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廠長上任記》[文學作品]:《喬廠長上任記》是一部典型的“烏托邦”作品 -百科知識中文網

《喬廠長上任記》是一部典型的“烏托邦”作品。它敘述了某重型機器廠經歷了十年動亂後，生產停頓，人心混亂，成了一個爛攤子，喬光朴赴命於危難之際，立下軍令狀當了廠長後，大刀闊斧地整頓隊伍，建立新的生產秩序和獎懲制度，激發了職工的工作熱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變了全廠的渙散狀態，扭轉了生產被動局面。

作者簡介

《喬廠長上任記》作者蔣子龍，1941年生，河北滄縣人。創作活動始於60年代中期。已出版《開拓者》、《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陰陽交接》、《飢餓綜合症》等小說集及長篇小說《蛇神》，另有《蔣子龍短篇小說集》、《蔣子龍中篇小說集》、《蔣子龍選集》等。蔣子龍小說創作堅持近距離反映生活，不迴避現實矛盾和鬥爭，作品所涉及的，大多是社會人生領域和工業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課題；擅於刻劃積極進取、勇於開拓、具有進攻型性格的企業家和普通工人形象，從中揭示人生的真諦；筆調沉鬱冷峻，風格雄渾剛健，為我國工業題材小說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創造背景

作為開“改革文學”先河的《喬廠長上任記》，產生於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改革作為時代主鏇律在中國大地尚未全面奏響之時。誠然，這篇小說所描寫的企業整頓還只是我國工業體制改革的前奏，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傳統在當時也才恢復不久。然而，作家卻有力地擺脫了長期以來文學創作表現階級鬥爭的模式，毅然地將藝術的聚焦點調整到經濟建設、企業整頓改革上來。更為可貴的是，作家無意在自己的作品中人為地緩解“文革”結束不久客觀存在於我國政治經濟領域、企業整頓改革中的尖銳複雜的矛盾，而是如實地表現種種嚴峻的生活,不僅僅是企業內部存在著的“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門的問題”，而且更有政治活動中難於繞開的障礙，以及不易對付的社會關係網。作家將其主人公置於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置於一場並不亞於戰爭的磨難中，通過“和平年代的戰爭”的種種描寫，展示出新時期之初的社會面貌，以及時代強者的遭遇和命運。

跟某些鼓吹遠離政治的作家不同，蔣子龍決不試圖使自己的創作脫離時代，在作品中抹去“政治的痕跡”。恰恰相反，他認為只有時代才有資格“選擇作家”，只有政治才可能成為“生活的神經”。出於這種思想和美學追求，他在《喬廠長上任記》的創作中，努力創造瀰漫著時代氣氛、政治氣息的環境，塑造著富於政治色彩的人物形象。當我們國家剛擺脫“文革”帶來的危機，在企業困難重重，工人隊伍人心渙散，特別是一部分人在人生觀、價值觀方面已產

生異化的時刻，喬光朴敢於挺身而出，知難而上，即便身陷困境也堅定不移地進行企業的整頓改革，表現出我們民族有識之士所共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可貴品質；他智深勇沉，處事堅韌、果斷；他精通現代企業管理，勇於實驗和另闢蹊徑。特別可貴的是，作為一個充滿自信，堅強有力的企業家，他並不認為“鼓動家”、政治家只是企業家的一種陪襯甚至只是一件擺設。他充滿誠意地動員“老搭檔”石敢“出山”，是因為他意識到正是他們“兩個人”才把過去的電機廠“搞成了一朵花”，是他深知自己性格和工作中的缺陷和弱點，要獲得事業的成功不能沒有“詼諧多智的鼓動家”的配合和輔佐。這是一個完全排斥恐懼、懷疑、阿諛奉承、互相戎備等劣質的偉大性格。我們並不否認喬光朴形象塑造中存在著的理想化傾向，但我們又認為，喬光朴才是改革時代所要召喚的真正的無產階級企業家，是我們國家實現“四化”最需要的人才。喬光朴屬於今天，更屬於明天。

內容概要

局長霍大道主持機電工業局黨委擴大會議，研究派硬手到兩年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的重型電機廠當廠長。電機公司經理喬光朴打破沉寂毛遂自薦，並當眾立下了“不完成國家計畫請求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軍令狀。他提議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將電機廠“搞成一朵花”的石敢仍擔任黨委書記，並硬是將在“文革”中被批鬥得心灰意懶的石敢動員出山。

