年代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嚴峻的真實。中國士兵的忠誠堅貞、英勇頑強、吃苦耐勞和犧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無法匹敵的。作者常常想大聲呼喊：“中國士兵萬歲!”作者就是帶著這樣的情感來寫彭樹奎、郭金泰、孫大壯、陳煜、劉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儘管他們在《墳塋》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劇的角色，成了無謂的犧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劇又往往是無知造成的。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歸於極左路線的重壓，還在於他們的無知。在這些戰士身上，生活的艱辛鑄成了他們的美德，文化的貧乏又造成了他們的蒙昧。顯然，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偏重於描繪他們的美德，而沒有過多地去剖析他們的蒙昧。嘲諷這些戰士，作者落筆發抖，於心不忍。儘管作者知道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種“劣根性”，是產生悲劇的土壤。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難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歸根結蒂，原因在於經濟。“文革”的悲劇發生在這個歷史悠久而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身上，單把責任歸於領袖人物和問罪於幾個野心家，顯然是不夠的，值得深思的東西太多了。
《墳塋》在藝術表現上會給人若干缺憾。筆力不足且不說，它是作者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匆忙完成的。作者雖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構思，但因忙，直到《崑崙》第六期上別的稿子已下廠一個多月了，這部稿子還在趕寫中。搶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帶有青嫩和酸澀。
啟迪
李存葆作品教育意義
巴爾扎克指出：“教育他的時代，是每一個作家應當向自己提出的任務。”《墳塋》的作者正是這樣，他以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藝術家的勇氣，不僅真實而細緻地表現了郭金泰、彭樹奎、孫大壯等這些祖國的忠誠兒女們被毀滅和摧殘的過程，而且，尖銳而深刻地揭示了產生這種歷史悲劇的根源。這對昨天那段歷史所作的深刻的反思，無疑會對今天的生活帶來極有意義的啟迪。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用血與火寫成的。從古老的大運河岸邊縴夫們那低沉得近似呻吟的號子聲中，從“渡江第一連”那千瘡百孔彈痕累累的船帆上，不難想見――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是經歷了怎樣危難交並、千曲百折的漫長曆程，才跨入了人民共和國的新紀元。然而，無論生活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總是同昨天有聯繫的，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生產力的低下，經濟的落後與貧乏，傳統的封建意識，小生產的“劣根性”等等，不能不作為植根的土壤而對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
