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環而攻之(3)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4)非不高也,池(5)非不深也,兵革(6)非不堅利也,米粟(7)非不多也;委而去之(8),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9),固國不以山之險(10),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1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2)。寡助之至,親戚畔之(13);多助之至,天下順之(14)。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15)不戰,戰必勝矣。注釋
(1) 天時:這裡指時機、氣候等天然因素。地利:這裡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地理優勢。(2)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這裡的文字恐有誤。內城三里,外城應為五里。郭:外城。(3) 環:圍。(4) 城:指城牆。(5) 池:城壕,即護城河。(6) 兵:武器。革:皮革,指甲冑,古代甲冑用皮革或銅、鐵製作。(7) 米粟:指糧食儲備。(8) 委:拋棄。去:離開,這裡指棄城逃走。(9)域:界限。這裡用作動詞,意即限制。以:用。封疆:疆界。界:界線。(10) 3456:同“溪”。(11) 威:這裡用作動詞,意為威服。(12) 道:治國之道,即指“施仁政,行王道”。寡:少。(13) 畔:同“叛”,背叛。(14) 順:服從,歸順。(15) 有:或。譯文
孟子說:靠天時來選擇戰鬥的時機,比不上優良的地理條件對戰鬥成敗的影響大,而地理條件的優良,又比不上參戰者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對戰鬥獲勝的影響大。比如,有一座城鎮,它每邊長僅三里,外城每邊長僅七里,敵人圍攻它,卻沒有能夠攻克。在圍攻中,一定有合乎天時的有利條件,卻無法攻克,那么這原因就在於“天時”條件不如“地利”條件的作用大。(又如,有一座城鎮,)城牆不是構築得不高,護城河不是挖掘得不深,兵器盔甲也不是不銳利堅固,儲存的糧食也不是不多,(但敵軍一攻城,)守城者就棄城逃走,這就證明了優良的地理條件比不上參戰者戮力同心的作用大:所以我認為:管束治理人民,不要去依靠國界的限制,保衛國家不要去倚恃山川的險厄,威行天下不要去仗著軍隊的強大。施行仁政的人,擁戴他的必定很多;反之,就很少。願意服從他的人少到極點時,連親戚都會反對他;反之,天下都願歸順他。如果用天下都順服的力量去攻擊連親人都拋棄他的那些人,那么,仁君聖主或者不用戰爭手段,只要用,必定會取得勝利。
影響與傳播
孟子約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似乎同時又到過魏,曾先後見過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齊宣王時又到齊。他還去過滕,薛、宋、鄒、梁等國。《史記》說孟子時,秦、齊諸國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國強兵和攻伐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國君主因其“迂遠而闊於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與其門徒萬章等人著書立說。但據《孟子》所記,孟子到魏,受到魏王的禮遇,並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在齊,宣王任之為上卿,“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則齊必能採用其部分學說和主張,故能顯赫一時。《史記》說孟子有著述7篇傳世。《漢書·藝文志》說有11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11篇當是4 篇外文加外書; 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做。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卻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來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論斷,反映了孟子把人和看作決定戰爭勝負諸因素中的關鍵所在,顯示了他對人的因素的特別重視。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和思想,在中國古代成為僅次於孔子的最有影響的儒家宗師,從而獲得了“亞聖”的稱號,從北宋開始,《孟子》一書取得儒家經典的地位。南宋時,朱熹將《孟子》和《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宋到明、清,“四書”成為士子必讀之書。“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被廣泛流傳並沿用至今,“天時、地利、人和”被人們當作一句經典互相傳頌或互相激勵,更被治政者所重視。《孟子》的注釋本,東漢時有趙岐、劉熙兩家之注,流傳至今者僅趙注而已。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內容簡明精確,是南宋到明清時最有影響的注釋本。
專家點評
選自《孟子·公孫丑下》,標題為選者所加。《荀子·王霸》中說:“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可見“天時、地利、人和”是先秦時代的熟語,為人們所習用,但內容各有所指。荀子就農事而言,即分別指農時、地力和分工合作。孟子這裡是就戰事而言,“天時”指時機、氣候等天然因素,“地利”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地理優勢,人和指人心向背。
這篇短論,論述了“天時”、地利”、“人和”對戰爭勝負的影響,指出“人和”是取得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論斷,反映了孟子把“人和”看作決定戰爭勝負諸因素中的關鍵所在,顯示了他對人的因素的特別重視。
而民心的向背又在於君主是否能夠施行仁政,推行王道,也就是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認為,只要施仁政,行王道,必能得到廣泛的支持、擁護,則“戰必勝矣”;不能施仁政的暴君,必然很少有人支持、擁護,從而導致眾叛親離的下場。雖然孟子的意圖在於向統治階級進言,維護統治階級利益,但客觀上起到為人民爭取“仁政”的社會權益的作用。因此這一觀點還有廣泛的積極意義,今天也還常被用來說明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得失向題。用它比喻正義戰爭會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擁護,最終取得勝利;非正義戰爭則會受到人民的孤立而必將導致失敗。
不過也應該看到,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往往是有聯繫的,不可分割的,它們之間有著辯證的關係。在一定的條件下,其重要位置的先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還不宜把三者對立起來,對何者更重要做絕對化的一成不變的理解。
本章緊扣中心論點反覆論證,主旨突出,說理充分,由表及里,層層深入,明白暢達。文章一開始就亮出觀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後分別從攻城和守城兩方面論證:攻城時,雖然有“天時”的優勢,但因為沒有“地利”,所以攻而不勝;守城時,雖然占有“地利”的優勢,但卻缺乏“人和”的條件,結果人民“委而棄之”。這樣就在對比中論證了“人和”是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最終歸結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論點。行文中大量運用對比方法和排比句式,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對比強烈,觀點鮮明;又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等排比工整,語言凝練。這些都形成了文章論證清晰透徹、氣勢雄放,語言凝練工整的特點。
作者小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生卒年月不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孟子曾遊說諸侯,經歷鄒、任、齊、魯、宋、滕、梁等國。他在齊曾為“卿”,在梁也受到優遇,但他的主張卻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因而不被當時的統治者所採納。孟子因此停止政治活動,和門人萬章、公孫丑等著《孟子》7篇,流傳後世。孟子是孔子以後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認為人性本善,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體系。他口稱堯舜,誦法先王,宣傳仁義,主張“仁政”和“王道”,繼承和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從“保民而王”出發,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對當時的暴君暴政進行了猛烈抨擊,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進步意義。但他又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仕者世祿”的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理論,反映了他思想上固有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