喬光朴回到獨居的家中，神使鬼差地打電話約了童貞。童貞是喬光朴在蘇聯學習時認識的留蘇學生。回國後，喬光朴出任電機廠廠長，童貞也在廠里當技術員。童貞深愛著喬光朴，但由於喬已有妻室，便矢志不嫁。她的外甥郗望北以為廠長騙了他老姨，對喬光朴懷恨在心。在“文革”中，喬光朴的妻子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他自己也常挨批鬥，加上廠造反派頭頭郗望北又給他扣上了“道德敗壞分子”的帽子，使他比別的走資派吃了更多的苦頭。童貞的心靈也受到了傷害。

兩人見面後感慨萬分。喬光朴向童貞求婚，並希望明天回廠上任後就結婚。童貞擔心民眾議論，又怕喬光朴跟已擔任副廠長的郗望北無法共事，顯得憂心忡忡。但喬光朴五十多歲還雄心勃勃，熱愛自己的事業，又使她那顆工程師的心也熱了起來，她同意跟他到廠里轉轉。

進了車間，喬光朴發現青年工人杜兵採用“鬼怪式操作法”，十分氣憤。在他之先到廠的石敢摸到的情況更嚴重：工人思想混亂，幹部其實是三套班子。他告訴喬光朴，冀申正在主持召開緊急黨委會，這肯定跟他們回廠有關。他們來到了辦公樓，只見會議室燈光通明，好像在討論明天的大會戰。喬光朴給霍大道掛了一個電話，拉著石敢、童貞走進了會議室。黨委會正在討論兩項內容，一項是郗望北的停職清理，另一項便是大會戰。冀申想用大會戰孤注一擲，在生產回升後借台階離開電機廠，同時在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喬光朴和郗望北這對冤家中埋下一根引信。不料會議中途來了不速之客，後又進來了局長霍大道。霍大道當眾宣布了局黨委的決議，並補充了一項任命：任命童貞為廠副總工程師、黨委常委。喬光朴談了對工廠搞大會戰的不同意見，最後宣布自己跟童貞已舉辦婚禮。

喬光朴上任半個月，撂挑子下去整天在下邊轉。終於，連留在上邊坐陣的石敢也坐不住了。喬光朴告訴他已經有了眉目，抓準了病情可以動大手術了。第二天，他一下將全廠九千多名職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評議的比賽場，留下精兵強將，把考核不合格的，組成服務大隊替代農民工搞基建和運輸。喬光朴也因此樹起了一批“仇敵”，不僅有像杜兵這樣的工人，而且還有那些“編餘”中層幹部，他們強烈要求對廠長也進行考核。在“考廠長”時，喬光朴地各種各樣的問題回答滔滔不絕，始終沒有被問住，而分管生產的副廠長冀申卻完全被考垮了。喬光朴當機立斷，將冀申調去搞基建，把下車間的郗望北調上來頂替冀申的位置。冀申抓基建幾天，服務大隊里對喬廠長不滿的人就放出風要把他再次打倒。

喬光朴親自出差去“搞外交”。由於不通“關係學”，大敗而歸，而郗望北卻顯示了處理這類關係的能力。這期間，冀申走上層路線到外貿局上任去了。兩人在劇場相遇，冀申故作姿態，一臉得意之色。郗望北準備連夜出發，去解決廠長沒有解決的材料、燃料和各關係戶的協作問題。

石敢在燈下仔細研究一封封控告喬光朴的信件，憎恨自己開脫了自己而加重了老喬的罪過。剛進辦公室的霍大道和石敢愁眉苦臉的樣子比較，顯得情緒特別好。喬光朴推門進來，發現了石敢急忙收藏的控告信。霍大道向石敢示意都給喬光朴看。喬光朴看完控告信，怒不可遏。石敢勸他回局交令。喬光朴嚷道：“我不怕這一套，我當一天廠長，就得這么乾!”霍大道說：“我喜愛這一句話：寧叫人打死，不叫人嚇死。我在台上，就當主角。”他告訴喬光朴，部長對電機廠的搞法很感興趣，希望喬光朴把手腳再放開一些，積累點經驗。三人越談興致越高，喬光朴唱起了他喜愛的京劇：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爭論

《喬廠長上任記》（簡稱《喬》）是著名作家蔣子龍的成名作，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9期上一發表就引起廣泛關注。蔣在北京得到了茅盾、周揚、馮牧、陳荒煤等“文藝掌門人”的讚譽，但在天津卻得到了“14塊版的批評文章”。

