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61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通過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希望與會者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隨後，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致信，並附上1930年毛澤東寫的《關於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繫實際認真學習。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議程有三項：1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2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畫問題；3關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由於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大家頭腦都比較冷靜，能夠面對現實，和衷共濟地為克服暫時困難而共謀大計。會議期間毛澤東聽了五次匯報，經過充分討論、醞釀和思考，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逐漸形成。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後的一天，一月十三日，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
信中指出：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全會之後，毛澤東親自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湘、粵農村進行調研。中央其他領導人也分別到農村調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也紛紛深入基層。形成了一股濃烈的調查研究風氣，解決了實際工作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來成了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句著名口號。
由來
1961年5月4日，周恩來在河北省邯鄲市武安縣伯延人民公社進行農業調查。圖為周恩來在伯延人民公社和社員肖書義談話。1960年12月23日，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毛澤東聽取第一次匯報。
在插話中，毛澤東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幹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幹部分成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麼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麼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取酬、等價交換，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
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種人，要由民眾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把壞人撤了，民眾不相信，後來開民眾大會又撤了一次。毛澤東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民眾，搞階級鬥爭。
講到退賠，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關於自留地，毛澤東希望多留一點，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樣？大家議一下。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並舉、私養為主的方針。
最後，毛澤東說，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
12月27日，毛澤東聽第二次匯報。
關於整風整社。毛澤東說，摸底排隊很重要，不然心中無數。毛澤東肯定縣、社、隊的幹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壞的，包括打進來的、變質的和死官僚。關於死官僚主義分子，上次聽匯報時，毛澤東把他們列入敵人；這次改了，說他們同一、二類有所區別，是人民內部問題。講到糊塗人，毛澤東說了一個故事。楚莊王當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個大臣向楚莊王說，有一種鳥，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楚莊王聽了這話，覺悟了，開始振作起來。可見糊塗人也是可以振作起來的。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後，有些事情沒有想到會是刮“共產風”。1959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就不會那么辦了。貴州省從農村調出來100萬勞動力，這就是一平二調的“調”嘛。北京大學500多學生去修鐵路，苦戰20天，回來後又不休整，結果100多人發高燒，患浮腫病，後來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見不要隨便搞什麼不斷革命。
毛澤東肯定江蘇省一個報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麼反什麼,有多少反多少。
毛澤東說：“這是個新辦法。”它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它能夠防止反傾向鬥爭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避免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毛澤東為什麼說是“新辦法”呢？所謂新，實際上就是對廬山會議後一味反右的一種修改。
毛澤東對這次整風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說，只要把整風整社搞好了，轉變局面、爭取豐收並不困難。他認為戰勝災荒、爭取豐收有許多有利條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戰三年的經驗，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過去一搞就是幾個大辦。看來大辦只能有一個，大辦這個就不能大辦那個。過去我們大辦工業，現在要大辦農業，由大辦工業轉變到大辦農業，工業發展速度要壓低。
當有人匯報說，去年農業書記會議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有問題的時候，毛澤東斷然說：“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毛澤東終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講人民公社過渡問題的時候，在他強調過渡的條件必須是公社一級的經濟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時候，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恰恰是助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毛澤東在插話中提出，有些地方，縣合併得太大了。從有利於抓好農業生產著眼，以小縣制為好。