因此，隨著政權的在握，“左”的傾向愈來愈被奉為正統，“左”的思潮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蔓延。小說中寫到，劉琴琴的父親寫了一篇《論李白的傲骨》的文章，被追劃為“右派”趕到了鄉下勞改；鄉下的龍尾村的百姓被推到了飢餓的絕境；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構築的國防工程被遺棄直至徹底炸毀；“突出政治”的口號壓倒了軍事訓練，郭金泰這些正直的有膽識的指揮員，被推進了迷惘的“霧海”，彭樹奎這些軍事尖子們被打進了冷宮；而秦浩、殷旭升這類極左路線的力行者、追隨者們，卻乘著“突出政治”的熱風，踏著用士兵們的血汗搭成的階梯扶搖直上。路線，是的，正是這條極左的路線，釀造了多少人生的悲劇、政治的悲劇、社會的悲劇……
時代體現
“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一段民族大悲哀的年代，民主被掃地出門，正義被投進監牢，真理被葬入墳墓，法律蹲在角落裡默默地嘆息……在這可悲的年代裡，被極左路線驅使的投入“龍山工程”的英雄連隊和忠誠的指戰員們，又怎么能夠逃脫慘遭摧殘和毀滅的命運呢？一切都是以最神聖的“革命”的名義來推行的！對敢於置疑和抗爭的營長郭金泰，揪住“萬歲事件”，以“階級鬥爭”的鞭子抽打，並撤銷其職務；對於處在猶豫中的骨幹班長彭樹奎，軟的誘之以提乾，硬的借牽連“萬歲事件”相要挾；對蒙昧的農村士兵孫大壯，以“突出政治”的表揚相愚弄；對來自“右派”家庭的女兵劉琴琴，以看“忠”的表現相驅使；對虔誠馴服的副班長王世忠，以愚“忠”相利用……正是這極左路線羅網的圍困、驅使、欺騙下，這些在祖國懷抱中成長起來的忠誠兒女們，一個一個地、或清醒或不明不白地被野心家們推上了政治賭博的祭壇。造成這場歷史悲劇的主要根源，無疑是客觀上極左路線的肆虐。然而，人生的悲劇又往往是離不個人主觀性格上的原因。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也在於他們主觀上的愚昧與軟弱，在於魯迅先生曾不止一次剖析過的那種“劣根性”。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文學……就其本性來說，它不能不是時代願望的體現者，不能不是時代精神的表達者。”《墳塋》的基調是蒼涼、悲壯、深厚的，讀來似乎使人感到沉重和壓抑，然而，全部作品所呈現的崇高與壯美的悲劇美感力量，卻給人以靈魂的淨化、精神的感奮和信念的堅定。它使我們痛定思痛――為了生者和死者，為了使我們的民族不再蒙受摧殘和恥辱，為了使祖國的兒女不再走上郭金泰、彭樹奎、孫大壯式的慘痛悲劇之路，我們必須從內心深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絕不能讓極左的幽靈再來干擾和破壞祖國人民正全力以赴為之奮鬥的四化大業。
作者簡介
李存葆李存荷，曾用筆名“茅山”。1946年2月19日出生於山東省五蓮縣東淮河村的農民家庭。1961年在五蓮縣第二中學讀完國中，輟學回鄉務農。1964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學習創作，並有作品發表。曾任班長、排長，後調任團政治處新聞幹事，從事新聞報導工作。1976年調到濟南部隊政治部宣傳隊創作室任創作員。
1979年初春奉命赴雲南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線採訪，為戰士的英雄事跡所感動，在4個月的時間內創作了十多萬字的報告文學和散文，榮立三等功。同年8月到廣西前線的參戰部隊深入生活近3個月，對軍人和部隊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經過近3年的準備，1982年創作出成名作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引起強烈反響，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4年秋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就讀。同年發表另一重要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獲1983—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6年從軍藝畢業，到濟南軍區文化部創作室任創作員。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作品除小說外，還有詩歌、散文、戲劇。報告文學等。