關於天津日報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問題，已在市委宣傳部召集天津日報編委的座談會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評了天津日報“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這個問題應當算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可是陳荒煤同志號召對天津日報出擊，並說：“它（指《喬廠長上任記》）是粉碎‘四人幫’以來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標誌著我國日益繁榮的短篇小說創作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此號召下，現在電視台、廣播、報紙一齊出動，大肆稱讚這篇小說。我認為這篇小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這樣做很不妥當。

這篇小說是發表在1979年7月，但作者一開始就說清楚了，是寫的1978年6月的事情。去年6月，正是天津揭開了解學恭（編者註：“文革”期間的天津市領導，1978年被免職，後被開除黨籍）的蓋子，開始揭批查。正在這時候，喬廠長上任，正好碰上一個政治問題，前黨委讓派頭頭郗望北作檢查，他就推翻了前任黨委的這個正確決定，讓黨委書記（石敢）找郗望北宣布對他解脫，要他出來工作。這個派頭頭表示，不但不能作檢查，反而要求黨委向全廠職工說清楚為什麼讓他檢查，質問說：“就根據我當過派頭頭？”這樣一個拒絕檢查、反對揭批查運動的派頭頭，喬廠長重用了，當了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我認為這一段已經不是小說，是造反派頭頭對揭批查的政治聲明。有不少民眾稱讚這篇小說，是因為大家都有迫切把國家的生產搞上去的心情，但有少數人拍手叫好，則是因為造反派保住了奪得的權，頂住了揭批查，他們在高興，在慶祝。使人難以理解的是馮牧同志，他竟然說：“喬廠長是廠長的榜樣。”我想果真如此，在揭批查運動中，一開始每一個廠都去一個喬廠長，每一個喬廠長保一個拒絕揭批查的造反派頭頭，那我們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就有“四人幫”復辟的可能，當然這個估計和馮牧同志的結論一樣，是推導出來的，不是現實。

就以上看法，認為這個小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因此對於陳荒煤同志這種只準談好、不準說有錯誤的看法，不能理解，不知為了什麼？不知要把文藝引導到什麼方向？在作風上用行政的方法號召出擊等等也覺得不大合適。

引發波瀾

《喬廠長上任記》[作品]

天津狠批蔣子龍

《喬》發表後不久，1979年9、10兩個月，《天津日報》上連續發表了四篇14塊版的批判文章，指責《喬》是反對“揭批查”運動的。

“揭批查”運動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領導下對“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的清查運動。把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喬》，自然會涉及到“揭批查”。蔣子龍刻意塑造了郗望北這一角色，與他自己剛剛擺脫作為“揭批查”運動對象的厄運有關。而他之所以會成為審查對象，起因於他發表於1976年《人民文學》復刊號上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

然而，沒過多久，《機》便被“四人幫”視為“毒草”。在文化部和天津市委的高壓之下，蔣子龍不得不遵照指示，違心寫了小說《鐵銑傳》。

兩個月之後，“四人幫”垮台。《機》變成了“香花”；而《鐵銑傳》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批判，蔣子龍也成為“揭批查”對象。這一經歷讓蔣子龍耿耿於懷。他把自己的不滿通過郗望北的言行表現出來，以此表達對“揭批查”對象標準的理解：郗望北一沒搞過打砸搶，二和“四人幫”沒有任何個人聯繫，僅僅是當過一個“造反派”頭頭而已，這樣的人不應當作為“揭批查”的對象。

蔣子龍的這一理解，與現實中領導“揭批查”運動的天津市委書記劉剛的理解發生了嚴重衝突。於是，《喬》受到批判。

北京立挺蔣子龍

就在《天津日報》發表了對《喬》的批判文章後，茅盾、周揚、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文藝掌門人”卻對《喬》給予了高度讚譽。

其實，這樣的力挺，在於《喬》所寫的，恰是中國在經歷十年浩劫後經濟百廢待興、政治上撥亂反正的時刻。在這種大背景下走馬上任的喬光朴，立了軍令狀，下工廠搞改革，自然是全社會都需要的英雄。

《喬》實際上是當年政治的圖解。對陳荒煤、馮牧、周揚等文藝界領導來說，突然看到這么一篇與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衝擊國人激情的小說，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嗎?此外，當時有人指責“傷痕文學”、“暴露文學”泛濫成災，而《喬》的登場改變了文壇只有“傷痕文學”的錯誤印象。《文藝報》、《文學評論》、《工人日報》等相繼召開座談會對《喬》褒揚有加。