12月30日，毛澤東聽第三次匯報。
隨著會議對問題討論的逐步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逐步發展。談到價格問題時，毛澤東提出：要提高糧食價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經過反覆考慮的。1959年10月，柯慶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慮糧食提價問題。當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什麼東西都可以漲一點價，糧食不能漲價。”“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就是牽動太大，棉農加城市人口有一億多。”當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吃商品糧的一億多人口的穩定問題，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穩定問題。現在，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只提收購價，不提銷售價。他算了一筆賬，提收購價而不提銷售價，每年差價只有十億元，問題不大。他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農業產品不等價的問題。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
關於退賠，這一次毛澤東講得更嚴厲，更堅決。他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東西都沒有。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幹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民眾的滿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毛澤東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講到這裡，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談到“共產風”時，毛澤東再次承擔了責任。在匯報中涉及省委作檢討的問題，毛澤東說：“刮‘共產風’，中央是有責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責任擔起來了。”廖魯言說：“搞豐產田、大辦水利是有關部門提的。”毛澤東說：“過去這些事情是專管部門搞的，可是有我們看過的，批准的，如大辦水利、大辦副食品基地、養豬等。我們有責任，這樣才能總結經驗。”
匯報當中有人說，整風過後，還要講講大辦的成績，還是要從“一個指頭”出發。毛澤東卻說：先講“一個指頭”好不好？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
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多年來已經成為估計形勢的一種思維定式，一種既定的思想框框。這次毛澤東突破了這個框框。
聽完匯報後，毛澤東專門講了一下總結經驗的問題。他說：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從農業上調勞動力過多。他說：我跟好多外國人都講過，我們搞經濟工作沒有經驗。我們搞革命，搞階級鬥爭有經驗，搞建設沒有經驗。他又說，三年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要真正地好好地總結三年經驗。把這幾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就可以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信陽專區就是一個證明。爭取明年形勢好轉是有條件的，有辦法的。
提綱
1961年中央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圖為下鄉幹部向村民進行調查訪問。1、調查研究方法
關於調查目的。“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裡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
關於調查對象的選擇。“一個公社平均有三十個生產隊左右，他（公社書記）怎么會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個辦法，三十個生產隊他調查三個就行了，一個最壞的，一個中等的，一個最好的”。
關於調查的組織。“調查並不都要自己親身去搞。自己親身搞的，農村有一兩個、城市有一兩個就夠了。要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指導他們去搞”。
關於調查的具體方法。“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要看民眾是不是面有菜色，民眾的糧食究竟是很缺，還是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
2、幹事業的思路
幹事業就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
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都無從著手，而要摸清情況，就要做調查研究
決心大。領導者個人要有決心和毅力，還要動員全體參與者堅定信心，齊心協力。
方法對。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所以調查研究至關重要。
全文內容
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於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我們是向著摸清底的方向去做，這就進了一步。省委的書記、常委、委員，包括地委第一書記，他們就摸底嗎?如果摸底就不成問題了。但是應該說，也比過去進了一步，在動，在用試點的方法去了解情況。
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後，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又要調查農村又要調查城市，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裡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要看民眾是不是面有菜色，民眾的糧食究竟是很缺，還是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
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調查研究工作，並不那么困難，時間並不要那么多，調查的單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農村搞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搞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商店、一兩個學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個左右。這些調查並不都要自己親身去搞。自己親身搞的，農村有一兩個、城市有一兩個就夠了。要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指導他們去搞。比如寶坻縣江石窩的調查，就不是我們中央去搞的，是中央農村工作部搞的。