鑑賞
李存葆作品本篇是作者繼《高山下的花環》之後的又一部中篇力作。和《高山下的花環》歌頌軍人與人民崇高的革命情操相反，本篇是寫人民軍隊中一場驚心動魄的悲劇以及特定歷史環境中解放軍官兵的命運與精神狀態。
取材
它表現的東西是以往取材于軍事生活的作品迴避或者掩飾的，人民軍隊中的陰暗、愚昧與平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軍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人物描寫
秦浩這個革命軍隊中的高級領導人，這個黨在軍隊中的代表，為了自己能夠獲得林彪的賞識、加官晉爵，不借弄虛作假，以國家的巨額資財和戰士的生命作代價。那個具有光榮革命歷史、黨性強、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對戰士的生命負責任的郭金泰，那些質樸、善良的戰士，都成了他滿足個人野心的犧牲品。連隊指導員殷旭升，年紀輕輕就學會了溜須拍馬、投機鑽營。假如不是血的事實喚醒了他的良知，他將踩著秦浩的腳印一步一步走下去。
在展示工程報廢、人員傷亡這些顯而易見的悲劇和揭露野心家骯髒靈魂的同時，作品也寫出了某些平凡的戰士心靈的愚昧——以非理性的狂熱表現出來的愚昧。粗魯、直率的王世忠和善良、溫柔的劉琴琴身上都有這種愚昧。王世忠只知道忠於領袖和副統帥，只知道革命加拚命，從來不知道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不相信科學，甚至不相信自己會生病。他的愚昧正是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劉琴琴真誠地打著竹板歌唱帶病勞動終於臥床不起的孫大壯，卻不知道這歌唱實質是一種殘酷的虐待。最後正是這歌唱迫使高燒7天的孫大壯從病床上爬起來去扛水泥，吐血而死。劉琴琴本人，也是為搶救“寶椅”被砸死。
彭樹奎、孫大壯和許多戰士，以另一種痛苦、愚昧的方式生存著。彭樹奎當兵9年，窮得連妻子都娶不起，任一個造反派欺侮，眼巴巴等著提乾；孫大壯18歲入伍前沒吃過糖果，入伍後站崗常常超過換崗時間替別人站。別人以為是他思想好，實際上是他不認識鐘點，不好意思開口叫下一班。這個來自貧窮的老革命根據地沂蒙山區的善良青年，最大的理想是復員後能到勝利油田當工人；那些終日生活在工地上的戰士，連看看女性的花衣棠都成了不可思議的奢望。星期天以比賽睡覺打發時間。劉琴琴送金杯來的時候，一百多號男子漢都把火辣辣的目光射向她。
可悲可憐的軍人
李存葆假如說在《高山下的花環》中軍人可敬可愛，那么在本篇中軍人則是可恥的或可悲可憐的。這是一部表現部隊生活的作品。但它是把部隊生活放在龐大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上來表現。因此，在藝術構思上，作家自覺地為“龍山悲劇”提供了兩種參照：橫向的社會生活參照和縱向的歷史生活參照。前者具體表現為有意識地把戰士的家庭生活引入小說。這樣就擴大了小說的容量，使小說包含了更豐富的社會內容。從劉琴琴父親的冤案、母親的被隔離審查乃至自殺，讀者可以看到當時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從彭樹奎父親那封淒悽慘慘的信和菊菊的不幸命運，讀者可以體察當時農村社會的衰敗和混亂。縱向的歷史生活參照就是在表現現實生活的時候把眼光投向歷史，尋找歷史與現實的某種聯繫。
在小說中，“錐子班”是因為1948年春天攻打國民黨96軍駐守的濰縣縣城時勇猛善戰而得名；一連被稱作“渡江第一連”是因為當年在渡江戰役中這個連最先搶占灘頭陣地，突破了敵人的江防工事。然而正是這個連、這個班，20年後成了陰謀家、野心家的工具和犧牲品，就像渡江第一連當年的連長郭金泰成了龍山工程的犧牲品一樣。這種悲劇性的歷史顛倒非常荒誕，而且驚心動魄、發人深省。“龍山悲劇”是在橫向的社會聯繫和縱向的歷史發展的交叉點上存在著的，小說所具有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必須從這個特殊的結構入手才能得到全面解釋。從本質上說，這篇小說是以人道主義思想和理性主義精神為武器，反思、批判特定年代非人的社會生活。
