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內容
孟子見梁襄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注釋
孟子見梁襄王,(1)出語人曰:(2)"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3)'天下惡乎定 '(4)吾對曰:'定於一.'(5)"'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6)王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7)沛然下雨,(8)則苗浡然興之矣,(9)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10)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11)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12)沛然誰能御之 '"
(1)梁襄王:即魏襄王,名嗣(一說名赫),魏惠王的兒子,前318一前296年在位,襄是他死後的諡號.此處所說的事,當在襄王繼位後不久.
(2)語(yù預):告訴.
(3)卒:通"猝",突然.熹《集往》概括以上描述梁襄王形態的語句雲:"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4)惡(Wū烏)平:怎樣,如何.
(5)定於一:朱熹《集注》雲:"必合於一然後定."
(6)與:此處為歸順,隨從之意.
(7)油然:朱熹《集注》雲:"雲盛貌."
(8)沛然:朱熹《集注》雲:"雨盛貌."
(9)浡(bó博)然:朱熹《集注》雲:"興起貌."
(10)人牧:管理民眾的人,即統治者.
(11)領:即脖子.
(12)由:通"猶"
譯文:
孟子進見梁襄王，出來後，對人說：“（梁襄王）遠遠看上去不像個國君的樣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麼使人敬畏的地方。
“（見了我後）突然問道：‘天下要怎樣才能安定呢？’
“我回答說：‘天下安定在於統一。’
“‘誰能統一天下呢？’
“我對他說：‘不喜歡殺人的國君能統一天下。’
“‘誰會歸附他呢？’
“我又回答：‘天下沒有不歸附他的。大王您知道禾苗生長的情況嗎？當七八月間一發生乾旱，禾苗就要枯槁了。一旦天上烏雲密布，下起大雨，那么禾苗就長得茂盛了。如果這樣的話，誰能阻止它呢？而現在天下國君，沒有一個不嗜好殺人。如果有不嗜好殺人的（國君），那么普天下的人民都會伸長脖子盼著他來。如果真能這樣，人民歸順他，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誰又能夠阻止得了呢？”
賞析一
《孟子見梁襄王》賞析（徐應佩、周溶泉）
清代劉熙載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藝概·文概》）我們讀《孟子見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證。這一章選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見過梁襄王之後，向人轉述他與梁襄王對答的情況，表現了主張“仁政”“王道”的一貫思想。
孟子處於戰國七雄爭霸的時代，新興地主階級正在崛起，並要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因而社會矛盾更趨激烈，兼併戰爭日益頻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階級對立，正如孟子所說：“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孟子到處宣揚“保民而王”“仁義為本”的思想，在當時符合人民的願望，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孟子首先到梁（今開封）謁見梁惠王，向梁惠王遊說，在此並見到梁惠王的兒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與梁襄王的應對，既鮮明地表明了他的觀點，又表現出他高超的談話藝術。
善辯。孟子是一位有名的雄辯家。其門人公都子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回答說：“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孟子確實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對付那班見利忘義、嗜殺不仁的統治者，才施展他的辯才的。孟子對付梁襄王，首先在於善於察言觀色而擇言。他見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個國君不像個國君的樣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麼威嚴。孟子對梁襄王的印象並不佳，因而講話直截了當，毫不婉轉曲折。其次在於圍繞中心，逐步展開論述。梁襄王的命題是“天下惡乎定？”怎樣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於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問話不如他父親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面臨的矛盾，步步追問的都屬於治國的常識性問題，孟子也就以嚴密的邏輯聯繫，將啟發與闡釋相結合的言論，使之啟蒙益智。作為一國之君，只有使天下歸附，才得人心，這就要愛民保民，絕不嗜殺好戰，那么天下歸於一統，社會也就安定了。孟子循著梁襄王問題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講的內容，而不徑直揭底，使對方在獲得某種滿足之時，又有新的不滿足，這種“引而不發，躍如也”的講話藝術，較之捷言盡說更能收到效果。
善喻。漢代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比喻即使語言生動形象，具有直觀性，又含意豐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質的深刻性。《孟子見梁襄王》，同樣以生動的比喻說明了“天下莫不與也”的道理。孟子將人民盼望不嗜殺的君王，比作七八月間的旱苗盼雨。苗“槁”，久旱要枯死，這時天空“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烏雲像油一樣的漫延，泛著光澤，大雨像滿溢樣嘩嘩傾瀉，那么禾苗自然“然興之”，蓬蓬勃勃地生長，更為茂盛。孟子以苗“槁”與“興”的對比，說明雨對禾生死榮枯的關係，顯示人民對明君與暴君的態度。孟子形容天下之民歸附不嗜殺人者，“猶水之就下”，無法抗拒，也貌合神契。槁苗望雨“孰能御之”，民之歸附，“沛然誰能御之”，反詰得讓人毋庸置疑。要天下“與”之，都跟隨君王，關鍵在君不嗜殺人，如甘霖惠旱苗，則民便如水歸溝壑，前以天上雨水比君澤，後以地上流水比民心，兩喻相銜聯，又各賦其義，既自然又新穎。雨潤禾苗，水向低處，生活中習見之事，易明之理，既為人熟知又深感貼切。