我看，這是他們的一大功勞。沔陽縣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陽的調查，是信陽地委搞的；靈寶縣的調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調查研究極為重要，要教會所有的省委書記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級和省的各個部門的負責同志、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做調查研究。他們不做調查，情況就不清楚。公社內部平調的情況，公社的黨委書記不一定都知道。一個公社平均有三十個生產隊左右，他怎么會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個辦法，三十個生產隊他調查三個就行了，一個最壞的，一個中等的，一個最好的。
我們講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要有這三條。
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
第二條決心大。這次會議我們開了二十幾天，情況逐步明了了，決心逐步增大了，但是決心還是參差不齊。有些同志講到要破產還債。這個話講得不那么好聽就是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縣、社兩級，如果為了還債，破產了，那就再白手起家。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他們使那些小生產者破產，才有了無產階級。他們剝奪的方法比我們一些人“高明”一點。他們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產者欠賬、破產，而我們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用這種方法來建立社有經濟、國有經濟是不行的。比如收購農副產品壓級壓價，非常不等價，搞得太兇，脫離民眾。執行原則，這個話好講，我們許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現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書記都有那么大的決心破產還債呢?我看還要看。將來會出現各省參差不齊的情況，這也是不平衡規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產還債，徹底退賠，能將農民民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一個省內幾十個縣或者一百多個縣裡頭，也會出現參差不齊的情況的。
第三條方法對。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這三條裡頭沒有提方針、政策，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方針、政策。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於沒有。鄭州會議的方針政策是對的，只有一條不對，就是不要算賬。鄭州會議是三月初開完的。有浙江的經驗，有麻城的經驗，到了四月上海會議就搞了十八條，決定舊賬堅決要算。我寫的那個批語還早嘛。那兩個月我動筆批的文字有兩萬字以上。打筆墨官司沒有多少用，兩萬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縣、社、隊封鎖，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省、地兩級沒有像現在這么一致的認識。有個同志講，鄭州會議是壓服的，不是說服的。那也是了，那個時候認識上有個距離。
關於農業，我只講這么一點。
工業呢?我們已經摸了一些底，還要繼續摸底。大體上今年的盤子，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縮短工業戰線，縮短重工業戰線。除了煤炭、木材、礦山、鐵道等，別的都要縮短。特別是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項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項目也不是今年統統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癩痢頭就讓他癩痢頭。
至於長遠計畫，現在還作不出來。我們還要再搞十年才能作。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同人走路一樣，走一陣要休息一下。軍隊行軍有大休息、小休息，勞逸結合，有勞有逸。兩個戰役之間也要休息整頓。我們這次會開了二十多天，當然相當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開會。這次會不算“神仙會”，是相當緊張的會，但也不那么十分緊張，檔案也比較少。過去我們開一次會議，決議很多，以為這些決議會靈，其實並不那么靈。會議的決議，多不一定靈，少也不一定靈，關鍵還是在於情況明不明，決心大不大，方法對不對。
今天看了一條訊息，說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萬噸鋼，英國去年鋼產量是兩千四百萬噸，法國前年搞了一千六百萬噸，去年是一千七百萬噸。他們都是搞了很多年才達到的。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後再說。今年、明年、後年搞紮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我們要做鞏固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規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
總之，我們對國內情況還是不太明，決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對。我們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區的底，二十七個地方分開來摸。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自治區又按地、縣、公社分頭去摸。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不摸清一個農村公社，不摸清一個城市公社，不摸清一個工廠，不摸清一個學校，不摸清一個商店，不摸清一個連隊，就不行。其實，摸清這么幾個單位的情況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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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民眾，與村民同吃住。《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文，是毛澤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讀了此文後，再一次領悟到毛澤東同志的一句精闢論斷：“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真諦。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每每受益匪淺。然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毛澤東講到“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更讓我深有感觸。調查研究不僅僅是“沒有發言權”的問題，而且還關係到“工作之基”問題。