天津上書胡耀邦

北京方面不僅以座談會的形式力挺，還通過朱穆之出面行政干預，天津方面自然敗下陣來。劉剛執行中宣部的指示，但內心並不服氣，於是不久就直接上書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宣部部長鬍耀邦，認為這篇小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朱穆之、陳荒煤等人對其的稱讚和對天津方面的批評很不妥當。

12月28日，胡耀邦看到信後批示說：“這個問題需要議一議。劉剛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贊同。”

天津二次上書

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揭曉，《喬》當選。《喬》的獲獎，又觸及天津方面敏感的神經。上次劉剛給胡耀邦的上書，被胡“留中不發”。這時，胡耀邦已離開中宣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王任重擔任了中宣部部長，大概天津方面覺得可以再試一試運氣，又給王“奏上一本”。王任重4月23日給天津方面回了信。6月，又經過了一番周折，天津方面終於偃旗息鼓了。

論爭始末

蔣子龍的長達幾萬字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在《人民文學》第7期上發表，也給思想比較解放的文藝家們和《文藝報》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就題材、思想、人物而言，這篇小說是一篇不同於前此發表的那些“傷痕文學”的小說，被評論家們讚美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但小說一問世，便遭到了天津文學批評界一些同志的
猛烈批判。9、10兩個月，《天津日報》上連續發表了四篇批判文章。這四篇文章的意思集中到一點，就是《喬廠長上任記》是反對揭批查和思想解放運動的。

召珂《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天津日報》9月13日說：在小說的作者看來，電機廠的混亂現象“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的偉大鬥爭和思想解放運動所造成的”；“這場運動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

宋乃謙、滑富強《喬廠長能領導工人實現四化嗎》《天津日報》9月19日說：喬廠長對揭批查運動“大潑冷水”，“充當了不光彩的消防隊員”，“把‘四人幫’誣陷老幹部，和我們的揭批查運動混為一談”。

王昌定《讓爭鳴空氣更濃一些》《天津日報》10月10日說：“作品從始到終缺乏對林彪、‘四人幫’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滿了對揭批查運動的不滿和詆毀”。

這幾篇文章認為，小說引起爭論的“癥結”在於郗望北這個“震派”人物。

郗望北所說的關於“火箭十部”的那番話，“王洪文會舉雙手贊成”；從他所說的“當過官的比沒當過官的權力欲和官癮也許更大些”這段話，“不難聽出他對老幹部的咬牙切齒之聲”；有朝一日郗望北一類的人物重新上了台，就可能“再一次出現十年浩劫的局面” 王昌定文。

供職的《文藝報》編輯部對《喬長廠上任記》是肯定和讚賞的，對青年工人作者蔣子龍是持保護態度的，因此我們很快發表了金梅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篇發在“新收穫”欄目中的短評，沒有抓住時機組織和發表更有聲勢的評論。於是，在10月6日召開的編輯部會議上，馮牧發表了一通想來是深思熟慮的系統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我們撰寫一篇評論，論述喬廠長是一個典型，又強調說，這樣的一篇文章，既應是一篇文學評論，又應是一篇社會評論。顯然，他是希望發表一篇論述改革題材和改革人物的評論，來改變一下我們編輯部的形象。我接受了這個力不勝任的任務。我的評論文章就採用了馮牧發言時所命的題目———《喬光朴是一個典型》。

與此同時，《文學評論》和《工人日報》也於10日聯合召開座談會討論《喬廠長上任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印的《文學研究動態》1979年第19期發表了署名“敏”的文章《對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的反應》（10月25日），介紹了小說發表後的爭論和座談會上的發言要點。

記憶的大門緩緩洞開，點點滴滴，歷歷在目。《喬廠長上任記》描寫的是電機公司經理喬光朴毛遂自薦，自願下派到已經兩年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問題成堆的重型電機廠去當廠長，並當眾立下“不完成國家計畫請求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軍令狀。到任後，喬光朴針對錯綜複雜的局面和難題，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硬是將全廠九千多名職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評比的比賽場。喬光朴的改革舉動，理所當然遭遇了來自各方面的阻力，面對一系列的明槍暗箭，喬光朴嚷道：“我不怕這一套，我當一天廠長，就得這么乾”！