人物形象
李存葆一支英雄部隊廛戰了一年零七個月的結果，是工程的全部報廢，是在龍頭崖上落成了19座墳塋和向醫院轉送了100多名傷員。它所展現的的確是一種巨大災難，然而《墳塋》所著力表現的又不僅僅是災難，而是為了呈現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悲劇特質，即通過災難喚起崇高與壯美。因此，作者十分注重發掘悲劇主人公的潛在價值，揭示主人公的美好心靈，從而使我們看到，被災難毀滅的是一批怎樣可愛可敬可歌可泣的靈魂。
郭金泰
雙大功營長郭金泰是《墳塋》中典型的悲劇主人公。他的一生，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恪守正義、崇尚真理的革命者所走過的充滿磨難的道路。作者對他的潛在價值，對他那金子般的心靈，進行了深入的開掘和充分的展現：當龍尾村的百姓陷入飢餓的絕境時，他連夜召開會議，組織營救，並帶領戰士們將救命糧親自送到饑民家中。當上級追究“萬歲事件”的政治責任時，他本來可以拒絕那荒謬的處分，但為了避免龍尾村的百姓遭殃，他“二話沒說，提筆在處分決定上籤了字”。當他第三次被錯誤的撤職後，完全可以離開施工現場去餵豬，但為了護衛戰士，同死神、同比死神更肆虐的邪惡勢力抗爭，他卻毅然決定下“錐子班”，到他明知的死亡區去。
當毀滅性的大塌方終於發生，是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指揮戰士們同死神搏鬥，在生死決擇的最後一瞬間，他斷然將死亡留給自己，而將曾是那樣卑劣地排擠他的指導員踢出導洞，踢向生路，踢醒了指導員的良知。正是這樣一位心地善良、剛正不阿和有膽有識的軍人，一位敢於直面慘澹人生和淋漓鮮血的真正猛士，一位本來應該成為在國防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優秀指揮員，卻被謬誤和虛假埋沒了、扼殺了、毀滅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作者正是這樣，從縱的方面寫出了這一人物艱辛的命運和遭遇；又從橫的方面揭示了他痛苦、迷惘、憤怒等性格內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而縱橫交叉之處所著力展示的，正是這一悲劇主人公崇尚正義、追求真理、有膽有識的人生有價值的東西。
彭樹奎
“錐子班”班長彭樹奎，是作者在《墳塋》以濃彩重墨塑造得最為成功的典型人物。這位來自大運河畔縴夫家庭的老戰士，從父輩身上承襲了純樸、正直、善良、勤奮等勞動人民所有的美德和素質；同時，他備嘗生活苦汁、飽經磨難的坎坷命運，也十分深刻地印證了民族在那個災難的年代裡所遭受的巨大的折磨和摧殘。
他忍辱負重，苦幹苦熬，期冀著能提乾掙工資，以了結年復一年因經濟拮据得不到歸宿的婚姻。然而隨著空頭政治代替軍事技術的風向出現後，他的提乾希望卻越來越渺茫。從他身上讀者看到了青年時代的郭金泰，看到與其一脈相承的品格和潛在的人生價值。在劉琴琴摔掉了林彪用過的“金杯”的瓷疙瘩，嚇得哭起來時，他竟敢把這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的政治事故的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在大塌方的災難過去後，這位倖存者終於接到了多年來他曾是那樣迫切需要的提乾表，然而，他卻將它撕得粉碎，並且毅然交上了復員報告。在這裡讀者所看到的，是經過血與淚的洗禮，在正義與邪惡搏鬥中，一個革命者最後所走上的覺悟和反抗，也是一個倖存者在意志上對那條罪惡路線的嚴正判決！作者並沒有給彭樹奎這一人物塗上“理想化”的色彩，而是嚴格地遵循了生活的真實，既寫出了人物性格的主體傾向，也寫出了特定的典型環境所賦予這一人物性格的多層次、多棱面。彭樹奎在謬誤面前所表現出的迷惘、軟弱和逆來順受，在誘惑和欺騙下為了解脫個人的困境而違心地揭發郭金泰的“言論”等等，成功地反映了這一人物性格內涵的豐富性、複雜性，使讀者感到這一人物有血有肉，真實可信，是一個親切的“熟悉的陌生人”。因此當彭樹奎最後終於冒著紛紛揚揚的大雪，告別了龍頭崖上的19座墳塋，攙著失去了一支胳膊的妻子去闖關東時，每一個正直的人不能不為之心頭滴血、渭然長嘆！
孫大壯、陳煜和劉琴琴