調查研究，是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我們黨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調查研究就是唯物論的反映論的最基本功底。我們常常講“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言簡意賅，就是從調查研究中來。調查研究，是真知灼見形成、發展和飛躍的基本途徑，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捷徑可走。比如說，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環境不斷變化，稅收工作不斷呈現出新特點、新情況、新問題，稅務部門在稅收征管工作中，若不經常性開展稅源調查，就難以牢牢地把握稅收中心工作，也難以掌握稅收工作的主動權。“憑想像和估計”從事稅收工作，都將會影響國家稅收收入的“大局”，乃至國家“經濟基礎”。可見，稅源調查事關重大，是完成稅收任務之基礎，必須貫穿於稅務工作全過程。要想做好稅收工作，首先就要做到“情況明”，要做到“情況明”，就需要開展稅源調查和研究。這是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就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調查研究，是決策之前提。做任何一項工作，都需要計畫、安排或籌劃，統稱為決策。如果“憑想像和估計”進行決策，決策往往會成為“空中樓閣”、“無根之基”。如出台一項稅收政策，制訂一項征管措施，憑主觀臆斷或憑空想像，“政策”或“措施”不僅難以實施，而且往往會給納稅人或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如某個體納稅人，自稱月實際營業額為4000元（起征點5000元，實際營業額為8000元），稅收管理人員若不進行調查，按4000元（因達不到起征點）給予免徵。國家每月將損失稅收至少為8,000元/1.03×3%（適用稅率）=233.01元。若此類個體戶日積月累，國家定將造成巨額稅收損失。可見，不調查研究後患無窮，決策也將成為“禍害”或“罪孽”。
調查研究，是成果總結之真諦。在日常工作中，一些部門往往“報喜不報憂”，將工作成果“擴大化”、“虛擬化”情況屢見不鮮；而一些納稅人則“報憂不報喜”、“盈利縮水”、“實盈虛虧”等問題也層出不窮。所以，當我們看工作總結、聽取工作匯報、徵求民眾意見、查閱納稅人賬冊報表、翻閱企業財務報告等等，如果只是“聽之任之”、“閉門讀書”，往往會被“喜悅”所蒙蔽，被“成果”或“虛虧”所“欺騙”。如某稅收管理人員進企業從事稅源調查，只看企業財務（成果）報告後，就根據該報告寫了“稅源調查報告”，在報告中下結論到：“由於當年物價因素，造成該企業虧損額高達121.2萬元。”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事後據稅務稽查，該企業出現121.2萬元的虧損額，主要是由於企業“下腳料”出售未記銷售、多結轉當年產品成本和部分產品銷售不入賬等原因造成。可見，要真正掌握成果總結之真諦，還得要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調查的是什麼？是真實情況；爭取的是什麼？是“發言權”和“工作主動權”，甚至於是“領導權”。歷史證明，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為什麼沒有人可以替代？為何“左傾”也好，“右傾”也罷，都被歷史所否定？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看重視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看誰更能夠深刻入骨地了解中國國情。我們打開“毛選”可發現，“毛選”自始至終都離不開“調查研究”。如開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一篇調查研究報告，中國所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和政策，都源於此。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蘇區，錯誤路線迫使毛澤東同志暫別紅軍，那么，他到哪裡去了呢？在最艱難困苦之時，他還是去贛南、閩西農村深入調查研究了，這是他為之耗盡心血的工作。他著名的幾篇調查報告，大都出自“艱難困苦歲月”，發聾振聵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就出自於那個“年代”。毛澤東同志不怕被剝奪“發言權”，因為他會調查研究，他最了解中國國情，他最了解中國人。正因如此，他的發言權，誰也“停止”不了，“剝奪”不了；他的領導權，在實踐中形成的核心地位，因此誰也替代不了。歷史最終證明，調查研究就是工作之基，更是革命成功之基。
調查離不開研究。前面曾舉過例子，稅收管理員下企業調查了，也掌握了企業虧損原因，但他因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以一句“物價因素”下達了企業“虧損結論”，結果是“大錯特借”。毛澤東一再強調，調查研究要帶著哲學頭腦“下去”，強調“分析好”、“研究細”，才能“大有益”、“大收穫”。這都是說，調查研究，重在“研究”，“調查”的目的是掌握真實情況，而“研究”就是針對調查中發現的難點、熱點、重點等等關鍵性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性辦法或措施，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調查研究的最終目的。如毛澤東說“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鬥爭策略”，說明調查還不會自動產生科學結論，重要的是剖析矛盾，找到規律，尋求方法。這就需要研究，需要辨析。如果說調查是掌握第一手材料，那么研究就是分析、掌握規律、解決問題。
研究十分重要。目前，從產業發展結構調整、新層次上解決民生問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稅制改革、稅收征管改革等等，都有許多新的規律隱伏其間，也有不少兩難矛盾互相依存、錯綜交織、相互轉化。只有通過調查基礎上的深刻研究，通過解剖矛盾同時產生的對策分析，通過匯聚民智得出的科學設計，才能真正找到突破口，才能一一化解矛盾，解決問題，也才能真正取得駕馭科學發展要求下市場經濟全局的“發言權”和“主導權”。經濟發展全局如此，稅務工作也是如此。
一言以蔽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就是要求我們在做任何一項工作，都不能簡化“調查研究”之程式，“調查研究”是工作的必經程式。本人通過學習《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將“調查研究”牢固地立為工作之基，牢牢銘記“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工作之基礎”之精華。本人在從事稅務工作中，將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調查研究”之作作風，在貫徹落實稅收政策時，結合當地實際掌握執行稅收政策的“度”，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緊密結合，為地方經濟作出更大貢獻；在制訂稅收征管舉措和創新納稅服務方式時，在依法做到“應收盡收”的前提下，急為納稅人所急，想為納稅人所想，做為納稅人所做，通過開展深入稅源調查研究基礎上，積極制訂並出台一些適應當地實際的稅收征管舉措和創新納稅服務方式，為納稅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相關啟示
首先，要切實加深對調查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於沒有。”“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其次，要常做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苗頭，消除隱患，避免出現重大問題後才亡羊補牢。
第三，要會做調查研究，掌握和運用正確的方法，才能更好地達到預期目的。
第四，要充分利用調查研究成果指導實踐。
現實情況下，積極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對黨來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對國家來說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要要求；對個人來說是正確認識社會經濟情況、了解基層實際問題、提升工作水平的必然要求，必須有目的有意識地積極開展。