犀利。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各有千秋。”（《荀子的批判》）孟子對梁襄王的應答，也是詞鋒尖銳。“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沒有一個君王不好殺人，概括戰國時廣闊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且連梁惠王、梁襄王也都一概列入嗜殺者之列。孟子看出梁襄王也屬於嗜殺圖霸的一類角色，也就乘機痛下針砭。他對梁惠王還申述了一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仁者無敵”的道理，而對梁襄王則勸之仍恐其愚，譏之則不畏其惱，言言作聲，語語中的。孟子對梁襄王一番應答之後，梁襄王沒有任何反應。孟子見在梁無法施行他的政治主張，便由梁到齊，“加齊之卿相”。
孟子見梁襄王時，已是七十歲左右，先前已經遊歷了好多國家，到梁後先和惠王有過多次接觸，因此這時是他思想很成熟的時期，也是經驗很豐富的時候。他與梁襄王僅此一次接觸的記載，雖然時間短暫，言談簡要，可是由此一斑，亦可見孟子的思想核心和講話藝術。就此，對於我們了解孟子的主張以及散文藝術，是有意義的。
（選自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
賞析二
清代劉熙載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藝概·文概》）我們讀《孟子見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證。這一章選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見過梁襄王之後，向人轉述他與梁襄王對答的情況，表現了主張“仁政”“王道”的一貫思想。
孟子處於戰國七雄爭霸的時代，新興地主階級正在崛起，並要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因而社會矛盾更趨激烈，兼併戰爭日益頻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和“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階級對立，正如孟子所說：“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孟子到處宣揚“保民而王”“仁義為本”的思想，在當時符合人民的願望，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孟子首先到梁（今開封）謁見梁惠王，向梁惠王遊說，在此並見到梁惠王的兒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與梁襄王的應對，既鮮明地表明了他的觀點，又表現出他高超的談話藝術。
善辯。孟子是一位有名的雄辯家。其門人公都子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回答說：“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孟子確實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對付那班見利忘義、嗜殺不仁的統治者，才施展他的辯才的。孟子對付梁襄王，首先在於善於察言觀色而擇言。他見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個國君不像個國君的樣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麼威嚴。孟子對梁襄王的印象並不佳，因而講話直截了當，毫不婉轉曲折。其次在於圍繞中心，逐步展開論述。梁襄王的命題是“天下惡乎定？”怎樣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於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問話不如他父親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面臨的矛盾，步步追問的都屬於治國的常識性問題，孟子也就以嚴密的邏輯聯繫，將啟發與闡釋相結合的言論，使之啟蒙益智。作為一國之君，只有使天下歸附，才得人心，這就要愛民保民，絕不嗜殺好戰，那么天下歸於一統，社會也就安定了。孟子循著梁襄王問題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講的內容，而不徑直揭底，使對方在獲得某種滿足之時，又有新的不滿足，這種“引而不發，躍如也”的講話藝術，較之捷言盡說更能收到效果。
善喻。漢代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比喻既使語言生動形象，具有直觀性，又含意豐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質的深刻性。《孟子見梁襄王》，同樣以生動的比喻說明了“天下莫不與也”的道理。孟子將人民盼望不嗜殺的君王，比作七八月間的旱苗盼雨。苗“槁”，久旱要枯死，這時天空“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烏雲像油一樣的漫延，泛著光澤，大雨像滿溢樣嘩嘩傾瀉，那么禾苗自然“然興之”，蓬蓬勃勃地生長，更為茂盛。孟子以苗“槁”與“興”的對比，說明雨對禾生死榮枯的關係，顯示人民對明君與暴君的態度。孟子形容天下之民歸附不嗜殺人者，“猶水之就下”，無法抗拒，也貌合神契。槁苗望雨“孰能御之”，民之歸附，“沛然誰能御之”，反詰得讓人毋庸置疑。要天下“與”之，都跟隨君王，關鍵在君不嗜殺人，如甘霖惠旱苗，則民便如水歸溝壑，前以天上雨水比君澤，後以地上流水比民心，兩喻相銜聯，又各賦其義，既自然又新穎。雨潤禾苗，水向低處，生活中習見之事，易明之理，既為人熟知又深感貼切。