李存葆孫大壯、陳煜和劉琴琴，是《墳塋》中三個最年輕的士兵，但是，從他們心靈的回音壁的折回，同樣是那個顛狂年代的種種噪音和歷史傷殘的人生呻吟。孫大壯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孤兒，他憨厚老實、虔誠勤奮，像一頭溫馴的牛，終日捨命地勞作。
最後，在騙子的政治表揚的迫使和捧殺下，活活累死在工地，穿著血肉與水泥澆鑄的“水泥襯衣”，套著這極左思潮帶給他的永遠無法解脫的桎梏，帶著復員後能到勝利油田幹活的生前的全部奢望永遠地去了……顯然，作者對孫大壯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偏重於描繪和開掘他的美德，而沒有忍心過多地剖析他的蒙昧。對於那名來自城市的青年畫家，由於一個無意中的“事故”而被下放到錐子班的學生兵陳煜，作者則把他放在各種尖銳的矛盾中，通過一些典型細節描寫，突出他的聰明、機智、正義、清醒和富於反抗精神的性格特質。劉琴琴是作品中塑造的唯一的女兵形象，她僅僅是由於自己的美麗和單純，才得以參軍。她本來沒有罪，僅僅是因為出生在“右派”家庭，就每天都不得不懷著負罪的心理誠惶誠恐地為“忠”字獻身，最後成了“忠”字的無謂犧牲品。副班長王世忠是作品中格外耐人尋味的悲劇人物。這位虔誠而單純的戰士，在邪惡和謬誤的欺騙和蠱惑下，幾乎變成了為“忠”字服務的機器人，因此也為自己掙來了龍頭崖上的第一座墳塋。
《墳塋》在著力挖掘悲劇主人公潛在價值的同時，通過對比，還塑造了兩個可以作為反面鏡子的人物――師政委秦浩和連指導員殷旭升。秦浩這個人物在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年代裡很有代表性。他是極左路線的追隨者、力行者，也是“龍山工程”悲劇的製造者。在這個人物身上，讀者不僅可以看到政治騙子、野心家虛假、冷酷、兇險、投靠、陰謀詭計、草菅人命等相當典型的罪惡特徵，而且可以瞥見那顛狂的年代裡野心家們狼狽為奸、禍國殃民的醜惡內幕的一角。殷旭升，是作品中展示的走上黑暗的人生道路、既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的另一類型的悲劇人物。他的主要特徵是虛偽和向上爬，不惜用別人的血淚為自己建立利祿的階梯。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泛濫於那個年代的社會思潮怎樣泡漲了野心，污染了靈魂，吞噬了人生的價值。
情節
情節李存葆作品《墳塋》的基本情節並不複雜，它所展現的是一支具有光榮傳統的英雄部隊（“渡江第一連”及“錐子班”），在“史無前例”的特定的歷史年代裡，在極左路線與野心家的驅使和愚弄下，為修建一座並非為國防的國防工事，所承受的那種可悲可嘆可慨的磨難，直至最後被殘酷毀滅的結局。然而，作者並沒有把目光僅僅停留在部隊施工這段狹窄的天地里，而是把這段特定的生活看作是整個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按照自己的審美高度與藝術目標，把生活的視野由部隊擴展到整個社會，在更加寬廣的時空領域中，發掘和深化悲劇題旨，進而引入完整地感悟特定歷史年代生活本質的悲劇畫面。
作者在《墳塋》中還穿插了彭樹奎與菊菊飽受磨難的婚姻，透露了那被扼殺的陳煜與劉琴琴的愛情。這是從另一種角度對處在動亂年代的人民與士兵生活悲劇的發掘和展示。如果說《墳塋》是一部沉渾、蒼涼、撼人心弦的交響樂，那么，彭樹奎與菊菊的婚姻悲劇，則是其中一章令人感嘆、耐人回味的詠嘆曲，在深沉、純樸的基調中，交織著感傷，哀婉的慢板和真摯、熱烈的抒情快板。尤其是插進了彭樹奎與菊菊童年時那種純樸、天真、戲謔、詼諧的生活片斷的喜劇樂段，更渲染了他們婚姻的悲劇性。
《墳塋》的作者正是由於在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作了獨特的開拓和深刻的發掘，即把“龍山工程”與整個時代作了寓意上的溝通；把英雄連隊所遭受的磨難與人民民眾的不幸際遇作了本質上的印證；把歷史、現實與未來，作了連貫性的思索和可貴的揭示，因而，作品所呈現的社會生活是那樣的廣闊、厚實，所蘊含的思想內涵是那樣的尖銳、深遂，所展示的希望與信念是那樣的強烈、執著，以致這部悲劇所喚起的壯美與崇高感，不能不使人們的靈魂受到淨化和得到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