或許，按今天世人的眼光，蔣子龍的這篇《喬廠長上任記》，更多的是呈現出一種政議色彩和哲理性。然而，30年企業改革之路漫漫而不可複製。正是在反映當時現代化建設的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方面，在反映全黨工作著重點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之際工業戰線新形勢、新情況、新特點方面，在反映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生活場景方面，小說發他人之未發，識他人之未識，提供了新的經驗，有了新的突破。這篇作品，在1979年短篇小說評獎中也就眾望所歸，名列前茅。小說開頭引用主人公喬光朴發言記錄的兩句話，時至今日，我還能背得出來：“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其實，時間和數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來追求它，它就屬於你”。

逢“杏花春雨”的改革開放年代，可以說，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作品，觸動了業餘文學愛好者的神經末梢。包括他後來創作的《喬廠長後傳》以及《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等等。回首當年那份對文學的執著，對工業題材文學作品的嚮往之情，夢牽魂縈，真是讓人難以釋懷。

蔣子龍創作的《喬廠長上任記》，其意義已遠遠超越了文學的範疇。親身經歷了企業改革的探索與實踐，親歷親為，既體味了企業改革帶來的“陣痛”，又共享了企業改革的成果，再來感受當年《喬廠長上任記》等作品裡所描述的細節，那躍然紙上的人物形象，感動格外親切。

作品鑑賞　

繼《機電局長的一天》之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在讀者中激起了更大的反響，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成為膾炙人口的篇章，他塑造的喬光朴等一系列開拓者形象已經闖進了生活。這是當代工業題材小說創作中，未曾有過的現象。有人曾說，僅就工業題材的創作領域而言，蔣子龍又擔起當代之表！作品通過喬廠長上任前前後後的描寫，向人們展示了我國工業戰線從撥亂反正到體制改革這一現實生活的畫卷，深刻揭示了人們面臨的種種歷史遺留問題，表達了廣大人民民眾的心愿和理想。超越了當時一般的傷痕文學，步入新的領域。在這裡，蔣子龍塑造了“工業戰線上系統的人物譜”。在這個人物譜中，有工人、班組長、工程師、廠長和機電局長。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喬光朴這個“開拓者”的形象。蔣子龍認為：“對於寫工業題材的人，不僅要了解現代化大生產，而且要把大工業當做舞台，把整個社會作為背景。”小說即以兩年零六個月沒有完成任務的電機廠為故事，展開具體的環境，選擇“上任”這一矛盾集中的焦點，充分展示人物的複雜關係，刻畫出喬光朴“合金般”的性格特徵。喬光朴所處的是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生活呈現出異常複雜的狀態。他到電機廠，既是“新官”，也是“官復原職”；在人事上既有老關係，又有新關係；在生產管理上，既有過往的經驗與舊的規章制度，又要有新的科學管理方法；在愛情生活上，有舊的矛盾糾葛，又有新的變化．．。面對這一切，喬光朴向組織立了軍令狀，誓在重重困難與矛盾中殺出一條生路。小說通過大考核、大評議、成立編餘的服務大隊，整頓無政府主義思想、抓產品質量等情節，表現喬光朴的才幹與魄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寫他如何正確處理複雜的人事關係：與原廠長冀申所耍弄的一系列詭橘多詐的政治手腕周鏇，激發與點燃黨委書記石敢心中的革命火焰，正確處理郗望北的問題以及與童貞的愛情關係，等等。而在解決這一系列矛盾衝突過程中，作品突出表現了喬光朴開拓精神的兩個方面：一是他雷厲風行、大刀闊斧、說乾就乾的快刀斬亂麻的作風——時間精神。他沒有撫摸“傷痕”哀嘆，而是勇往直前，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高度的革命事業心和責任感。二是他嚴格的科學態度，認真細緻、一絲不苟的作風——數字精神。喬光朴有較高的知識水平，通曉企業管理之道，按經濟規律辦事。這種精神是醫治10年動亂中遺留下來的“內傷”與“外傷”所需要的最可寶貴的進攻型性格。喬廠長正是為廣大讀者所呼籲的“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廠長”的光輝形象。與此同時，作品還刻畫了與喬光朴截然相反的形象，如狡猾詭詐、在瞬間變化的政治鬥爭中撈取個人利益的冀申，襯託了工業建設中的種種矛盾。由於蔣子龍長期生活在工廠，熟悉了解工廠的生活與鬥爭，因而他的作品寫得真實感人，他的語言很豪放雄渾，且生動。但藝術上還不夠精緻，人物對話有時議論過多，顯得較直露。

《喬廠長上任記》[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