犀利。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各有千秋。”（《荀子的批判》）孟子對梁襄王的應答，也是詞鋒尖銳。“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沒有一個君王不好殺人，概括戰國時廣闊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且連梁惠王、梁襄王也都一概列入嗜殺者之列。孟子看出梁襄王也屬於嗜殺圖霸的一類角色，也就乘機痛下針砭。他對梁惠王還申述了一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仁者無敵”的道理，而對梁襄王則勸之仍恐其愚，譏之則不畏其惱，言言作聲，語語中的。孟子對梁襄王一番應答之後，梁襄王沒有任何反應。孟子見在梁無法施行他的政治主張，便由梁到齊，“加齊之卿相”。
孟子見梁襄王時，已是七十歲左右，先前已經遊歷了好多國家，到梁後先和惠王有過多次接觸，因此這時是他思想很成熟的時期，也是經驗很豐富的時候。他與梁襄王僅此一次接觸的記載，雖然時間短暫，言談簡要，可是由此一斑，亦可見孟子的思想核心和講話藝術。就此，對於我們了解孟子的主張以及散文藝術，是有意義的。
作者介紹
孟子（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現在山東省鄒縣東南）人，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曾受業於子思（孔子的孫子）的門人，30歲左右收徒講學。44歲時開始周遊列國，先後到齊、宋、滕、魏、魯等國，遊說諸侯，宣揚“仁政”“王道”，始終不受重用。晚年返回家鄉，講學著述，直到去世。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孟子和孔子一樣，成為封建統治者尊崇的偶像；到唐代，已將孟子和孔子並稱；元、明時稱為“亞聖”。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哲學、政治思想，並有所發展。他主張人性本善，認為凡人都可以為堯舜，每個國君都可以成為聖王。他宣傳仁政，抨擊暴政，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他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他反對發動不義戰爭以及剝削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人與事。這種強烈的民本思想正是社會變革中時代精神的體現。孟子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也有有所不為的操守，他提出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為封建時代士大夫出世進退的準則。孟子渴望統治者任用他以施展自己的抱負。他每到一個國家見到國君，都反覆講仁政的好處，當他知道這個國君無意用他時，決不附和遷就權貴，而是悵然離開。他對國君採取傲然視之的態度。他歌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他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還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對後世有不良影響。
孟子具有豐厚的學養，剛健的氣質，機智應變的能力，不僅以“好辯”著稱，而且極為善辯。《孟子·滕文公下》記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偏激的行為），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見，孟子的“好辯”也是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決定的。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當時政治上諸侯紛爭，“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統治階級“庖有肥肉，廄有肥馬”，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廣大勞動人民卻“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思想界則百家蜂起，“處士橫議”。孟子從儒家的“仁政”思想出發，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又要掃清阻礙推行這種主張的各種“邪說”。所以不能不與各種學說進行辯論交鋒，以捍衛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這就決定了孟子文章“好辯”的特點。
《孟子》共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各篇又都分上、下兩篇。《孟子》是《論語》之後儒家最重要的著作，漢文帝時列為博士科目。宋代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到南宋時，朱熹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書。明清科舉考試八股文，題目都來自《四書》。
關於《孟子》的作者，歷來有三種看法。或認為是孟子本人所著，或認為是他的門徒所著，或認為是他們師徒合著。後一種觀點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的，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孟子》是模仿《論語》的，主要記錄孟子的言行。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學說，主張實行“仁政”，反對諸侯間攻城掠地、殘害人民的不義之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他還呼籲省刑薄賦，制定民產，對人民的苦難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注。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於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的氣概，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
《孟子》散文善於運用比喻。有人統計，《孟子》全書共261章，其中有93章共用了159個比喻，可見孟子是善用比喻的能手。用比喻說理，用生動形象的比喻來進行論辯，不僅增加了形象性，富有情趣，引人入勝；而且顯得簡潔、明白，更有說服力。
《孟子》的散文善設機巧，引人入彀，先縱後擒，很有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